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書 王安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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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書這篇書信討論了文和辭的關係，實際上也就是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文中把文和辭分開來講，文指作文的本意，辭指篇章之美。
原文
王安石〔宋代〕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雲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厚非韓比也，然其文卒配韓以傳，亦豪傑可畏者也。韓子嘗語人文矣，曰云雲，子厚亦曰云雲。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獨謂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托以為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挾此說以自治。始欲書之策而傳之人，其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耶？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雜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譯文
我曾經認為文章，不外是講禮教政治罷了。那些寫在書上而傳授給人們的，大體都歸於這些方面。至於古書說的「語言沒有文采，流傳就不會久遠」，僅僅是說修辭不可以不要，並非聖人寫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死了好久以後，有韓愈出現，千百年中，人們所瞻仰的聖人只有韓愈一人，真是個了不起的傑出人物。只有柳宗元和韓愈齊名，他雖然比不上韓愈，然而他寫的文章最終與韓愈的文章並傳，也是可敬畏的豪傑呀。韓愈曾對人說過關於寫文章的事，說應該這樣那樣；柳宗元也說過應該這樣那樣。我懷疑韓、柳二人說的，只不過是修辭的問題，至於寫文章的本意，不是這樣就夠了的。孟子說：「君子應該有自己的心得，有了心得，就能安心進行鑽研；安心進行鑽研，就能打下深厚的基礎；有了深厚的基礎，就能應用自如，左右逢源了！」我說孟子說的這些話，不僅直接適用於寫文章，同時也可借用來說明寫文章的本意。
而且我所說的文章，務必要做到有益於社會。所謂修辭，猶如器具上有雕刻繪畫一樣。如果使器具精巧華麗，不一定適用；如果適用，也不一定要精巧華麗。總之，要以適用為本，以雕刻繪畫作它的修飾罷了。不適用，就不是製造器具的本意，不給它進行修飾，難道是製造器具的本意嗎？不是的。但修飾也是不可以去掉的，只是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就行了。
我學寫文章很久了，多次拿這個說法來指導自己寫文章，現在才想把它寫出來傳授給人，至於在實踐上的應用，那還有待於更長的時間這種說法是對的或是錯的呢？我自己還沒有把握確定。您是一個正直的人，不會阿諛奉承自己喜歡的人。現抄上所寫的雜文十篇獻給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教，使我能確定是對或不對。
創作背景
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給某人的書信。宋仁宗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有《上張太博書》，雲「謹書所為原、說、志、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臨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張太博書》之後，雲「試於事者，則有待矣」，可見當為早年之作；又雲「書雜文十篇獻左右」，疑與《上張太博書》作於相近的時間裡。
賞析
該文是王安石闡述自己文論觀點的信。信雖主要針對書、序、原、說一類理論文的作意而言，但從中也可窺見王安石基本的文學觀點。在對文章本質的認識上，王安石是個「政教論」者。
他開門見山，提出要義：「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即認為文章的實質應是反映禮教政治，並為它們服務。在《與祖擇之書》中，他也重複過這個意思：「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書諸策而傳之人。」王安石認為，當初文章產生，就是因為古代聖賢對於治理世事有了個人的見解，於是寫下來，傳示當代及後人，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實際上就是禮教政治。以此為前提，該文集中闡釋了「作文之本意」，即寫文章到底為了什麼。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補於世」，「適於實用」。從這個根本點出發，王安石重點討論了文和辭的關係，即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文章的內容和形式應該是統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韓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裡手，成就很高，可惜他們沒有重視作文的目的，只告訴人們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離婁下》中所說的一段話卻不只是告訴人們如何作文章，還可藉以比喻寫文章的終極目的。孟子的本義是說，君子探求學問，目的在於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專心研究下去；專心研究，就會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運用起來就能左右逢源、頭頭是道。寫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確的實用目的，目的明確，你就會認真思考，獲得自己的見解；見解深刻，內容充實，寫起來就能得心應手，驅遣自然。所以寫文章，目的、內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說明文章「以適用為本」的道理。以為言辭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飾，雖不可完全廢止，但總不能擺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適用，不一定非要華麗巧妙不可，而不適於實用者，裝飾再華巧，也失去了它作為器物的本來意義。
在北宋，對於「道」與「文」的關係，爭論非常激烈，不少人執論偏頗，王安石認為「彼陋者」，「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與祖擇之書》）有的人雖夸談「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卻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別指出在強調「作文之本意」方面，韓、柳也還作得不夠。同時，他也看到了道學家矯枉過正，重道輕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認「巧且華」的修飾作用。於是，他明確提出自己的主張：「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內容放在首位，而表現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讀者對此不作機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擺法無疑是正確的。然而，王安石所講的思想內容，僅僅指禮教政治，這種認識就過於拘狹。但是，在那個歷史時期，王安石能從文章的社會功用出發探討其內容和形式的相互關係，提出這樣獨到而較為深刻的見解，是非常可貴的。
從王安石的寫作實踐看，他確是「挾此說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論雖關宏旨，說理卻透闢而簡潔，毫無巧飾刻畫之痕。起手即明確道出自己對「文」的基本看法，語氣斬釘截鐵，顯得理足氣盛。緊接着一言論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的本意並非倚重修辭，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強調文飾的一個重要理論根據。關於聖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須「以適用為本」，以思想內容為主，並用比喻對此展開了充分而生動的論說。信從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後落腳在如何處理「文」、「辭」關係上，幾經推演，但卻中心突出，觀點鮮明，作者的思路表達得很清楚。文筆既簡練勁峭，又不失華采生動，語言極富表現力。
由於王安石從禮教政治出發，過於強調實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學觀念帶上了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人們又往往把僅適用於理論文章的「適用為本」的觀點賦予普遍的意義，推廣於一切文學，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將文學和政治宣傳等同了起來，輕視乃至否定了文學的審美價值和愉悅作用。這也許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簡析
這篇書信討論了文和辭的關係，實際上也就是內容和形式的關係；文中把文和辭分開來講，文指作文的本意，辭指篇章之美。全文開門見山，簡潔剛勁，說理透徹，語言精煉，將作者的思路表達得很清楚：他的本意在於明道，而所謂道，則是可以施之於實用的經世之學。文以實用為主，因此在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上，明確指出必須重視內容。作者認為古文家雖然夸談文以明道，但其真實的心得，則在文不在道。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共傳之詩句莫過於《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