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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啟葆
出生 (1910-06-14)1910年6月14日
生於江蘇省崑山縣一個農民家庭
逝世 1975年9月12日(1975-09-12)(65歲)
教育程度 中央大學農學院農藝系
職業 農學家,棉花專家
知名於 推動旱地植棉
開發新疆棉田
組織棉花黃
枯萎病病害防治研究

俞啟葆(1910—1975),農學家,棉花專家。早年潛心棉花黃苗、棕絮、捲縮葉等遺傳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從事科研管理工作,對建設陝西省農業科研機構和隊伍,推動旱地植棉,開發新疆棉田;組織棉花黃、枯萎病和小麥條鏽病防治研究,發展西北地區農業生產做出了重要貢獻。 [1]

簡介

俞啟葆,字遂初,1910年6月14日生於江蘇省崑山縣一個農民家庭,幼年在家鄉讀私塾,12歲考入上海中華職業學校商科。畢業後在上海三友實業社做過兩年多會計工作。1929年考入南通農學院附屬高中,一年後,考入中央大學農學院農藝系。1934年大學畢業後留校作助教,從事棉花遺傳育種研究。1937年底他隨校西遷重慶。這時他走出實驗室步入棉區,研究解決抗戰軍民衣被問題。1940年3月在馮澤芳舉薦下,被調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以督導員身份到陝西棉改所,指導涇陽地區棉花生產與科研工作。1945年初,他赴美康奈爾大學植物育種系及紐約市長內基研究所遺傳學部學習,考察1年。

1949年,俞啟葆被調華北農業部工作。幾個月後,重回西北,先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技術研究室主任、西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農業科學院陝西分院副院長等職。曾被選為省政協委員、省人大代表、省科協副主席、農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他曾多次出國訪問,1974年率中國農業考察團去美國考察。 [2]

生平

俞啟葆(1910~1975),字遂初。江蘇崑山人。1922年離家去上海,入中華職業學校商科,1925年畢業後,在上海三友實業社當職員;1929年考入南通農學院附設高中,1930年又考入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在中大農學院,他邊學習邊參加棉花育種的試驗研究,曾發表《中棉新品種》《中棉遺傳研究》和《棉作葉綠素數量之初步研究》三篇論文,後兩篇還被英國的農業雜誌刊登、轉載。1934年畢業留校,被棉花專家馮肇傳教授選為助手,繼續從事棉花遺傳育種的研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又有兩篇論文被英國遺傳學雜誌刊登,在國內外頗有影響。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忍着與親人失散的痛苦,毅然隨中大西遷重慶。1938年,隨着南京、濟南、開封、武漢的淪陷,中國的集中產棉區除陝西關中外,均被日軍占領。俞心系抗日軍民的衣被急需,曾利用假期作了50天實地考察,寫出了擴大四川棉產區域的報告,遞交國民政府參考。

1940年3月,經著名棉花專家馮澤芳舉薦,俞調入國民政府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接着,以棉花督導的身份被派駐陝西農業改進所。到陝西後,他一頭扎在涇陽農事試驗場,與工人、技術人員一起,開展棉花的研究與推廣工作。憑藉自己淵博的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培育出棉花抗蟲新品種雞腳德字棉,選育出棉花高產品種涇斯棉,還成功地進行了亞洲棉與陸地棉的種間雜交。這一時期,他還抽出時間,先後考察了隴東、陝南、鄂北、豫西南棉區,提出了許多發展棉花生產、提高皮棉產量的建議,對促進該地區的棉花生產起了一定作用。他的這些福澤後世的科研成果,都是在十分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下取得的。那年月,重慶寄給他的薪俸雖然數目可觀,但由於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待收到時,也就夠每月買40來斤麵粉填飽肚子,衣着花銷再也無錢支付了。夏季棉田悶熱難耐,他把唯一的長褲剪成短褲;秋冬天氣寒冷,他在短褲外裹一件夾大衣,照舊在田間觀察、在室內試驗。有一年深秋,一個學校請他講課,他就是穿着這套大衣裹短褲的特殊服裝走上講台的。儘管生活如此困難,他還把陸續獲得的3000元獎金,接濟了連飯也吃不飽的窮苦人家。

1945年初,俞作為留美實習生前往美國,當他來到指定的學校時,發現導師的水平不如自己。許多學者因為早就從他的論文中知道他的學識和才華,都無意收他為徒。在這種情況下,他首先考察了美國的所有棉區,接着在康奈爾大學選讀了幾門課程,後來又在克乃其研究所遺傳學部住了三個月,寫了幾篇論文,滿打滿算在美國待了一年,便啟程回國了。

留美期間,已傳來抗日戰爭勝利的喜訊。俞急切地返回祖國,是想用自己的知識和在美國看到的現代文明為建設貧困落後的祖國效力。為此,他一踏入國門便奔走呼號,希望孫中山平均地權的主張儘快實行,並說服母親把自家的田地分給窮人;他馬不停蹄地去鄂、湘、贛、蘇、浙、冀、晉、豫各省棉區考察,力圖發展棉花生產,解決國人的穿衣問題。然而,他的興國富民夢想,很快就被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賣國和內戰政策粉碎了。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和國統區一浪高過一浪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鬥爭,使他逐漸認清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真理。因此,南京解放前夕,當國民黨軍警欲挾持中央農業實驗所的高級知識分子去台灣時,他與同事相約:決不離開大陸,保護好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迎接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俞於1950年7月被任命為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技術研究室主任。赴任路上,他由潼關下火車,徒步前往西安,沿途查看田間莊稼生長,與農民研討麥棉品種和耕作技術;思考着如何加強對西北13個農業試驗場的技術指導,到任不久就草擬成《關於西北各省農業試驗場的報告》。1952年,俞奉命籌建西北農業科學研究所,後任所長、研究員。195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農業部赴蘇農業考察團,並任棉花組組長。1958年,西北農業科學研究所改稱中國農業科學院陝西分院,俞任副院長,主持科研工作。中國共產黨重視科學實驗的各項政策,使他備受鼓舞,像一架開足馬力的機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在他的組織指導下,不僅找到了恢復陝西關中老棉區生產和開發河西走廊與新疆內陸棉區的途徑;而且組織區域性大協作,從育種和栽培等多方面入手,找到了小麥條鏽病和棉花黃枯萎病的綜合防治技術,為陝西、西北,乃至華北地區的農業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他苦學力行、嚴謹治學的精神和只講奉獻、不思回報的道德情操,影響、教育了陝西一代農業科技工作者。曾被選為中國農學會西安分會理事長、陝西省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還受聘擔任農業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國家科委農業組成員,是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長期奔波在農村,生活無定,加上過度勞累,俞的身體日漸衰弱,1975年初竟至進食不暢。夫人勸他去看病他不聽,只好求助組織;組織拿他也沒辦法,他日程表上的工作,依然每月每日都安排得滿滿的。7月參加省農村工作會議,已經咽不下飯,下肢浮腫,被送進西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診斷檢查,結果是胃癌晚期。消息傳出,省委書記霍士廉等前往探望,指示醫院全力醫治,但為時已經太晚。俞絲毫沒有悲傷。他壓根沒有多想自己的病痛,而是考慮如何抓緊這屬於他自己已經不多的時間,處理他住院前還沒有處理完的工作。他同各研究所的45位科研人員談話,講述了他對今後工作的意見;他給十幾位在各地蹲點的科研人員寫信,對他們正在進行的課題提出建議,鼓勵他們勇於創新,早出成果;他還寫信給上海復旦大學的王鳴岐教授,懇請王幫助陝西農科院植病專家劉漢文搞好紅矮病的研究。病危時刻,他想到他對中國的棉花生產還有許多話要說,便召來長期跟隨他進行棉花研究的鄭劍芸和溫茂萱,口述論文,要她倆記錄整理。當這篇題為《論中國棉種改革——兼論今後我國棉花選種》的論文初稿完成時,他已經不能下床了。工作上的事全部安排完了,俞才想到自己的家事,那是1975年9月12日清晨,他以微弱的聲音向夫人和兒子、兒媳說:「我過世後,不要向組織提什麼要求。」當天晚上便與世長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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