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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此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热烈。中国著名科学泰斗钱学森曾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同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关怀。 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

“李约瑟之问”是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

问题内容

难题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00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何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

李约瑟难题又称为李约瑟之谜、李约瑟之问。

提出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李约瑟个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李约瑟个人见解还认为中国科学技术难以得到发展，还是因为缺乏科学技术发展的竞争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指秦朝），以李约瑟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李约瑟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李约瑟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早期观点

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在西方，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

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解答思路

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 缺乏古希腊的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像沈括那样有兴趣整理钻研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的宇宙观近似。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其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变化缺乏系统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有人认为，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2、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钱兆华认为，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由于科学与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因而它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而技术则不然；以经验为基础的经验技术与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存在着重大差异。到了19世纪，由于与科学结合在一起的西方技术在整个世界显示出了强大威力，迫使中国人最终抛弃了我们传统的科学，而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那么为什么近代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而且一向先进的中国技术为什么又突然落后了呢？技术有两个来源：经验和科学。西方的近代技术是以实证知识的科学作为基础的，它们之间的结合是由它们各自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中国既然没有出现实证知识的科学，当然也就不会出现以它为基础的技术——科学技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一种前生技术、多生技术、知识技术和突变技术，因而其发展速度明显呈加速趋势，这样一来，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中国缓慢发展的传统经验技术。

5 、数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 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使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

但是，据解答七（紫色文明-儒家全球化 [4]等），欧洲近代科学的开始 - 尤其实验天文学（望远镜观察）恰好位于丝绸之路的南（意大利）与北（波兰），而且罗吉尔·培根正是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综合中形成了最早的实验方法，弗兰西斯·培根在其基础上总结出实验方法与归纳逻辑，还有法国笛卡儿提出了数学方法与演绎逻辑，这两种建立起近代科学的方法论（见，实证主义哲学）恰不同于希腊的形式逻辑，并且，光的波动学说建立用的衍射方法正是中国的小孔成像实验（见，杨氏干涉实验等），物理学场的理论又影响了格式塔心理学，进而导致心理学的系统理论等发展。人类科技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前仆后继、彼起此落、继往开来的发展历程。

曾邦哲的观点

曾邦哲在20世纪80-90年代，提出近现代西方科学、工业革命与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中国科技与思想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成就同样不会有近现代西方文明，所谓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已经融合了东方尤其中华文明的精华之后形成的一种地球文明-紫色文明的全球文化模式。从欧洲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端开启了近代天文学，罗吉尔·培根在希腊炼金术与中国炼丹术的结合中诞生了医疗化学实验方法；因而，提出中、西医学结合形成系统心理学等系统科学范式，从而构成实验与系统方法二维度科学，并将在21世纪导致系统医学与系统生命科学、系统生物工程等时代的到来，同时于90年代末在国际上倡导系统生物科学的发展，21世纪伊始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系统医学等在全球迅速兴起。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解决难题的关键是科学范式的问题。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丹皮尔的科学史等，以及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即回答何为科学。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的诞生，指培根总结出了归纳逻辑和实验方法。不把科学是什么弄清，也就没法回答为何科学诞生在近代欧洲。古代欧洲和中国的成就了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哪些元素，构成科学结构和产生科学范式的条件与要素是什么来源。

依据曾邦哲的观点，地球文明经历了三代文明，每一代文明都是对前一代文明的继承与进步，中国在公元500-1500年是当时地球上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地理大发现和全球化贸易，在欧洲产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形成了全球化文明；因此，李约瑟难题转换为第三代文明为何诞生在欧洲，中国如何转型到新的文明模式而走向全面现代化——后面这点就是钱学森之问。

首先，任何文明模式有形成、生长、繁荣与衰退历史或生命；其次，中华文明公元500-1500年的伟大成就是农业文明形态；此时的欧洲是中世纪政教一体黑暗时代，焚毁了希腊、罗马典籍；其三，阿拉伯帝国充当了东、西文化融合的桥梁——保存了希腊、罗马文化典籍，传播了中华科技——翻译成阿拉伯文，再翻译成拉丁文；其四，丝绸之路与马可·波罗等影响了欧洲开拓新的东方航线与文艺复兴；其五，近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模式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而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也不同于古代华夏、中华的实验科学范式、人本主义等，儒家对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官体制建立是个很重要的方面；其六，欧洲从东欧、南欧与北欧扩张到环太平洋，东、西方文化再次融合形成系统生物学与工程的科技革命，儒商的兴起；其七，中国没有机会或不可能在强大繁荣的时期认识到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价值加以学习消化；其八，近代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宗教改革（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家改革或新儒家是东方文艺复兴之道（见资治通鉴记载的背弃儒家伦理的教训案例）；其九，儒家本无偶像崇拜、禅宗也以悟道为宗，但明清末期导致了偶像崇拜化与体制封闭化；其十，留学欧美的华人科学家已取得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其十一，“钱学森之问”指的是创造性精神、模式与方法，具体知识与技术总层出不穷，老是跟踪学技术与知识，只能是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而成就不了创造型伟大科学家与发明家；其十二，科技与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各类专门人才，既要大学者与发明家，也需要技能型与实践型人才，敬业、团队与创新精神是社会的职业根基。

本观点的辩论

这一观点中的重点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可能并未高于西方，尽管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科学论证与抽象化的理论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科学的概念与定义问题，如果把发现事实、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哪一项科技发明不是在发现事实与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获得发明的呢？但如果以近现代系统的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作为科学，以此苛求中国古代人的话，17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岂不更无科学可言。总不能仅因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发现人们的思维方式本能而总结出了逻辑学，就要说自古以来中国人连逻辑思维都不会了。更何况李约瑟原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前提里面根本没有提到有”科学“两字。最后，这一观点中还是矛盾地说到文艺复兴运动之前”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未能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显然也是觉得自己的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是立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照这一观点再推论下去，归根究底只能进一步说明了自元代和明代以后的中国人的智力会突然已经不如西方人而已，而显然这是很荒谬的说法。

小农经济影响和冒险精神的缺乏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是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是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

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此即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又盲目崇信权威，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前言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技术上的成就“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科学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中国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中西方历史的分际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理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的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技的发展，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自由民主是科学技术的基石，没有说哪个国家自由民主程度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而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

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

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制的。

得出结论

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自由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国家昌盛的根本与道路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之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可得天下，马上可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以消除贫富差别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21世纪，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反驳方：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观点持有方的辩驳：

1、反驳方认为“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应提醒反驳方的是：这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如按反驳方科技发展促生民主文化，则“民主文化”产生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所以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反驳方认为“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是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先来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中国人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像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元、清两朝对汉人的压迫

从当代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说，在明朝出现了无数技术成就，最为著名的如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方以智等。其中方以智是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有着卓著贡献，徐光启编著了农业巨著《农政全书》以及和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现今几何上的很多用语，比如点、线、面、三角形、平行线等，都来自于《几何原本》，并深刻影响周边万邦，徐光启曾说：“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当时在全世界都是先进的，涉及农业、军事、日常用具的制造等各个方面。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的描述了山川地貌。明朝大量翻译的西方著作是很多的，比如《建筑十书》、《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哥白尼天文学概要》等等。明朝还编著了《崇祯历书》，着重的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明朝并非一个封闭和黑暗的朝代，只是贪污腐败比较严重，宦官专权比较恶劣，大臣都忙于党争而已，明朝时期，中国在不断的接触和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按照明末发展的趋势，中国传统科学已经复苏，虽然税收较多，民不聊生，但人们也都很喜欢研究科学。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而这些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如：朱载堉《律学新说》，潘季驯《河防一览》，程大位《算法统宗》，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吴有性《瘟疫论》等等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虽然没有任何的体系和科技理论创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空前的科技繁荣时期。

1644年是个转折点。这年，英国封建王朝被打败，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后虽有反复，但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国就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而中国由于清军入关，残酷的战争中断了科学发展的进程。落后的奴隶制游牧民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到了康熙时期，全国已基本上统一，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而且有懂科学的传教士在身旁帮忙，国内、国外的环境都不错，这时是一个机遇，是中国有可能在科学上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时机。然而由于康熙一系列错误的科学政策，把我们本可以与欧洲“同步起跑”的机会失去了。如：康熙在用人上，对汉人采取防范措施，致使一些汉族科学家得不到重用；在培养人才和集体研究问题上，在有众多传教士的前提下，既没有兴办外语学校，也没有组织中国学者翻译外国科技书籍；在制造仪器和观测方面，只是把所制成的仪器视为皇家礼器，只供皇帝本人使用，而没有用来进行观测；对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弱点——系统性、理论性不强，康熙未予以重视，他只关心一些普通常识问题，对从欧洲传进来的一些理论体系，不管是托勒密体系、第谷体系还是哥白尼体系，都未予以重视并研究。康熙时期是我们科技发展落后于欧洲科技发展的起点，在之后的清朝统治者的政策也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如乾隆后的“复古”运动就崇尚一切都可以从古书中找到原因，包括科技。康雍乾这三位皇帝都被公认为满清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君主，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较积极的科技政策，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短浅，而是因为他们敏锐的看到了科技对生产力，对战争形势的改变。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资源的产生不再与占有土地数量、人口规模等封建社会基础资源成正比，士兵个人“武勇”在战争中的作用也将被大大削弱，依靠“弓马”之术立国的满清政权必然岌岌可危。而且作为以寡民凌多民的满族统治者，首要作的就是削弱被统治的广大汉民的民智，通过文字狱等手段禁毁一切可能的进步，以达到愚民的目的。从历史实际来看，满清的愚民政策很成功。

据统计，满清修订四库全书中禁毁图书达3000多种，几十万部以上；禁毁的书名可谓是种类繁多，不仅仅包含关于民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连科学、技术、经济等类型的也要禁止，比如《经济考》、《军器图说》等。在满清统治的几百年里，诸如《天工开物》之类的技术书籍居然消失了；《天工开物》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直至民国在日本发现了此书，才使之得以重现中华大地。满清禁毁图书的程度是前无古人的，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都要瞠乎其后。

上一段说过的满清禁书《军器图说》，实际上是明朝火器部队重要的图书之一，明朝时期中国军队的装备是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自隆庆年间，明所使用的火器多达几十种。在航海方面，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个例证，当时郑和所乘的宝船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与郑和宝船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船就显的太袖珍了。

假如仅仅到此为止，这种观点的一个瑕疵在于，清朝实行的恰恰是明朝的体制。在明朝的封建体制下国家也不重视科学和逻辑。整个明朝的科技发展跟宋朝并无区别，完全是孤立的发现，无法形成体系。到明朝末年，中国连几何和方程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出现，大炮还得从葡萄牙进口，说科技落后全部是满清的责任有以偏概全之嫌。

所以更深层的原因是源自元朝。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在元朝的统治下，汉民彻底丧失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汉族的知识分子奋起反抗，但是遭到了蒙元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屠杀，元朝初期，甚至执行过对汉族的“四姓屠杀”，对汉姓中前四名的汉人实施灭族性的屠杀，在这种空前残酷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科技传承都断绝了，汉人平民的识字率也达到了中国汉朝以后的最低水平。以上种种，导致明初的科技发展条件远不如宋初。再如前面所说，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清初的大屠杀包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泌州之屠、泽州之屠等等。）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要在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的原因在于元、清两朝对汉人的压迫。“宋的灭亡是中国第一次全境沦陷于异族，汉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完全覆灭”，“当满清再次摧毁了汉人的骄傲和社会地位，并在蒙元屠杀汉人的基础上实施了强力的愚民政策，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萌芽也就彻底地被摧毁了”。南宋科学技术的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就很了不起了。但元代，由于其强力的对外扩张，也促进了中外科学技术的空前交流，由此也编制出了《授时历》、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改进发展了中国的造船术与航海术等等，而且元代还有许多纯粹自创、原创的科学技术成果，譬如黄道婆的纺织术、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火铳等等。而明代，除了亦步亦趋地翻译承继西方后来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而《本草纲目》也主要是总结记载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医药成就，基本上不属于明代原创的。而清代，基本上就没有可拿得出手的科学技术发明，不仅与世界的科学技术的交流基本上也断绝了，连承继前朝的科学技术成果都很难做到，正如本观点论述中所说如明代的《天工开物》在清代都绝迹了。就朝代更替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元朝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是远远落后于南宋的，但明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却又是远远落后于元代的，而清朝的科学技术更要落后于明代，几乎连发展都谈不上。由宋元以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来看，并不能说是元代蒙古人统治就埋没了汉人的科学技术的创造力，因为汉人为主体建立起的明朝也没有取得比前朝更多更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元、清两朝做为少数民族要统治大多数人汉族，他们也只有加强专制才有可能，所以元清两代都对汉人都实施民族歧视政策。但明代较元代专制统治却更为严苛，明朝通过户籍管理等手段不仅将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而且工商业者也要各安其位，须要代代传承下去。明朝在政体还取消了延续了近千年的丞相制，将政治权力彻底揽到皇帝手中。明朝这些施政措施都表明了明朝的专制水平较元朝在进一步地加强，明朝较元朝除了做为汉人的“骄傲”以外，所丧失的做人的基本权力反倒是空前的多。而清朝自明朝以后以及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较明朝又实施了更多的专制手段，这包括改变汉人的风俗习惯要求汉人剃发易装、在思想文化上搞“文字狱”、禁毁某些图书、进一步加深加强重农抑商与闭关锁国的国策等等，对民众思想与行为自由的限止较明朝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清代专制统治措施的实施与设计水平较中国自秦以来各朝代，也几乎到了极致，清朝各代皇帝不仅继承了明朝的内阁制，但又都极其地揽政勤政，防止了如明代党争现象的出现，连清代以前因各朝代皇帝儿孙争夺继承权的激烈斗争，也被清朝皇帝以终生不立太子，而将继承遗书留到牌匾后的方法而轻松地解决了。清朝专制的空前加强，不可避免地也导致清朝工商业发展的空前落后，百业由此凋零，由此更不要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由宋、元、明、清各朝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可知，元、清两朝少数民族对大多数汉人的统治最多只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间接原因，只有专制制度的逐朝加强才是中国科学技术逐朝逐次落后的最根本原因。

《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一书中以儒家文化圈和西方文化作比较，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而未有数理精神之长。而西方教育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获得可靠的知识和成为科学家。教育的终极目标，关乎文化命运，必然走向两个极端，相距越来越远。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认为“中国教育强调伦理与知识，终极目标是“君子”，而未有数理精神之长。而西方教育强调真理与智慧，终极目标是获得可靠的知识和成为科学家。”这是很牵强的说法。因为西方文化在古代主要是基督教文化，西方中世纪时文化教育都是在教会手中，教会学校里虽然稍有数理，但其主体还都是神学，而就是因为天主教会在中世纪对人们言行乃至科学不遗余力的压制，才造成了中世纪的黑暗。当时中国教育是强调伦理，但西方教育当时也主要是着力于对基督思想的传播，两者在政治道德思想的培养上，西方反倒是更甚。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别主要是缘于十四、十五世纪后两者知识阶层在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社会制度体制的变更造成的。中国自十三世纪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四朝，都是在不遗余力地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文化上更是以扭曲儒家的文化思想，特别是朱熹的理学思想为皇权统治服务，而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在科举制的绑架下也大都成了为皇权利益服务的应声虫。而西方恰相反，自十三世纪后，由于西方鼠疫横行等因素，造成了西方社会对天主教会思想的强烈怀疑，从而诱发了西方知识阶层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教会对西方民众的压制压榨又导致了基督教新教的崛起，基督教新教以强烈的反权威意识为核心，正是这种反权威意识与文化才造就现代西方人与中国人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演变上的区别。

中国与西方文化上的区别还有一个重点是商业文化上的区别。中国的商业发展自十四世纪后，明、清两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商业发展与交流仅限止在中国一域，商业发展限止制约了科技的交流与发展，由此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当时世界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了世界大航海的条件，而西方由于大陆商路被伊斯兰国家垄断的缘故又不得不顺应了这个趋势，借缘这个趋势使得西方势力在整个世界的融流汇合，这种融流汇合导致了西方的商业大发展，而商业大发展的需要又导致了西方科技的突飞猛进。

西方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置疑

西方停止讨论李约瑟问题是因为基本已经取得共识，总体肯定李约瑟的具体实证研究，但是否定其推论，即不承认“李约瑟问题”，认为其前提错误。否定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混淆科学和技术的概念。《中国科学技术史》实质是技术史。为了突出所谓的中国古代科学，不惜给技术史强行套上一个科学史的外套。这样的思路与分析，导致书中有关科学史的观点和内容遭到主流学界否定是必然的。

其次是夸大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判断古代技术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考察一项重要发明，到底对社会发展发挥了什么重要作用。在考古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李约瑟主持的研究很多都依靠书籍对孤立的、短效的技术给予高估，甚至把技术雏形当做技术领先。

第三是夸大中国古代技术对西方的影响。现代科技产生于欧洲，对于外因的影响，不必过分夸大。中国与欧洲处于东西两端，彼此的直接影响最弱。中国的好技术在伊斯兰和印度，甚至自己家最后都反响平平，则这类技术的好是要打折扣的。即使认定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存在，把文艺复兴等社会变化都归功于中国的神奇技术，那么这与诞生现代技术的工业革命还差着近三百年。认为中国古代技术在西方催生科学，更是攀龙附凤。科学的产生虽然与技术密切相关，但并不是所有技术都与科学的产生密切相关，关键技术只有几项，而李约瑟问题中常被称颂的那些技术则很难跻身前列。

把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范围定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回避古希腊和希腊化时期，也让问题显得非常小气。李约瑟问题一方面在考证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前提下，认定这种领先没有催生现代科技不是中国古代科技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又考证在中国的先进科技传入欧洲后，认定对现代科技的产生起到积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论述下，中国和欧洲的其他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及相互作用，都成了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如果全面审视，可谓矛盾重重，难以自圆其说。例如看到欧洲长期分裂，就将现代科技未能诞生在中国归责于大一统，而忽略此前认定的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也有一个大一统的环境。另外伊斯兰世界和印度也都是长期分裂，但同样没能产生现代科技。

对李约瑟问题表达置疑的作者没有切实根据地就认为“西方基本已经取得共识，总体肯定李约瑟的具体实证研究，但是否定其推论，即不承认“李约瑟问题”，认为其前提错误。”而李约瑟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首先，既然该作者“总体肯定李约瑟的具体实证研究”，认为李约瑟对历史的描述应该是事实，却又不承认“李约瑟问题”，这显然是自相矛盾。同时，“李约瑟问题”只是问题而已，事不关已当然会高高挂起，一个西方社会怎么可能有持续的热情去讨论这种问题，作者由此就简单地认为”西方停止讨论李约瑟问题“，显然是自相揣摩，甚至是想奉西方某些人的观点来否定其他所有人的观点。其次，作者企图以简单地玩弄”科学和技术的概念“来否定“李约瑟问题”，但“李约瑟问题”的前提是”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丝毫也没有提到”科学“二字，这显然也是在为作者臆造”西方基本已经取得共识“的事实作出了反相的注解。

相关论著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继承与叛逆》《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