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之文化以沟通为业》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文化以沟通为业》是余秋雨写的一篇散文。
原文欣赏
车队到达旅馆门口，只见熙熙攘攘间笔挺地站着一个中国人，手里拿着一本书，很像间谍接头的样子。不幸我很快发现，他手里的接头信号竟然是我的《山居笔记》。他叫徐伏钢，在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工作，从《联合早报》上逐日读到我的日记，知道了我们的行程，就从新加坡飞到了开罗，专来看望我。这使我很感动，便拉他在旅馆大堂的沙发里坐下。我只有一个要求，在他悉心准备好的埃及古代草压纸上写一段有关漂泊异乡的话，我立即遵命。他说，他的这种万里拦截、古纸索句，都是一种最好的纪念，与大家关注的“千禧之旅”擦了边。从这件事我要再次感念现代传媒。古代旅行者真正的痛苦，是无以言状的寂寞，而我们这次，虽然每天都遇到大量麻烦事，但通过铱星和海事卫星，然后再通过电视和报纸，使全球华语圈的无数读者和观众始终与我们同在。我每天写日记，写完就去找我们一行中专门负责传送技术的周兵。瘦瘦的周兵总是住在不同旅馆的朝东房子里，满地都是器材、电缆，几乎通宵不睡，把拍摄的图像传回香港，顺便也传送我的文章。第二天出发时，他就摇摇晃晃地在车上睡觉。这些日子下来，他更瘦了。现在才知，我的日记一直同时在台湾《联合报》、香港《大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日报》、《侨报》连载，在大陆，系统连载的是北京晚报》和《羊城晚报》，转载的报刊更多，一时无法统计。这就是说，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有很大一部分都刊登了。它们都是从凤凰卫视的网站上获得文本的，一刊登就是三个多月，一百多篇，对哪家报纸都是大动作。它们并不清楚这次艰难的越野考察是不是能真的一步步走通，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因病因累而中途退出，却都辟出最注目的版面隆重刊登，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它们能快速领悟这样的考察活动对中华文化意味着什么，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原以为在沟通和普及上，中华文明存在不少问题，但到埃及一看，发现他们的问题似乎更严重。
埃及文明即使在最繁荣的时期也追求神秘和封闭，甚至追求不可理解性，结果只能固步自封，终于难以为继。中华文明却不是如此，先秦诸子的学说观点各异，但共同都反对封闭，每个学派都力图让自己的学说传遍天下。后来，无论魏晋还是唐宋，文化信息的传播都畅通九州，即便几句诗文也能像春风一般搜盖大江南北，很少阻碍。就连那几部古典小说，在明清时期也是街谈巷议的对象。中华文明之大，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普及企图和传播力量。暂处衰势时它会隐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兴盛的可能，总是百川连注、众脉俱开、气吞万汇。我觉得中华文明能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复兴，先要看有多少传播它的通道融化了冰雪，排除了障碍。这次文化考察，竟然引得那么多华人报刊关注和参与，像是一个信号，预示着中华文化正在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整合，构建着一种共同的话语。至于我的日记写得好不好，凤凰卫视的节目拍得好不好，已成为一个次要的问题。
文化以沟通为胜业，文化以传播为命脉。世间有么多障碍，人间那么多隔阂，就靠文化来排解。这次我们狠狠地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实验，用车轮去沟通几大文明，用电波来聚集各地华人视线，让世界来看看中国人如何把文化猜测变成了文化行为。
我正这么写着，队长郭漠和编导桂平忧心忡忡地向我走来，原来我们的旅途又遇到了大量的不通畅。想在苏伊士运河上拍摄，埃及军方至今没有批准，还需做最后的努力。沙特阿拉伯的圣城麦加，非穆斯林不准进人，没有通融的余地。更麻烦的是，我们经过以色列，就不可能进人伊拉克了。以色列有耶路撒冷，不能不去;伊拉克有巴比伦遗址，也不能不去，但现代国际政治只能让我们选取其一。权衡之下，我们更偏重于耶路撒冷，因为它对几大宗教者非常重要，可惜巴比伦了。
刚刚又从新闻中得知、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局势紧张，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巴基斯坦受阻，如果真是这样，五辆吉普又何以到得了印度和尼泊尔?到不了印度和尼泊尔，我们不仅少了一个极重要的文明故地、宗教源头，而且也无法跨越喜马拉雅山了。如果改道往走，从伊朗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人新疆，虽然也有意思，却是另外-件事了。
看来，在现代，想求得通畅仍然极其艰难。我很喜欢在欧洲旅行时，很多国家的国境线连一片、岗亭也没有，只竖一块牌，所有的汽车飞驰而过的情景。但这种情景，在一些文明故地却不敢设想，真不知是什么运数。难道，文明一上年纪就脱变成了障碍?
不过，我们这次无论如何要走通它。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终于已经明白，文明出现在世界上，不是来设置障碍而是来排除障碍的。那么，就让我们这次咬咬牙齿做一个艰难的试验。[1]
《信客》作者余秋雨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此篇《信客》选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