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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地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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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地理考》是《王應麟著作集成》中的兩種，其中《詩考》輯錄韓魯齊三家詩，盡列各家詩之異字異義及三百篇外的逸詩，是現存最早的三家詩輯本，在《詩經》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詩地理考》輯錄鄭玄《詩譜》，根據毛傳、鄭箋、毛詩正義等，旁采《爾雅》、《說文》、《地誌》、《水經注》等材料，凡涉及《詩經》中地理地名者，薈為一書，是《詩經》地理學的開山之作。
作品簡介
〖詩地理考〗六卷，附《詩考》一卷。
宋王應麟（1223年-1296年）撰、輯。應麟為南宋著名學者，其生平簡介，詳見《周易鄭康成注》。《詩經》為先秦文獻，其中所列載的上古地名甚多，但因歷代疆域屢有變化，加之去時過久，或今昔異稱，或同名異實，或名存實亡，致使後世研讀《詩經》者疑似不決，有感於此，應麟乃成此編。
其書全文轉錄鄭玄所撰《鄭氏詩譜》，又旁采《爾雅》、《說文解字》、《地誌》及《水經》諸書，並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經》地名者，薈萃成帙。
但在研究方法上，仍是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雖書名為「考」，其實並未盡考也。如《詩·小雅·六月》第四章「□狁匪姑，整居焦□，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第五章「薄伐□狁，至於太原」，其地於周為西北地區，鎬方在徑陽外，焦□又在鎬方之外，故劉向《疏》稱「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孔穎達乃引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以釋焦□，考《漢書·地理志》，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再到涇陽；又以太原為晉陽，是□狁西來，周師東出，尤悖於地理之實，殊失證正。又如《詩·大雅·韓奕》首章「奕奕梁山」，第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應麟即引《漢書·藝文志》夏陽之梁山、《通典》同州韓城縣之古韓國以存舊說；又引王肅燕北之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城，以備參考；卻未考漢王符《潛夫論》載，周宣王時有韓，其國近燕，後遷居海中；《水經注》亦記，高梁水首受□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所以，王肅之說確有其證，應麟兼持二說，而不能考斷。
其他如「騶虞」，應麟引毛傳雲仁獸，賈誼《新書》則曰：騶者，天子之囿；「俟我於著」，引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漢書·地理志》則以濟南著縣；「□池北流」，引毛傳云：□，流貌，《水經注》則有□池水，《十道志》亦名聖女泉等等，則能兼采異說，亦資考證。另如「二子乘舟」，引《左傳》盜待於莘之說，「秦穆三良」，引《括地誌》冢在雍縣之文，都是經無明文，而因事以存其人，亦徵引該洽，足備說《詩》者所考用。
有《四庫全書》本、《玉海》本、《學津討原》本及《經學輯要》本。應麟《詩考》，乃專為齊、魯、韓三家之詩而撰輯。
《隋書·經籍志》記載，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卻無傳之者。今三家詩惟《韓詩外傳》僅存，所謂《韓故》、《韓內傳》、《韓說》者亦並亡佚。應麟乃檢諸書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文。
又旁搜博討，而成《詩異字異義》、《逸詩》附綴在正文之後。凡輯諸條，皆註明出處。所輯唯韓詩最多，齊、魯二家僅存數條。卷末為補遺，以拾綴所缺。此書搜羅勤備，為後世學者全面認識、研究漢學有一定的裨益，並且開創了為毛詩以外三家詩搜求遺文的先河，如明代董斯張、清代范家相等人都是在此書的基礎上對三家詩遺文作了進一步的輯錄，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古書散佚，搜求為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易於為力，篳路□縷，終當以應麟為首庸也。
有《五海》本及《四庫全書》本等傳世。
原文選載
提要
《詩地理考》六卷，宋王應麟撰。其書全錄鄭氏《詩譜》，又旁采《爾雅》、《說文》、《地誌》、《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薈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並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玁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其五章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其地於周為西北，鎬、方在涇陽外，焦獲又在其外，而太原更在焦獲之外。故劉向疏稱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孔穎達乃引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以釋焦獲。考《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獲，乃至涇陽。又以太原為晉陽，是玁狁西來，周師東出，尤乖地理之實，殊失訂正。又《大雅·韓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應麟引《漢志》「夏陽之梁山」、《通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以存舊說。引王肅「燕，北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以備參考。不知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其國近燕，後遷居海中。」《水經注》亦曰：「高梁水首受酅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
是王肅之說確有明證。應麟兼持兩端，亦失斷制。然如《騶虞》，毛《傳》雲「仁獸」，賈誼《新書》則曰「騶者，天子之囿」。「俟我於著」，毛《傳》雲「門屏之間曰著」，《漢志》則以為濟南著縣。「滮池北流」，毛《傳》雲「滮，流貌」，《水經注》則有滮池水，《十道志》亦名聖女泉。兼采異聞，亦資考證。他如《二子乘舟》，引《左傳》「盜待於莘」之說；秦穆「三良」，引《括地誌》「冢在雍縣」之文：皆《經》無明文，而因事以存其人。亦徵引該洽，固說《詩》者所宜考也。
序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系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誌》、《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一首，為《詩地理考》。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雲。王應麟伯厚父自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