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序》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行者無疆?序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出走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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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圈的歐洲一側，二千年的最後幾天，我站在雪地里。
現在人們到北極、南極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難事了，但一般都會選在夏天。聽說我們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裡闖北極，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來勸阻，可惜已經勸不住了。花那麼長時間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還有哪一座城市有資格作終結?沒有一條街道能收納千萬條街道，沒有一扇大門能關閉千萬扇大門。只有冰雪荒原能夠闡述歐洲大地的本質，這是東方哲學的玄機。因此，敢於在這樣的季節摸到這裡來的，會有幾個東方人。
緊緊地裹着兩套羽絨滑雪服，還是冷得無可言喻。土著人的窩棚既不擋風也不擋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見我們凍成這個樣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過來抖抖索索端到嘴邊，只覺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遞給了邊上的夥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窩棚外面。這裡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趕快抬頭看星星，辨別方向。然後，朝南，心裡說一句：我走完了。
我說話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這個時辰，剛看完一個僻遠山區極俗極辣的儺戲，深感自己多年來的書齋著述與實際發生的文化現象嚴重脫節，決心銜恥出行。是從事社會實務?還是投身考察旅行?當時還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項，這個決定充滿危險。你看這麼一次實地考察，為了去趕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獨自在山間趕路，還撿了塊石頭捏在手上防身。文人離開書齋總是危險的，離開越遠危險越大。
綁來，倒是英國近代學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話幫我進一步作出了決定，因為他指出了隱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險，而這種危險我們平日早已隱隱約約感覺到。他說，象牙塔看似高雅精緻，卻是一種自我囚禁。他不客氣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藝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別無可談，談完了自己就互為觀眾。他認為，全部無聊、麻煩、傷害，就產生於這種小空間裡的『互為觀眾」。由此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論斷：真正的文化人、藝術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藝術界竭力要反對的事。這個事，顯然就是離開。象牙塔里「互為觀眾」的囚禁者們只要看到有人離開象牙塔，就會暫時地一致對外，對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認為，正因為這樣，證明除了叛逃別無選擇。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遠了，這個理由漸漸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後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問題，卻又帶出了更多的新問題，因此越走越遠，很難停步。遠行畢竟孤獨，便寫下一些文字來與遠近讀者溝通，溝通的方式當然不會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為觀眾」，長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聲厲氣，或唧唧噥噥。
就這樣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個新空間都帶來新責任，終於從國內走到國外，從中華文明走到了其它文明。既從其它文明來審視中華文明，又從中華文明來審視其它文明，然後橫下一條心，只要對人類發生過重大影響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礫，已淪匪巢，也一個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裡走瘋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也遇到過盜賊攔路、樹頂潑污、夜禽環視、梟鳴如歌，但天際還有隱隱月光，遠處還有朋友的呼聲，我沒有在半路失蹤。前些天一位芬蘭教授對我說：「想不起哪個歐洲旅行家走歐洲走得你們這樣長，據說以前你還冒險走完了那條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
於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極圈向十五年前剛下決心的自己稟報一聲：我走完了。
二
與每次出行一樣，這次走歐洲，走完後的想法與出發時有很大不同。例如出發時是不準備寫書的，理由眾所周知，但此刻我改變了主意。
仍然是空間帶來的責任。但這空間不僅僅是歐洲，還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兩個空間——敗落成恐怖的中東、中亞、南亞，和尚未敗落的中華大地。三大空間對比在眼前，渦旋在心中，產生的感受難以言表，包括某種隱?。感受可以咽下，隱?應該吐出，吐給誰聽呢?那兩個空間暫時還不會在意一個中國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給我們自己人說說。
我要說，歐洲文明確實優秀而又成熟，但這些年，卻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己有不少時空錯覺。
歐洲文明值得我們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華文明倡導「中庸之道」幾千年，至今還經常為「非此即彼」的極端性思維互損互耗。歐洲文明為什麼反倒能把古典傳統和現代創新、個人自由和社會公德融會貫通?更羨慕街邊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閃，便覺得日月悠長、山河無恙。這種文明從早年的擴張和後來的大戰中記取了不少東西又洗刷掉不少東西，近年來歐洲各國的聯合使它更加悠閒和安詳。它甚至覺得自己已進入文明發展的極致境界，沒有必要再作艱苦奮鬥。弗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所闡述的法國哲學家柯傑夫AlexandreKojeve的觀點很有代表性，即認為歐洲集中了從基督教文明到法國大革命的多種營養，戰勝了諸多對手，在物質的充裕、個體的自由、體制的民主和社會的安定等各個方面都已進入歷史的終結狀態，今後雖然還會有局部衝突，整體趨向卻是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消費和遊戲。
對此我深表質疑。因為我無法忘記從中東到南亞的一路景象，而那裡離歐洲並不遙遠。不講全球一體化倒也罷了，一講，又怎能把那滿目的危機、積怨、暴力從「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們卻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價值系統里閉目塞聽。我們在那條路上穿行幾個月，幾乎沒有遇見過歐洲人，這與他們勇於冒險的前輩相比實在差得太多。其實不必說大危機，即便是成批偷渡來的移民，也已經頻頻穿插在街邊咖啡座之間，把歐洲不想正視的空間塞到了眼前。歷來最有邏輯預見性的歐洲文化人理應對世界作一點危機提醒，但已經好久聽不到這樣的聲音了。
記得上次剛剛穿過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區來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裡等着採訪我的發達國家的記者。他問我穿越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險地區時是否為自己的生命安全驚慌，我說更驚慌的是人類的自相殘殺、宗教衝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紀之交還沒有緩和的跡象。這天晚上我發給香港鳳凰衛視的日記中寫道：
一切問題都迫在眉睫。文化本來應該是一種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卻又常常適得其反，變成了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別怵目驚心的廢墟我總是想，毀滅之前這裡是否出現過思考的面影、呼喚的聲音?但是大量的歷史數據告訴我，沒有，總是沒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業的庇蔭下，文化常常成了鋪張的點綴、無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窺，有時直到兵臨城下還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結果，總是野蠻的力量戰勝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總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瑣碎又最不應該瑣碎，最習慣於講究又最應該警惕講究。文化道義和文化良知，永遠是文化的靈魂所在，否則，營營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預兆。
……在人類面對如此密集的難題時，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擔起真正的文化責任，不管有多少擲石唾罵，仍能保持一個堅貞不渝的群體。暴徒可以刺殺甘地和拉賓，但天地間畢竟留下了他們的聲音。
《?心忡忡》，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見《千年一嘆》378～381頁
這次在歐洲，更覺得他們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顛倒輕重緩急的迷魂陣」之中。自身的優秀使他們對外部空間缺少敏感，於是也就缺少了責任，缺少責任的文化還能繼續優秀嗎?有時他們也自感到了這一點，試圖重新喚起對世界的責任，卻又因缺少切身體驗而「顛倒了輕重緩急」。
比較清醒的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冷戰剛剛結束之時便及時地指出各個文明群落之間的衝突就要開始。他看到了一切政治、軍事衝突背後的深層原因是文明的對峙，預計到歷史即將會沖刷掉表象顯露出本質，因此他警告西方文明不要對別種文明不屑一顧。只可惜他過於固守西方本位的立場，把剛剛剝離出來的文明課題又轉化成了政治課題。然而縱然如此，多數西方文化人也沒有聽從亨廷頓的告誡，繼續對別的文明不屑一顧又武斷揣測。最可笑的例子是，他們總是以幻想的方式來斷言中華文明的對外擴張欲望，以及即將對他們造成的威脅，殊不知中華文明雖然弊病多多，卻因為本性上不是航海文明和遊牧文明，獨獨沒有這種欲望，連遠航萬里的鄭和也壓根兒沒往那條路上想。對於被亨廷頓列為除西方文明外最重要的文明尚且如此無知，更不待說對於其它文明了。
三
一種文明如果不能正視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視自己的歷史，尤其是歷史上那種與蒙昧、野蠻搏鬥時留下的獰厲。一味把自己打扮成纖塵無染的世界判官，反倒是抽去了強健的體質。李澤厚先生說，即便獰厲如饕餮也會積澱深沉的歷史力量，保存巨大的美學魅力。一種文明如果失去了這種魅力該是多麼可惜。
今天的歐洲幾乎還清了一切舊賬，隨之也就卸除了多種歷史負擔，其中既有負面的負擔，也有正面的負擔。如果允許我以小喻大，那麼，這情景就像挪威卑爾根市的一位老婦，前些時候這位老婦向一家魚店送上一百克朗，說五十年前這家魚店多找了五個克朗她沒有退回，現在要連本帶息一起歸還。她一再向魚店的年輕主人檢討：「那年月太貧困了……」這件小事讓我感動了好半天，一種延綿的誠實使過失上升為高貴。但我又想到，這位還清了債務的老婦人明天會怎麼樣呢?她會不會因為五十年的目標終於達到而反倒虛脫?歐洲就是這位老婦人，當歷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們沒有理由對人家的失落漠不關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時已經被部分誤讀，那麼一旦真的失落，我們就會產生雙重的混亂。因此，尋找它的真實生命也就是尋找我們自己。這在文明的淺層意義上可說是「旁觀者清」，在文明的深層意義上，彼此本是無形的聯盟。
憑我以前的閱讀印象和實地探訪，朦朧覺得歐洲文明應該有一具粗獷而強悍的生命原型，有一個貫穿數千年的歷險情節，有一些少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無法追究的羞恥和悔恨，有幾句聲調低沈的告誡和遺囑。只有找到了這一些，?能實實在在地安頓我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學說、大師和規程。
這次從那片遙遠的土地深處呼喚出來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諦聽的本真之音。正是這種聲音，構成了這本書的「大情節」。散文本來是不追求大情節的，但這些大情節本身就在歐洲大地深處躲藏着，我和我的文字都避不開——
開頭應該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毀滅吧，卻不是一個宗教寓言。毀滅是歷史的刪節，厚厚的火山灰下還埋藏着重現的可能，不能重現的是智者的靈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國投來最初的問詢，於是毀滅中又多毀掉了一項萬里宿命。
毀滅後的復興除了需要穿越時間外還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災難，因此一聲聲橫貫歷史的歡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嘆息和抽泣。那座結束了中世紀的城市把輝煌交付給整個歐洲，自己只衛護住了受屈的兒子們，不再做聲。它引誘出了遼闊地面上無數美妙絕倫的音符、詩句和色彩，但這一切同樣幾乎無一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蠻所包圍。此時聽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邊流浪者們揚帆遠航的起錨聲。這聲音終於使歐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歐的森林城堡間深思起來，而一次次變革又從西歐的河濱街市間轟傳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帶來了市囂又帶來了戰塵，最終在一次次毀滅和復興的輪迴中帶出的，卻是平靜。[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