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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宙合

《管子·宙合》是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创作的一篇散文。管子一书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原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大贤之德长。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毋访于佞，毋蓄于谄，毋育于凶，毋监于谗，不正广其荒，不用其区区，鸟飞准绳，讂充末衡，易政利民，毋犯其凶，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可浅可深，可浮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视；定而履，深而□，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分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不德。

“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此，汤武之功是也。多备规轴者，成轴也。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犹□求履之宪也。夫焉有不适善﹖适善，备也，仙也是以无乏。故谕教者取辟焉。天淯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有，必交来，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规之，必有不可识虑之，然将卒而不戒，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减、尽也。溜，发也。言□环毕善，莫不备得，故曰减溜大成。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

“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阳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辟之也犹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灾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僇，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奋也，以琅汤凌轹人，人之败也常自此；是故圣人着之简策，传以告后进，曰：“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昧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故安而无忧。

“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灾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灾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静默以审虑，依贤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发蒙也。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

“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蓄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则伤民“毋监于谗”，言毋听谗，听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义失正也。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义正，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败世，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着之简策，传以告后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

“不用其区区”，者虚也，人而无良焉，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陼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

“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因，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

“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聪明以知，则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劝，劝则告。听不顺，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缪。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虑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则□。缪过以□则忧，忧则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险政，政险民害，害乃怨。怨则凶，故曰：讂充末衡，言易政利民也。

“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腊，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也。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着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是故辨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逾瀷而不尽，薄承瀷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

“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审别良苦，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深而□”，言明墨章书，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

“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

“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译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讲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人君在上边发令，总是安逸的，故居于左；人臣在下边出力，总是劳顿的，故居于右。五音虽不同声而可以协调，这是比喻人君出令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顺，“顺”则法令通行无阻，政事赢得成就。五味虽不同物而可以调和，这是比喻人臣出力办事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得。“得”则劳力有所专务，财物有所增长。所以人君出令，专为正国而不为满足私欲，与民同爱而并非独行其是，如此施德而无私，则四海归服。人臣出力任事，同尽忠心而不争夺私利，不失本职而不猎取虚名，如此勤敬而无所忌妒，则天下男女都将和谐共勉。人君行事失去协调，则国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流失则国家混乱失败；人臣行事失去协调，则百姓的生活不能供养，不能供养则离散逃亡。君臣各自胜任其本职，国家就安宁了。所以，把这称之为“大德。”

关于“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绳，可以扶偏为正；准可以破险为平；钩，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这是比喻圣君贤相关于法度的运用。法度详尽而无所遗失，因而其功能也将完备无缺。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桀纣因乱而败亡，汤武却因治而兴盛。彰明治国之道来教育人民，申明治国之法来对待人民，使人民从善成风，这就是汤武的功绩，所谓“多备规轴”，指的是“成轴”。成轴的品种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松动。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够不合适呢？非常合适，在于非常完备，因为挑选着使用，所以不会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上天养育万物，多得无法计量；大地造化万物，多得没有边际。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正确，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物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物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然而这些过程，都将是仓淬到来，令人无法准备的。所以，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积累规律性的理论、原则等待新事物的到来。新事物一经出现，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减”的意思是完全，“溜”的意思是发展，说的是局部与全局全面完善，无不处理得宜。所以说：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

“春采生，秋采苽；夏处阴，冬处阳。”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贤人处于乱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温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他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

“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道之人，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子太高，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

“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谋外泄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泄，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

“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眼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象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

“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诣媚行为，保护诣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监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乱风俗败世道，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塞它们的通道，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深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

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物。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美。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赐与，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配的。

关于“鸟飞准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说的是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

“胸充”，说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说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忠与正，是治世之本。耳管听，听联带着所闻，所闻精审叫作聪；目管看，看联带着所见，所见精确叫作明；心管思虑，思虑联带着发言，发言得宜叫作智。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专一而不昏乱，就带来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则勤勉，勤勉则吉。听得不精审就谈不到聪，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困扰就带来嫉妒与苛刻，嫉妒苛刻就产生险恶的政治。政治险恶，人民受害；受害则怨恨，怨恨则凶。所以说：心地平实，耳目端正，讲的是政治安定，兴利于人民。 “毋犯其凶”，说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须保持谨慎。“毋迩其求”，说的是人君败亡常因贪恋于金玉马女，而不爱惜粮食、财物，重税于百姓则引起万民怨恨。“远其忧”，说的是人君的亡国，经常是因为接近于享乐。设置女乐，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内则放纵于美色淫声，臣下懈怠懒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于混乱而亡国了。“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这是说身居高位，自满自大，而好自我焙耀；自主其盛，自处其贤，而自封为英雄。这样，其“盛”必失，而其“雄”必败。人君若自主其盛，自处其贤，以此掌握士民，国家就混乱，万民就心怨，这是一定要亡国的。好比从万仍高山上跌入深渊，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为必然。所以说：不可只顾眼前，而应当怀有远虑；一意攀高，到了危险的顶峰就无法挽救了。

“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的活动，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高明之士深通事物这一特点，所以，不只专于一种具体事物，而联系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律。所谓共同规律，就是通达到无上之高，概括无穷之多，并可运用于人间各种事物。因此，仅仅分清一句话，明白一个词，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谈其片面，而不能广泛阐发。圣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种涵义，所以，广泛研究理论来选择需要的内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种成例，所以，大量创造学说来比较它们的效果。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岑岩，渊泉水流，泉水越过氵翼水水流不尽，泊水承接滔水水流不满；土地高下肥瘠，产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习俗，国有法度，饮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各事皆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这形形色色事物的仪法规律，其详细内容是说不尽的。

“可正而视”，说的是分清美恶，区别优劣，此事不可不审慎对待。掌握与分析不混杂，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祸。“定而履”，说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这样，人民也就严守常业而不乱。所以能保持纲纪而赢得好的结果。“深而迹”，说的是光明磊落，道德修养有素，这样，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于昏乱。故名声永传不息。

“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擿挡则击”。说的是如有所唱，必有所和，所和不差，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回响不可能替粗恶的音响表现为美声。由是圣人懂得过去的事物一定被参行于未来，所以君子必须戒惧地慎其所先行。

关于“天地，万物之毫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着万物，所以叫万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于天空之上，下深于土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把它散放开来，可以渗透到没有间隙的极小地方，简直都说不出名字。真是可以说，大到没有什么物体在其外，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内了。所以说：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义理并没有传开，若一旦整理起来，其内容还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没有人去做。容纳广博就内容丰富，发表适时就用之得当。而圣人之道，丰富尤贵在用之得当。何谓用之得当呢？根据不背离法则的理论，运用在没有固定范围的各类事物上，应变而不失误就叫作用之得当。事物的变化虽然无所不至，但没有不处理得当的，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所以称它的名字为“宙合”。

作者简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华夏族，颍上（今安徽省颍上县）人，周穆王的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称《管子》，内容涵盖各种学术，是后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多家学术思想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