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寒梅(翟明辉)
作品欣赏
血色寒梅
这世间有多少出身寒微且注定平庸一生的人，曾因了生命中某个时刻所绽放出的绝美光华而令人仰视，并照亮和引导着见证者前行的心路。
——题记
她是我小学一年级时的语文和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自然也是我们班唯一的老师了。我和她虽只有短短一个学期的师生之缘，却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记忆。这记忆是如此的铭心刻骨，以至不管岁月如何流逝与变幻，终不能消减其分毫。
七岁那年的夏末，我和几个自小玩大的野孩子一起，斜背着碎布头拼接而成的花书包，怀抱着自家的小凳子，被各自的父母押解一般送到了村西头的小学校。
说是学校，也不过是一排被简陋围墙圈起来的砖包土坯房罢了，且房体砖色不一，斑杂而陈旧，然而已经算是村子里相当阔气的建筑了。校园的空地上矗立着七八株上了年纪的老槐树，其中一株的枝杈上吊挂着一口半个冬瓜大小的铁钟，可以隐约看到上面斑驳的锈迹。
彼时的我们玩心正盛，对于上学这件事情是抱着抵触而又好奇的心理的，绝然不会在意家长们口中“跳出农门，光宗耀祖”的非凡意义。
迈进了由两个方形砖柱左右侍立并写有“翟庄小学”字样的学校大门后，一位约略十八九岁的穿着半旧浅色衣裤的年青女子迎了上来——这便是我们的第一位老师了。她看起来柔弱普通，白皙而微黄的圆脸上散落着几粒极是惹人注目的深色雀斑，发色也是微黄的，薄薄的紧贴在头上，脑后梳着两个细小而利落的羊角辫。只是两只眼睛还算好看，弯月一般散发着温润可亲的光泽，这着实让我们桀骜且有几分忐忑的心性渐觉平复下来。
她把我们拉到身边，一面轻抚我们脏兮兮的头脸，一面热情地笑对我们的父母说些“叔叔婶子，你们只管放心”之类的话。
进了教室后，她按高低个儿把我们逐一安排到用废旧砖块儿和草泥垒砌而成的“课桌”前。好在我和“黑皮”、“四毛”等几个要好的玩伴儿高低大小差不多，座位倒还相距不远，这让我们很是庆幸，免不得相互挤眉弄眼地得意一番。顺便说一下，“黑皮”是我们中间的老大，他的原名“振华”还是很上档次的，只是因为皮肤实在黑的过分，我们才送了他这个绰号。
记忆中我们的教室已很是破旧，泥灰剥落的后墙上甚至有好几个被附近村民抽去砖块而留下的大小不一的洞，影影绰绰的能看到洞外匆匆晃过的人的身影。夏末的清风一阵阵从前门窗吹进来，又从后墙洞穿而过，甚觉凉爽。靠近讲台的后墙上高高的也有一个窗户，大约一米见方，竖立着三五根当做窗棂的木棍儿——此后的课堂上，我时常呆望着窗外亮蓝的天空出神，恣意驰骋自己的遐想。
第一天的上课是兴奋而混乱的，老师具体说了些什么大都记不得了，脑海里只是她那张因着急和忙乱而变得通红的脸——须知我们是她当班主任后接手的第一届学生，之前一年多的民办教师经历似乎并不足以令她游刃有余地驾驭我们这帮放养已久、桀骜不驯的野孩子。亦或是因为天气尚有余热的缘故吧，她还不时地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汗水，并一次次整理着被汗水沾到脸上的头发，同时大声叫喊着要我们“安静、安静······”。事实上，直到我们手里拿到发下来的新课本并打开来一遍遍深嗅书里面好闻的香味儿时，教室里才逐渐安静下来。
没过几天，我们便将刚入学时的些许忐忑与顾虑抛到了脑后，骨子里的野性又开始肆无忌惮地爆发了：砸桌子、摔板凳、扔书本、追逐打闹、各种恶作剧······一天到晚地没个消停，即使在课堂上，老师那细弱的声音也常会淹没于我们的喧闹之中，气得她不止一次地哭鼻子。但哭过之后，她还是会继续红肿着眼睛给我们上课，而且并不向校长和家长告我们的状，这倒让我们颇有几分不安并开始对她渐生一些好感了。
状况的大转变是在我们一次较为严重的恶作剧之后。
那天快上课时，我和黑皮又把打扫卫生用的笤帚疙瘩放到了教室前门的顶上，然后虚掩着门回到各自的座位，静等着后面进来的同学“祸从天降”，我们好幸灾乐祸地狂笑一番（这也是我们最喜欢玩的恶作剧之一，且几乎屡试不爽）。不料那天老师先于后来的同学进了教室，她刚把门推开，笤帚疙瘩就掉落下来，正打着她的眼睛，她“呀”地尖叫一声，捂着脸蹲了下去，手里的教材撒落一地。教室里瞬间静寂，我们几个也都愣住了——这实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心理承受力。
回过神来，大家匆忙围拢上去。老师好一会儿才缓缓抬起头来，不知是因为伤心还是疼痛，眼睛里满是泪水。一群义愤填膺的女生把我们几个包围起来，边推搡边七嘴八舌地叱骂着，而我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老师倒没有责骂我们，只是把大家哄回了座位，然后红肿着眼睛走上讲台：“同学们，请打开课本······”
下课后，老师单独把黑皮带到了隔壁她一个人的办公室，而我们几个则在教室坐立不安地等着最坏的结果：这次的祸闯得实在有些大，每个人的心里都已经做好了被家长暴揍一顿的准备。然而，当摔断胳膊也没见哭过一声的黑皮低着头抹着眼睛回到教室后，我们才知道，年青的老师又一次原谅了我们，而且很快，黑皮被正式任命为负责纪律的副班长。从那以后，黑皮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我们也自此开始逐渐完成了由野孩子向小学生的真正蜕变······
不久以后，有一个白净面皮的青年男子开始频繁地出入老师的办公室，据说这就是被称为“对象”的老师的未婚夫了。我们对他的到来很是欢迎——毕竟每次他走了以后，老师都会把大部分的水果和点心当作奖品分发给我们，自己倒不舍得吃。就这样，在她如大姐一般的呵护中，我们对她的依恋和热爱也与日俱增。初时的抵触和轻慢早已消弭于无形，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倒是想着急于赶到学校，以便尽快看到我们的老师。听大人们说用干皂角泡水洗头可以让头发变得浓黑，我和黑皮他们放学后就常常跑到治国爷家那棵高大的老皂角树下捡拾落下的皂角荚，然后迫不及待地给老师送过去，告诉她用这些东西洗头是如何如何的可以让头发黑亮起来。“我娘就用过，可有效了，”黑皮信心满满地说，“老师，要不了多些天你肯定比现在还要好看！”于是，老师笑着的眼睛越发温润起来，像蒙了一层淡淡的雾。
我们那一届同学中有一个傻傻的女孩儿，叫什么名子已经忘了，只记得一头短发和白白胖胖的脸，就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刚入学的时候是我们恶作剧的第一对象，渐渐地我们也和老师一样对她好了，没有人再欺负她。只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着实令大家哭笑不得。黑皮当了副班长后，对班里纪律要求甚严，随便下座位固然不行，即便上厕所一般也很少批准了——我们以前就曾多次借此溜出去玩儿，直到下课后才回班。那一天的自习课上，教室里忽然弥漫了一股难闻的臭味儿，彼此诘问之下，才知道是那个傻女孩儿想去厕所又不敢向黑皮请假，实在忍不住便拉了裤子。正在隔壁批改作业的老师闻讯赶来，连忙把她领到办公室。其时已是深秋季节，老师弄了些热水给她擦洗干净后，用自己的新被褥把她裹放在床上，并打发黑皮去请女孩儿的家长。很久以后，村民们谈起这件事情来还对我们的老师赞不绝口：“这闺女，仁义······”。
日子过的飞快，转眼进入了冬季。
随着天气的渐冷，教室前面老槐树的叶子在凌厉的寒风中很快掉了个精光，光秃秃的黑色的枝杈盘曲着伸向四周，萧条而倔强。那口铁钟倒是越发显得醒目，但也许是畏于严寒的缘故吧，那种声听起来有些暗哑和短促，不再似往日一般清越而悠长了。
教室里也开始冷了起来，北风吹着哨声从墙洞灌入，即便是如我和黑皮这般粗皮糙肉的男孩子也都被冻得像缩成一团的刺猬。老师叫来了他的未婚夫，两人一起用泥巴和碎砖头把墙洞补上，并用旧报纸把前后窗都糊的严严实实的，不留一点儿缝隙。教室里光线虽然暗淡了些，但毕竟暖和多了。
时间很快又来到了腊月，再过一两个星期就要放寒假，村子里也已渐渐有了一些准备过年的味道。
那天一早起来便觉得比往日更冷了些，阴沉沉的天空像巨大的冰块儿一样压迫得人不敢伸出脖子。随着北风的渐大，到了下午便下起了恼人的雨夹雪。教室后窗户的报纸很快被雨雪打湿并破了洞，北风裹夹着雨雪阵阵灌入，我们又都缩成了刺猬。老师停止了讲课，让我和黑皮去她办公室把那块废弃的黑板抬过来。那块黑板厚实而沉重，看得出原本是一块家用的槐木桌面，大小倒和后窗户差不多。老师把她的凳子放在窗户下，站了上去，招呼我们把黑板递给她。她先是吃力地把黑板堵在窗户上，然后用手撑着，一面吩咐我们再把教室角落里的几块青砖递给她用来顶住黑板。窗户终于堵住了，风雪顿息，教室里一片雀跃的欢呼，她回过头来，冲着我们嫣然而笑。
仰望着老师开心的笑脸，我忽然想到了“美丽”这个在书里经常看到的词——好吧，如果说有生以来第一次曾为一个美丽而圣洁的女子蓦然心动并由此念念不忘的话，那么我承认，就是她了，眼前这位普通农民的女儿。
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她跳下凳子准备给我们继续上课，还没等她转过身，一股疾风呼地吹来，窗户上的黑板和砖块瞬间砸落而下······
我和黑皮帮着赶来的男老师一起把我们的老师抬到她办公室的床上，头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她大半个脸庞，从教室到办公室洒下的一路血迹斑斑点点，犹如朵朵盛开的梅花。在我们的哭喊和村医生的努力下，老师终于艰难地睁开了眼睛，茫然看了我们好一会儿，嘴角才隐现出一丝惨淡的笑意，随即又无力地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校长带着新来的老师一起，终于把我们的窗户都订上了厚厚的塑料布，再大的风雪也吹不进来了。然而我并不因此感到比以前暖和，反倒有一种彻入骨髓的寒冷。我们深爱的老师，那位即将结婚的年轻姑娘，邻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严重的脑震荡，再也回不到她心爱的宛若圣坛一般的讲台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她后来的状况，因为我至今也没敢打听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在我的设想里，她还是那么年轻，弯月一般的眼睛依旧温润而明澈，她和她英俊的丈夫还有他们的孩子，正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快乐地生活着······
对了，她有一个挺好的名子，叫郁红梅。 [1]
作者简介
翟明辉，河南书生，自由写作者，职业美术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