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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武為植，以文為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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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以武為植，以文為種 出 處:《尉繚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
以武為植，以武力為骨幹，多與「以文為種」聯句，比喻文武相對，互為表里，作為治軍的兩種手段。植：植物，指枝幹。《尉繚子·兵令上》：「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以武為植，以文為種，中國古代的一種軍事思想。 [1]
簡介
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指戰爭的勝敗取決於戰爭參加者有無良好的政治。語出《尉繚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主要是指政治， 「武」主要是指戰爭，二者是「種」(根本)與「植」(枝幹)、里與表的關係。
治理國家應該文武兩種策略並用,武力好像樹木的樹幹,而文治是根本,是樹木的基礎,武力是外部的,文治是內在的,統治者必須正確處理兩者關係。
春秋時期,公元前636年,晉文公重耳回國掌握政權,為爭霸中原,採取了一系列文治武功的重大措施。他一方面訓練軍隊,積聚糧草,調兵遣將,準備對外作戰; 另一方面採取措施,讓人民安居樂業。他發現人民對以「義」、「信」、「禮」為核心的周朝典章、道德遵循還很不夠,於是,趁當時「天子」周襄王被狄族趕走,避難在鄭國的機會,於公元前635年出兵打敗狄族,迎接周襄王回朝,以這種「勤王」的行動,來爭取各國的支持和教育晉國人民,這就是提倡「義」。以後又採取一系列措施使民眾重綱紀、講禮義、守信用,維護和發揚周公提倡的「敬德」精神。並於公元前633年在被廬地方召集軍隊,舉行盛大檢閱典禮,來教育人民知「禮節」,守紀律。後來,他看到晉國人民對他的政權已經信任,人民也講信義,遵守秩序與法令,認為文治已成熟,政權已鞏固,就在公元前632年對楚國出兵,大戰於城濮,取得全勝,晉國因而稱霸天下。
文治武功是治國安邦的兩大支柱,為古今中外統治階級所重視。反動的階級歷來用文武兩手對付革命階級,革命階級也必須用文武兩手對付反革命階級。對個人來說應當既會文又會武,才是全才。對人民進行國防教育,練兵習武,才能更好保衛祖國。
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 譯文資料
譯文：戰爭這個問題，軍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
出自：尉繚[秦朝]《尉繚子》兵令上第二十三。
原句：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辯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
釋義：戰爭這個問題，軍事是手段，政治是目的。軍事是現象，政治是本質。能弄清這二者的關係，就懂得勝敗的道理了。政治是用來明察利害，辨別安危的。軍事是用來戰勝強敵，保衛國家的。
擴展資料：
創作背景：《兵令上第二十三》是中國古代兵書《尉繚子》里記載的一篇兵法文章。本篇論述了戰爭的目的是「伐暴亂，本仁義，戰國則以立威」。戰爭的實質是「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此外，還論述了臨敵布陣的方法、紀律和要求。
《尉繚子》從人性論的視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闢治國思想，如「民非樂死而惡生也」，「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眾不強;器用不便則力不壯;刑罰不中則眾不畏」，後一句話可以作為尉繚子經國治軍思想的總綱領。
《尉繚子》受到《六韜》或者當時其他黃老道家治國理論的影響，提出治國應當使人無欲，無欲則沒有爭奪，沒有爭鬥就沒有犯罪和戰爭，那麼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圖圖空」。
《尉繚子》將戰爭區分為「挾義而戰」和「爭私結怨」兩大類(《攻權》，《續古逸叢書》本，下同)，支持「誅暴亂，禁不義」的戰爭，反對「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的戰爭。強調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封建統一，「併兼廣大以一其制度」。
認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認識到政治是根本，軍事是枝幹，是政治的發展和表現；認為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基礎，因而注重耕戰，把發展農業作為治國之本；商業對戰爭勝負有重大影響，「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同時，又認為軍事上的勝利會促進國內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戰勝於外，福產於內」(《兵談》，漢簡本)。主張慎戰，反對輕率用兵，要「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