南史·张兴世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南史·张兴世传出自于《南史》,《南史》由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1]
原文
张兴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单名世,太宗益为兴世。少时家贫,南郡宗珍之为竟陵郡,兴世依之为客。竟陵旧置军府,以补参军督护,不就。白衣随王玄谟伐蛮,每战,辄有禽获,玄谟旧部曲诸将不及也,甚奇之。兴世还都,白太祖,称其胆力。
太宗即位,四方反叛。进兴世号龙骧将军,领水军,距南贼于赭圻。筑二城于湖口,伪龙骧将军陈庆领舸于前为游军。兴世率龙骧将军佼长生、董凯之攻克二城,因击庆,庆战大败,投水死者数千人。时台军据赭圻,南贼屯鹊尾,相持久不决。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今虽相持有余,而制敌不足。今若以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自固随宜断截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沮中流一梗粮运自艰。制贼之奇,莫过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计。兴世夕住景江浦宿,贼亦不进。夜潜遣黄道标领七十舸,径据钱溪,营立城柴。明旦,兴世与军齐集。停一宿,刘胡自领水步二十六军平旦来攻。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曰:“贼来尚远,而气盛矢骤,骤既力尽,盛亦易衰,此曹刿之所以破齐也。”令将士不得妄动,治城如故。俄而贼来转近,舫入洄洑,兴世乃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进,胡于是败走。斩级数百,投水者甚众,胡收军而下。是月朔,赭圻军士伐木为栅,于青山遇一童子曰:“贼下旬当平,无为自苦。” 忽不见。至是果败。
废帝元徽三年,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五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卒,时年五十九。追赠本官。 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宪,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
译文
张兴世,字文德,竞陵县人。本名张世,宋明帝为其增加一半,改为张兴世。张兴世年少时家中贫穷,南郡宗珍之担任竞陵太守时,张兴世依附他,做了他的门客。竞陵以往设置军府,宗珍之让他来朴任军府的参军督护,他没有就职,张兴世以平民身份随从王玄谟征讨蛮寇,每次作战,总是有所俘获,王玄谟老部下各将领都不及他,对此感到很惊异。张兴世返回京都时,王玄谟向宋文帝刘义隆禀告,称赞张兴世的勇气胆力。
宋明帝即位,各地发生叛乱。朝廷晋升张兴世为龙骧将军,让他率领水军,在赭圻抵御南方叛贼(晋安王划子勋)。叛贼在湖口营建两座城寨,伪龙骧将军陈庆率领战船在城前作为流动作战的部队。张兴世率龙骧将军佼长生、董凯之攻克了这两座城寨,于是进击陈庆,陈庆接战大败,投水而死的有数千人。当时台军占据赭圻,叛贼屯驻鹊尾,双方久久相持,王不相让。张兴世建议说:“叛贼占据上游,兵力强盛,地势优越。我军如今与敌兵相持虽力有余,但克敢制胜则力不足。现在如果派出数千名士兵,暗地里开往敌军的上游,凭借险要之地坚守,见机截断敌军,将使他们头尾难以照应,进退就会受阻。
同时中游一旦受到梗阻,敌军的粮运自然困难。克赦制胜的奇计,没有超过这一计的了。”洗攸之、吴喜都赞同他的计谋。张兴世夜晚驻扎在景江浦,叛贼也不前进,这天夜里,张兴世暗地里派遣黄道标率领七十条船,径直占据了钱溪,并营建城垒。次日早晨,张兴世同他的部队都在钱溪聚集。过了一夜,清晨时刘胡亲自率领水兵、步兵二十六营来进攻。将士们想要迎击敌人,张兴世阻止他们说:“贼兵虽然来了,但距离我军还很远,他们气势迅猛旺盛,气势迅猛就容易力量用尽,士气旺盛也容易衰竭,这就是从前曹刿能打败齐军的缘故啊!”他命令将士不得妄自行动,照旧营建城寨。不久,贼军渐渐逼近,贼船进入江中涡流,张兴世就命令寿寂之、任农夫率领数百名勇士攻击他们,各军相继跟上,斩首数百人,落水而死很多,叛贼收军而退。这月初一,赭圻的军士在砍伐树木制作栅栏时,在青山上遇到一个童子,童子说;“叛贼这个月下旬就会荡平,不要自我劳苦了。”说完就忽然不见了。到这时敌人果然被打败。
废帝元徽三年,征召张兴世入京任通直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元徽五年,张兴世因病重改任光禄大夫,常侍跟以前一样。宋顺帝升明二年张兴世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追赠本官。
父亲张仲子由于张兴世而做了给事中,张兴世打算要往襄阳去,他则因为热爱末乡而不忍离开。他曾经对张兴世说:“我虽然是田舍老公,却喜欢听演奏鼓角,你可以送我一部,种田的时候想吹奏一番。”张兴世平素做事恭谨敬畏法律,便给他解释说;“这是天子的鼓角,不是田舍老公所能吹奏的。”[2]
作者简介
李延寿,生卒年待考。唐代史学家,今河南安阳市人。贞观年间,做过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后任御史台主簿,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他曾参加过官修的《隋书》、《五代史志》(即《经籍志》)、 《晋书》及当朝国史的修撰,还独立撰成《南史》、《北史》和《太宗政典》(已佚)。《新唐书》对两书评价颇高,称“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