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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言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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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古詩簡稱七古，在古代詩歌中，是形式最活潑、體裁最多樣、句法和韻腳的處理最自由，而且抒情敘事最富有表現力的一種詩歌形式，詩體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為主。簡單地說就是篇幅較長，容量較大，用韻靈活。如杜甫的七言古詩代表作《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並序》、《丹青引贈曹霸將軍》等。
溯源
七言古詩，是中國古代詩歌體裁的一種，詩體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為主。
它起源於民謠。先秦時期除《詩經》、《楚辭》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摹仿民間歌謠寫成的以七言為主的雜言體韻文。西漢時期除《漢書》所載的《樓護歌》、《上郡歌》外，還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韻文。
《燕歌行》
東漢七言、雜言民謠為數更多，如東漢末年的《小麥謠》、《城上烏》（司馬彪《續漢書·五行志》）、《桓靈時童謠》「舉秀才」（葛洪《抱朴子·審舉》）都是很生動、通俗流暢的七言和雜言民間作品。相傳漢武帝曾會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聯句，但據後人考證，實系偽托，並不可靠。
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的第一首文人創作的完整七言詩。以後湯惠林、鮑照都有七言作品。鮑照的《擬行路難》18首，不僅在詩歌內容上有很大的擴展，同時還把原來七言詩的句句用韻變為隔句用韻和可以換韻，為七言體的發展開出了新路。
從梁至隋代七言體詩歌逐漸增多，至唐代七言詩才真正發達起來。七言詩的出現，為詩歌提供了一個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豐富了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表現力。
分類
七言古詩，是對七古和歌行的統稱。古人所謂七言，並不是說全詩每一句都是七個字，而是只要詩中多數的句子是七言就可以了。如李白《蜀道難》既有「噫吁嚱」三言，復有「危乎高哉」四言，「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五言，「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九言，但仍認為是七言歌行，而不認為是雜言詩。
明清以來的詩論家，對於七言古詩的劃分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認為七古、七言歌行二者同體，可以互相替代，如胡應麟《詩藪》云：「七言古詩，概曰歌行。」王士禛《古詩選》就徑直分五言詩與七言詩歌行鈔兩部分。明清詩話評論中，將七古與七言歌行相互代稱，其例更是不勝枚舉。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七古與歌行在體性上存在分別，這種分別而且甚大。李中華、李會二位先生曾著文論述過這個問題，略曰：從形式上看，七古與七言歌行都是七言詩，又都不能算是七言律詩，故歸為一體，目為七古，似亦理所當然。然而就各自詩體的源流、體式與風格而論，二者之間又存在着明顯的差異。
七古七律
首先，七言歌行出自古樂府，而七古則是七律產生之後別立的詩體，二者淵源不同。漢魏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燕歌行》、《齊歌行》、《艷歌行》、《怨歌行》、《傷歌行》、《悲歌行》、《鞠歌行》、《棹歌行》等，可以視為唐代歌行之祖。其中七言歌行，則是漢魏以來七言樂府歌詩自然的發展。清代吳喬《圍爐詩話》嘗云：「七言創於漢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大盛，亦有五七言雜用者，唐人歌行之祖也。」所謂古詩《東飛伯勞》，即《樂府詩集·雜曲歌辭》載錄的《東飛伯勞歌》。故七言歌行出於漢魏、南朝樂府應無疑義。至於七言古詩，舊說它起於漢武帝時的《柏梁台詩》。然而《柏梁台詩》的作者有二十四人之多，每人一句，只能算是聯句，算不得完整的七古。所以從詩體發生的角度說，二者不同源。
歷史名人
李白在七言古詩發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李白的七古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和巨大的思想容量，在反映生活的深度與廣度方面，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藝術上，具有句式多變和韻律結構多變兩個突出特點，從而把七古的藝術表現力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李白的七古中，浪漫主義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現，浪漫主義藝術特徵得到了最主充分的發揮。
演進
唐代是中國詩歌大放異彩的時代。在唐代眾多的優秀文學作品中，七言古詩無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唐詩之所以成其為唐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七古在唐代的興盛。七古作為一種古老的詩體，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終於在唐代走向成熟。在以往的研究中，更多關注的是盛唐及其以後的七古作品。但對文學史稍加關注就不難發現，任何文學體裁的發展都是一個複雜的系統過程。
文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發展必定是社會，作家的心理以及整個社會心理發展的共同結果。七古的發展同樣不是一蹴而就，盛唐詩人是在綜合了前代七古創作實踐的基礎上，轉益多師，才最終創造了七古的輝煌。盛唐七古的最後準備期——初唐，前承漢魏六朝，後啟盛唐，雖然在這一時期七古的面貌沒有發生徹底的改變，但正是在「四傑」等初唐七古詩人的努力下，七古獲得了走向高潮的必要準備。初唐時期，七言古詩的體製得以正式確立，從四傑到張、李、沈、宋諸人，七言古詩經歷了一個從形式到風格方面的緩慢演變的過程。初唐諸詩人都為七言古詩的成熟與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貢獻，並開啟了盛唐七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