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仰望長安》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仰望長安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中國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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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方史書上看，古代世界最驕傲的城市，肯定是那個曾經輝耀着雄偉的石柱和角斗場的古羅馬城。但是，與它同時屹立在世界上的長安城，比它大了六倍。
公元五世紀，「北方蠻族」占領西羅馬帝國的時間和情景，與鮮卑族占領中國北方的時間和情景，非常相似，但結果卻截然相反：羅馬文明被蠻力毀損，中華文明被蠻力滋養。
當長安城人口多達百萬的時候，羅馬的人口已不足五萬。再看羅馬周圍的歐洲大地，當時也都瀰漫着中世紀神學的陰鬱。偶爾見到一簇簇光亮，那是宗教裁判所焚燒「異教徒」的火焰。
再往東邊看，曾經氣魄雄偉的波斯帝國已在七世紀中葉被阿拉伯勢力占領，印度也在差不多時間因戒日王的去世而陷於混亂。當時世界上比較像樣的城市，除了長安之外還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達。前者是聯結東西方的樞紐，後者是阿拉伯帝國的中心，但與長安一比，也都小得多，兩個城市加在一起還不到長安的一半。
後代中國文人一想到長安，立即就陷入了那幾個不知講了多少遍的宮廷故事。直到今天還是這樣，有大批重複的電視劇、舞台劇、小說為證。這倒不是因為他們如何歆羨龍御美人，而只是因為懶。歷來通行的史書上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個話題，大家也就跟着走了。
以宮廷故事擠走市井實況，甚至擠走九州民生，這是中國「官本位」思維的最典型例證。其實，唐代之為唐代，長安之為長安，固然有很多粗線條的外部標誌，而最細緻、最內在的信號，在尋常巷陌的笑語中，在街道男女的衣褶里。遺憾的是，這些都缺少記載。
缺少記載，不是沒有記載。有一些不經意留下的片言隻語，可以讓我們突然想見唐代長安的一片風光，就像從一扇永遠緊閉的木門中找到一絲縫隙，貼上臉去細看，也能窺得一角恍惚的園景。
你看這兒就有一絲縫隙了。一位日本僧人，叫圓仁的，來長安研習佛法，在他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載，會昌三年，也就是公元八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夜間，長安發生了火災：
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二十四行，四千四百餘家。官私財物、金銀絹藥，總燒盡。
這寥寥三十五個漢字，包含着不少信息。首先是地點很具體，即東市曹門以西，當然不是東市的全部。其次是商鋪數量很具體，即僅僅是發生在東市曹門以西的這場火災，就燒了二十四行的四千四百餘家商鋪。那麼，東市一共有多少行呢?據說有二百二十行，如此推算，東市的商鋪總數會有多少呢?實在驚人。
既然是說到了東市，就會想到西市。與東市相比，西市更是集中了大量外國客商，比東市繁榮得多。那麼，東市和西市在整個長安城中占據多大比例呢?不大。長安城占地一共八十多平方公里，東市、西市各占一平方公里而已，加在一起也只有整個長安城的四十分之一。但是，不管東市還是西市，一平方公里也實在不小了。各有一個井字形的街道格局，劃分成九個商業區，萬商雲集，百業興盛，肯定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商業貿易中心。
由此可知，日本僧人圓仁所記述的那場大火，雖然沒有見諸唐代史籍，卻照見了長安城的生態一角，讓人有可能推想到人類在公元九世紀最發達的文明實況。其意義，當然是遠遠超過了三國時期赤壁之戰那場大火。赤壁之戰那場大火能照見什麼呢?與文明的進退、歷史的步履、蒼生的禍福、世界的坐標有什麼關係?
看來，我當初在農場對那位同學的勸阻還是對的。
東市的大火是半夜三更燒起來的。中國的房舍以磚木結構為主，比羅馬的大石結構更不經燒，到第二天，大概也就燒完了。按照當時長安的公私財力和管理能力，修復應該不慢。修復期間，各地客商全都集中到西市來了。
西市一派異域情調，卻又是長安的主調。飯店、酒肆很多，最吸引人的是「胡姬酒肆」，裡邊的服務員是美艷的中亞和西亞姑娘。羅馬的藝術，拜占庭風格的建築，希臘的纏枝卷葉忍冬花紋飾，印度的雜技魔術，在街市間林林總總。
波斯帝國的薩桑王朝被大食(即阿拉伯)滅亡後，很多波斯貴族和平民流落長安，而長安又聚集了大量的大食人。我不知道他們相見時是什麼眼神，但長安不是戰場，我在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互相尋釁打鬥的記載。
相比之下，波斯人似乎更會做生意。他們在戰場上是輸家，在商場上卻是贏家。寶石、瑪瑙、香料、藥品，都是他們在經營。更讓他們揚眉吐氣的，是緊身的波斯服裝風靡長安。漢人的傳統服裝比較寬大，此刻在長安的姑娘們身上，則已經是低胸、貼身的波斯款式。同時，她們還樂於穿男裝上街。這些時髦服飾還年年翻新。
長安街頭，外國人多得是。三萬多名留學生，僅日本留學生就先後來過一萬多名。留學生也能參加科舉考試，僅僅在唐代晚期，得中科舉的新羅(朝鮮)士子就有五十多名。科舉制度實際上是文官選拔制度，因此這些外籍士子也就獲得了在中國擔任官職的資格。他們確實也有不少留在中國做官。
有一位波斯人被唐王朝派遣到東羅馬帝國做大使，名叫「阿羅喊」。當代日本學者羽田亨認為，「阿羅喊」就是Abraham，現在通譯「阿伯拉罕」，猶太人里一個常見的名字。因此，極有可能是移居波斯的猶太人。
為了這位阿羅喊，我曾親自歷險到伊朗西部一座不大的城市哈馬丹(Hamadan)，考察猶太人最早移居波斯的遺蹟。我想，人家早就遠離家鄉做了唐朝的大使銜命遠行了，我們還不該把他們祖先的遠行史跡稍稍了解一點?
總之，在長安，見到做官的各種「阿羅喊」，見到賣酒的各種胡姬，見到來自世界任何地方從事任何職業的人，都不奇怪。他們居留日久，都成了半個「唐人」，而「唐人」則成了有中國血緣的世界人。
長安向世界敞開自己，世界也就把長安當做了舞台。這兩者之間，最關鍵的因素是主人的心態。
唐代的長安絕不會盛氣凌人地把異域民眾的到來看成是一種歸順和懾服。恰恰相反，它是各方文明的虔誠崇拜者。它很明白，不是自己「寬容」了別的文明，而是自己離不開別的文明，離開了，就會索然無味、僵硬萎縮。因此，它由衷地學會了欣賞和追隨。主人的這種態度，一切外來文明很快就敏感地覺察到了，因此更願意以長安為家，落地生根。
長安有一份充足的自信，不擔心外來文明會把自己淹沒。說得更準確一點，它對這個問題連想也沒有想過。就像一個美麗的山谷，絕不會防範每天有成群的鳥雀蝴蝶從山外飛來，也不會警惕陌生的野花異草在隨風搖曳。
如果警惕了、防範了，它就不再美麗了。
因此，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態。
平心而論，唐代的軍隊並不太強，在邊界戰爭中打過很多敗仗。唐代的疆域也不算太大，既比不過它之前的漢代，也比不過之後的元、明、清。因此，如果純粹從軍事、政治的角度來看，唐代有很多可指摘之處。但是，一代代中國人都深深地喜歡上了唐代，遠比那些由於窮兵黷武、排外保守而顯得強硬的時代更喜歡。這一事實證明，廣大民眾固然不願意國家衰落，卻也不欣賞那種失去美好精神心態的國力和軍力。
民眾的「喜歡」，就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幸福指數」，除了需要有安全上和經濟上的基本保證外，又必須超越這些基本保證，謀求身心自由、個性權利、詩化生存。從這條思路，我們才能更深入地解讀唐代。
有的學者羅列唐代的一些弱點，證明人們喜歡它只是出於一種幻想。我覺得這種想法過於簡單了。就像我們看人，一個處處強大、無懈可擊的人，與一個快樂天真卻也常常閃失的人相比，哪個更可愛?
在強大和可愛之間，文化更關注後者。
例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駿浮雕，用六匹戰馬概括一個王朝誕生的歷史，是一種令人敬仰的強大。但是，這些戰馬的腳步是有具體任務的，當這種任務已經明確，它們自己就進入了浮雕。於是，有另外一些馬匹載着另外一些主人出現了。李白寫道：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對於這番景象，我想，唐太宗和他的戰馬都不會生氣。
幾聲蒼老而歡樂的嘶鳴從遠處的唐昭陵傳來，五陵年少胯下的銀鞍白馬豎起了耳朵。一聽，跑得更快了。
二
唐代沒有「國家哲學」，這也是它的可愛之處。
好的學者也有一些，例如編撰《五經正義》的孔穎達、對我產生過很深影響的《史通》作者劉知幾。孔穎達這個河北衡水人是儒學發展史上無法省略的人物，他不僅把儒學的各種禮法規範結合在一起了，而且借鑑了道家和佛學的一些學理方式，很成格局，受到唐代帝王的支持。本來這很容易構成一種思想統治，但唐代畢竟是唐代，再大的學問、再高的支持，也不能剝奪他人的精神自由。你看，除了孔穎達這樣的一代大儒，還有劉知幾這樣的「自由派」人物。劉知幾提出了以「疑古」、「惑經」為主軸的變易論，體現了唐代那種處處追求萬象更新、反對盲從古代經典的思想風尚。
儒耶?道耶?佛耶?在唐代盡可自己選擇。除了少數帝王一度比較偏激外，在多數情況下，他們對於社會的信仰都很有氣量，往往實行「儒、道、佛並舉」的方針。
我特別注意到，唐代的帝王在這個問題上大多願意悉心傾聽，甚至還謙虛請教。例如，唐太宗李世民起初並不怎麼相信佛教，後來因為多次向玄奘請教，信仰發生很大的變化，多次拽着玄奘的衣襟說：「朕共師相逢晚，不得廣興佛事。」這種學生般的態度，出之於一代雄主，並不容易。
唐太宗親自為玄奘翻譯的《瑜伽師地論》寫了序言，這就是大家知道的《大唐三藏聖教序》。書法家褚遂良曾書寫過這篇序言，而我最喜歡的則是弘福寺的懷仁和尚集晉代王羲之行書所組合鐫刻的那個碑帖，應該稱之為《集王聖教序》吧，我小的時候學書法，就練過它的拓本。
除了儒、道、佛，長安也給新傳入的西域宗教騰出了空間。
例如，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教會(NestorianChurch)，傳入中國後被稱做景教，在長安的義寧坊就建造了一個教堂。
其實，早在公元四三一年，這個教會的領袖聶斯脫利已在歐洲被教廷判為「異教徒」而革職流放，他的追隨者就逃到了波斯。公元六三五年，這個教派的一位主教阿羅本(Olopen)來到長安傳教。對於這個在歐洲早被摧毀了二百年的教派，長安深表歡迎。唐太宗派出丞相房玄齡率領儀仗隊到長安西部迎接，還親自聽了阿羅本的講道。唐代把羅馬帝國稱為「大秦國」，因此長安的教堂又叫大秦寺，也叫波斯寺。
唐太宗對這個流亡教派所下發的詔書，反映了唐朝上下的一種集體心理，與當時歐洲的宗教迫害相比，表現出了截然相反的文化氣度。他說：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的宗旨，像常識一般自然說出，證明了心目中對於「主流意識形態」和「傳統精神偶像」的漠視。正是這種漠視，帶來了對於多元精神財富的重視。
古代波斯的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稱拜火教、火祆教，在波斯本土也已在公元七世紀因阿拉伯軍隊的占領而絕跡，但在長安卻很興盛。共有四座教堂：一在靖恭坊，二在布政坊，三在醴泉坊，四在普寧坊。
瑣羅亞斯德教在古代波斯一度成為國教，曾經迫害過摩尼教，摩尼本人也被殺害。摩尼教徒向西流浪，後又從中亞傳入唐朝。武則天曾經挽留摩尼教徒在宮中講經。唐代宗於公元七六八年發布赦令，允許摩尼教在長安設置寺院，並賜額「大雲光明」。可惜，到了公元九世紀中葉，因戰爭原因，摩尼教就一蹶不振了。
伊斯蘭教創立於公元七世紀初，在幾十年後就傳入了中國。後來阿拉伯人在長安數量很大，他們一般都保持着自己民族的信仰，因此伊斯蘭教在長安的地位也很高。
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波斯，祆教本是驅逐摩尼教的，伊斯蘭教本是驅逐祆教的，但在長安，它們全都太太平平地安頓在一起了。而且，除了伊斯蘭教之外，祆教和摩尼教早已是失去本土的「流亡」宗教，長安都待之若上賓。
一座城市真正的氣度，不在於接待了多少大國顯貴，而在於收納了多少飄零智者。一座城市的真正高貴，不在於集中了多少生死對手，而在於讓這些對手不再成為對手，甚至成了朋友。
一座偉大的城市，應該擁有很多「精神孤島」，不管它們來自何處，也不管它們在別的地方有什麼遭遇。
這樣的城市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數，在我看來，唐代的長安應該名列第一。在現代，巴黎和紐約還差強人意，只是，紐約太缺少詩意。
三
每次去西安，我總是先到城北的大明宮遺址徘徊良久，然後到城東南，在大雁塔下的曲江池邊靜靜地坐一會兒。
我想，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喜歡說「夢回大唐」、「夢回長安」，這是好事。但是，如果真的回去了，哪怕在夢中，可能都消受不了。
一個偉大的時代總有一種濃重的氣氛，而這種氣氛會讓陌生人一時暈眩。很多人一定會說，唐代是我們的，長安也是我們的，豈有讓我們暈眩之理?其實，唐代已經過去太久，我們對它，早成了陌生人。
即便是按照李白的詩句選一批今天的「五陵年少」回去，情況也一定尷尬。
今天的「五陵年少」，很容易點燃起一種民族主義濫情，開口閉口都是「拒絕過外國的節日」、「中國人必須穿漢服和唐裝」等。這樣一群人一旦進入唐代長安的街道，勢必驚恐萬狀、目瞪口呆。長安城裡的中外居民，見到他們對每一種外來文化都嚴加防範的神經質表情，也會十分錯愕。上前細加詢問，他們的申述雖然聽起來沒有什麼語言障礙，卻誰也聽不明白。
過不了多久，他們中的一半人也許能夠清醒過來，開始向長安城裡的中外居民虛心求教。而餘下的一半，則大多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了「胡姬酒肆」里最放蕩的痞子，毀了。
即便是清醒過來的那一半人，要想跨上「銀鞍白馬」像長安人那樣輕鬆消遣，也不大可能了。因為人世間什麼都可以仿效，卻很難仿效由衷的歡樂。
我很同情今天的這些「五陵年少」。他們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就被灌輸了一種「亂世哲學」，處處劃界，天天警惕，時時敏感。他們把權謀當做了智慧，把自閉當做了文化，把本土當做了天下。而且，以為這樣才能實現「尊嚴」。這種怯懦而又狂躁的自卑心理，轉眼就裝扮成了齜牙咧嘴的英雄主義和悲情主義，有時也能感染一些人，形成一個起鬨式的「互慰結構」。結果，心理天地越來越小，排外情緒越來越重，只能由自閉而走向自萎。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他們明白：曾經讓中華民族取得最高尊嚴的唐代全然不是這樣。而是這樣的：全是衰世，並無多少尊嚴可言。
如果他們仍然不明白這個道理，那麼，我至少可以現身說法，談談自己的人生感受。我們這一代，年輕時吞咽的全是「亂世哲學」，這篇文章開頭所說的夜雨泥濘，幾乎陷沒了我們的全部青春。我們被告知，古代社會和外部世界一片恐怖，我們正在享受着一塵不染的幸福。偶爾忍不住幻想一下古代，卻還不敢幻想國外。正是這個刻骨銘心的經歷，使我們在大醒之後很難再陷入封閉的泥淖。
前些年我一直困惑，為什麼我的每一屆學生幾乎都不如我開放。後來我知道了，那是因為他們不擁有那種從災難中帶來的財富。
於是我越來越有信心了，年長者確實未必比年幼者落伍，就像唐代不會比明清落伍。
那就讓我帶着年輕人，而不是追着年輕人，去逛一逛幻想中的唐代吧。由我引路，由我講解，講解這門永恆的課程。[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