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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書

《禮書》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講授古代禮樂文明的發展與衰退的史實。

原文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眾，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

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盪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硃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雲「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籓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複議。

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採風俗，定製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雲。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床笫幾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蜂蠆，輕利剽，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砲格，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屍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縣一鍾尚拊膈，硃弦而通越，一也。

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

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

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慾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慾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慾相為內外表里，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禮因人心，非從天下。合誠飾貌，救弊興雅。以制黎甿，以事宗社。情文可重，豐殺難假。仲尼坐樹，孫通蕝野。聖人作教，罔不由者。

譯文

太史公說："禮的品格、功能，實在博大眾多而又盛美啊！它主宰萬物、驅策群品，豈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曾到大行禮官那裡，研究夏、商、周三代禮制的演變，才知道，按照人情制定禮，依據人性制定儀，是由來已久的事了。

做人的道理，千條萬條，無不貫穿一條基本準則，就是誘導人們，使知仁義，並以刑罰相約束。所以，德厚之人，地位尊顯貴重；俸祿多的享受榮耀恩寵，以此來統一天下人的意識，整齊人心。人的身體乘車馬感到舒適，就以金飾車，又雕鏤車衡，鑲金錯銀，加上繁瑣的裝飾；眼睛愛看五彩美色，就設計了黼黻文章等花紋，使外表形態更美好；人耳樂聞鐘磬等動聽的聲音，就調諧各種樂器以激盪人心；人口喜歡吃美味食物，就烹調出嘉肴異饌，或酸或咸，各盡其美；人情喜愛珍貴善美的物事，就以美玉製成圭璧，又加琢磨，以順人意。這樣下去，如何得了？於是，又製造了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等，防止過分奢侈，挽救衰敗。所以，上至君臣等朝廷中的尊卑貴賤秩序，下到黎民百姓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的等級，事事皆有適宜之度，物物文飾皆有節制。孔子說："禘祭自灌以後，次序顛倒，我不願再看了。"

周朝衰落後，禮制廢棄，樂制破壞，大小不按等級，以至管仲家中娶三姓婦女為妻。世上遵法律、守正道的人受侮辱，奢侈逾制的人名顯身榮。

上自子夏這樣的孔門高弟，猶且說："出門見到紛紜華麗盛美的事物而歡喜，回來聽到夫子的學說而歡喜，二者常在心中鬥爭，不能決定取捨"。更何況中材以下的人，長期處在失於教導的習俗、環境中了？孔子論衛國政治說："必先正其名分。"但在衛國終於無法做到。孔子死後，受業門人沉淪星散，有的到了齊、楚，有的遁入河北、海內。豈不令人痛惜！

至秦統一天下，全部收羅六國禮儀制度，擇其善者而用之，雖與先聖先賢的制度不合，卻也尊君抑臣，使朝廷威儀，莊嚴肅穆，與古代相同。到漢高祖光復四海，擁有天下，儒者叔孫通增損秦制，制定了漢代制度。主體卻是沿襲秦制，上自天子稱號，下至僚佐和宮殿、官名，都很少變更。孝文帝即位後，政府有關部門建議，要重定禮儀制度，那時孝文帝喜愛道家學說，以為繁瑣 的禮節只能粉飾外表，無益於天下治亂，沒有採納。孝景帝時期，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深通刑名之學，屢屢建議說："諸侯是天子的屏藩、輔佐，與臣子相同，古往今來都是如此。如今卻是諸侯大國專治其境，與朝廷政令不同，諸事又不向京城稟報，此事斷然不可持續下去，流毒後世。"孝景帝採納他的計策，削弱諸侯，導致了六國叛亂，首以誅晁錯為名，天子不得己，殺晁錯以解時局的危難。此事詳載於《袁盎列傳》中。自此以後，為官者但務結交諸侯、安享俸祿而已，無人敢再復倡此議。

今上（漢武帝）即位後，招納羅致通儒學的人才，命他們共同制定禮儀制度，搞了十餘年，不能成功。有人說：古時天下太平，萬民和樂歡喜，感應上天，降 下各種祥瑞徵兆，才能夠採擇風俗，制定製度。如今不具備這些條件。皇帝向御史下詔書道："歷朝受天命而為王，雖然各有其興盛的原因，卻是殊途而同歸，即因民心而起，隨民俗確定製度。如今議者都厚古而薄今，百姓還有何指望？漢朝也是一家帝王，典法制度不能流傳，如何對後世子孫解釋？治化隆盛的對後世影響也自博大閎深，治化淺的影響就偏窄狹小，怎可不自勉勵！"於是，以"太初"為元年改定曆法，變易服色，封祭泰山，制定宗廟、百官禮儀，作為不變的制度，流傳後世。

禮是由人產生的，人生而有欲望，欲望達不到則不能沒有怨憤，憤而不止就要爭鬥，爭鬥就生禍亂。古代帝王厭惡禍亂，才制定禮儀來滋養人的欲望，滿足人的需求，使欲望不致因物不足而受抑制，物也不致因欲望太大而枯竭，物、欲二者相得而長，這樣禮就產生了。所以，禮就是養的意思。稻梁等五 味是養人之口的；椒、蘭、芬芳的芷草，是養人之鼻的；鍾、鼓及各種管弦樂器的音聲是養人之耳的；雕刻花紋是養人眼目的；寬敞的房屋以及床簀幾席，是養人身體的。所以說禮就是養的意思。

君子欲望既得到滋養而滿足，又願受到"辨"的限制。所謂辨，就是辨別貴賤使有等級，長少使有差別，貧富輕重都能得到相稱的待遇。因此，天子以大路越席保養身體；身旁放着香草，用來養鼻；前面的車衡經過嵌錯裝飾，用來養目；車動時，鸞鈴叮，節奏緩和如《武》、《象》二舞的樂曲，急驟如《韶》、《濩》舞曲，是用來養耳的；龍旗下，九旒低垂，是用來養信用的。戰陣上，以兕牛皮為席，車上手握處，雕成虎文，用鮫魚皮蒙馬腹，雕龍文飾車軛，是用來養威的。駕馭大路的馬，之所以必須調教順馴，才能乘坐，是為了養安。誰能知道，士人出生入死，邀立名節，正是為了養護他們的生命？誰能知道，輕財好施，揮金如土，是為了養護錢財？誰知謙恭辭讓、循循多禮，是為了養護平安？誰知道知書達禮，溫文儒雅，是可以安養性情的？

人若一意苟且求生，如此必死；一意苟且圖利，如此必受害；安於懈怠、懶惰的必危，固執情性的必亡。因此，聖人一概處之以禮義，就能獲生避死、近利遠害、居安離危，事事得兩全其美了。反之，若一概任情盡性，就會兩者齊失。而儒者的學說使人兩全其美，墨家學說使人兩皆有失，這是儒墨兩家的分別。

禮是治世辨惑的極點，強國固家的根本，威力施行的基本方法，事功名位的總表現。王公奉行它，可以統一天下，臣服諸侯；不奉行就會捐棄社稷，破家亡國。所以，堅韌的甲冑、犀利的兵器，不足以獲得勝利，高大的城牆、寬深的溝池，不足以為險固，嚴酷的號令、繁苛的刑罰，不足以增加威嚴。按禮辦事，就事事成功，不按禮辦事，就諸事皆廢。楚人以鮫魚革，犀牛、兕牛皮為衣甲，堅韌如同金石；又有宛城製造的大鐵矛，鑽刺時犀利如鋒蠆之尾；軍隊輕利飄速，士卒像疾風驟雨般迅捷。然而，兵敗於垂涉，將軍唐昧戰死；莊蹻起兵，楚國分而為四。這能說是由於沒有堅甲利兵嗎？是統領的方法不對頭啊。楚國以汝水、穎水為險阻，以岷江、漢水為溝池，以鄧林與中原相阻隔，以方城山為邊境。然而，秦國軍隊直攻到鄢郢，一路如摧枯拉朽。怎能 說是因它無險可守呢？是統馭的方法不對啊。殷紂王剖比干之心，囚禁箕子，造炮烙刑具，殺害無罪之人，當時臣民懍然畏懼，生死不保。周朝軍隊一到，紂王命令無人奉行，百姓不為所用，怎能說是號令不嚴、刑罰不峻呢？是統領的方法不對頭啊。

古時的兵器，不過戈、矛、弓矢罷了，然而，不待使用敵國已窘迫屈服。城郊百姓不須聚集起來守城，城外也不須挖掘防守用的溝池，不須建立堅固的阨塞要地，不用兵機謀略，而國家平安，不畏外敵，堅固異常。沒有其他原因，只不過是懂得禮義之道，對百姓分財能均，役使有時，並且推誠相愛。所以，百姓聽命，如影附形，如響附聲。間有不服從命令的，以刑罰處治他，老 百姓也就知罪了。所以，一人受刑，天下皆服。犯罪的人對上級無怨無尤，知道是自己罪有應得。因而，刑罰簡省而威令推行無阻。沒有其他原因，按禮義之道辦事罷了。所以，遵行禮義之道，萬事能行；不遵此道，諸事皆廢。古時帝堯治理天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大治，書傳說是"威雖猛厲而不使，刑罰厝置而不用。"

天地是生命的本原，先祖是宗族種類的本原，君主與業師是國家治理、安定的本原。無天地那裡會有生命？無先祖你如何能來到這個世上？無君主和業師，國家怎能得到治理？三者缺一，則無人能安。所以，禮上奉事天，下奉事地，尊敬先祖而隆遇恩師，是禮的三項根本問題。

所以，帝王得以太祖配天而祭之，諸侯不敢懷想，大夫、士也各有常宗，不敢祭先祖，以此來區別貴賤。貴賤有別，就得到禮的根本了。只有天子有郊天、祭太祖的權力，自立社以祭地則至於諸侯，下及士大夫各有定製，以此表現尊者奉事尊者、卑者奉事卑者，應大則大，應小則小的原則。所以，統治天下的奉事七世宗廟，有二乘采地的奉事二世宗廟，待耕而食的人不得立宗廟，以此來表現積德厚的，恩澤流布廣，德薄的流布狹的原則。

大祭祀饗神，樽酒崇尚玄酒，俎實崇尚腥魚，羹以大羹為先，是飲食貴本原的意思。饗神雖崇尚玄酒，飲用的卻是薄酒；食尚黍稷，所飯還要加稻粱；祭屍先上大羹，飽腹的卻是各種餚核雜饍，這是貴本親用的意思。貴本是形式，所以叫做文；親用符合實際，所以叫做理。兩者相合還是文。只有再加入禮的初始狀態那種質樸性，才算有文有質，達到禮最隆盛完美的階段了，稱為大隆。因此，樽酒尚玄酒，俎實尚腥魚，羹尚大羹，道理是一樣的。祭祀時，佐食不啐酒，一飲而盡；卒哭之祭有獻無酢，參加祭祀的人除屍之外，不嘗俎實；祝與佐食勸屍用飯，因禮成於三，三勸之後，禮數已成，屍停止用飯，雖再勸侑，亦不再食。以上三事道理相同，都是表示禮好其辨、有節制、貴本原的意思。大婚時祭神以前，祭祀時迎屍入太廟以前，喪禮從始絕氣到小斂之間，禮的性質相同，都保留了原始的質樸性。天子大路用素色帷蓋，郊祭時服麻布冕，喪服最重散麻帶，道理相同，都是禮尚質不尚文的意思。斬衰（讀如崔）之喪，哭聲哀痛，不重形式；《清廟》這首祭歌，一人唱，三人嘆和，情致殷殷，溢於歌辭之外；樂鍾在架，卻有時懸而不擊，拊擊鐘架以為節拍；大瑟練絲製成朱紅色弦，音質清越，卻於瑟底穿孔，使聲音重濁，道理也都相同，是重情不重聲，亦重本原的意思。

凡禮都始於簡略疏脫，加上文彩，才算完成，文彩又不可過盛，終須加以取捨，以合實用。所以，完備之極的禮，是情文並茂的；次一等的是文勝於情，或者情勝於文，二者具其一；最下等的違背情性，混混噩噩，有如同無，回復到了太一原始的狀態。完備的禮能使天地合諧，日月光明，四時有秩序，星辰運行，江河流動，萬物昌盛，好惡有所節制，喜怒無不適當。在下位者則順從，處上位者則賢明。

太史公說：完美極了！樹立隆盛完備的禮作為人道的最高準則，天下無人能有所增損。它情文相符，首尾呼應，富於文彩而不繁縟、有節制，明察秋毫而不苛細、使人心悅服。天下遵從就能得到治理，否則就生禍亂；遵從者得安定，不從則危亡。平民百姓靠自身是不能守禮的。

禮的本身實在深奧啊，"堅白同異"理論的辨析入微，與它相比，就會喪敗破滅。禮本身實在太博大了，那些擅自製作的典章制度，及狹隘、淺陋的理論，與它相比，就會自愧渺小，望塵莫及。禮本身太高尚了，那些粗暴、傲慢、放縱、淺露而又輕俗自高之徒，與之相比，就會自墜形象，顯露出浮薄來。所以說，繩墨既設，則不能以曲直相欺；秤錘已懸，則不能以輕重相欺；圓規和角尺擺在那裡了，就不能以方圓相欺；君子精審於禮，人們就不能以狡詐虛偽相欺。因為，繩墨是直的標準；秤錘是輕重的標準；圓規和角尺是方圓的標準；禮則是人道的標準。但是，不守禮法的人不值得待之以禮，稱為不守法術之民；守禮者才配以禮相待，稱為守法術之士。能得禮之中道，不偏不倚，又能事事思索，不違情理，叫做能慮；能慮而又不變易禮法，叫做能固。能慮能固，加上對禮的無比喜好，就是聖人了。天是高的極點，地是低下的極點，日月是明亮的極點，無究是廣大的極點，聖人則是禮義之道的極點。

禮以應用財物為表現形式，以區別貴賤為文彩，以多少表示等級的差異，以繁簡為要領。文彩繁多而人情淡薄的，是過盛的禮；文彩不足而人情濃厚的，是簡易之禮；文彩和人情互為表里，揉合適中，才是禮的中流。君子能上得過盛之禮的文彩，下得簡易之禮的人情，中不離中流之禮那樣的文情適中，緩急左右不失於禮。所以說，君子的本性就是守中道，不偏激。能嚴格以禮義的範疇作為行動範疇的，是士君子。此外的是平民百姓。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間，既不象士君子那樣拘泥，也不像平民百姓那樣不守禮范，而是能徘徊周旋，隨事曲直而變化，總不失禮之次序的，便是聖人。所以，聖人道德深厚，是多行禮義，積累所致；恢弘博大，是禮義拓廣的結果；道德高尚，是禮義隆盛 原因；心智聰明，是事事盡禮的緣故。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史記》。

《史記》是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字子長，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着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