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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宗頤(1917.8.9-2018.2.6)，字伯濂、伯子，號選堂，又號固庵，中國廣東潮州人，祖籍廣東潮州。著名國學大師，香港中文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名譽教授，西泠印社社長。其學問幾乎涵蓋國學的各個方面，且都取得顯著成就，並且精通梵文。香港大學修建了"饒宗頤學術館";潮州市政府也在其家鄉修建了"饒宗頤學術館";香港中文大學、南京大學等校名譽教授。

成就貢獻

饒宗頤先生集學術與藝術於一身，是國際公認的一代巨匠、南派文化宗師。精通多種外語，知識淵博，學富五車，著作等身。六十多年來，孜孜不倦，無論甲骨文、簡帛學、敦煌學、佛學、道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乃及印度梵學、西亞史詩、藝術史、音樂、詞學、書畫及理論，學無不涉，涉無不精，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了專著六十多種外，尚有發表在世界各大學術期刊及各大書刊上的論文，短文和雜文約有四百篇。藝術方面於繪畫、書法造詣尤深。繪畫方面，擅山水畫，寫生及於域外山川，不拘一法，而有自己面目。人物畫取法白畫之白描畫法，於李龍眠、仇十洲、陳老蓮諸家之外，開一新路，影響頗大。書法方面，植根於文字，而行草書則融入明末諸家豪縱韻趣，篆書兼采谷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長，自成一格。主張書要「重」、「拙」、「大」，克服輕佻、嫵媚、纖巧之病。其書作氣息空靈，淳淳入古，尺幅之內疏簡凝重，濡染翰墨，殊為精緻。實可謂：「筆走時篇篇錦繡，墨動時字字珠璣」。

饒宗頤先生在當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及影響，已有季羨林、李學勤、錢仲聯、姜伯勤、李聯陞等中國著名學者以及戴密微、池田溫、吉川幸次郎等海外漢學家著文評價，收入香港三聯書店《論饒宗頤》一書（1995年出版）。簡要論之，可概括為如下三點：

（一）本世紀自王國維以來的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研究，一個大的趨向即如何在乾嘉諸老的基礎上再向上一層。向上之路，依學者個人的天資稟賦與治學風格、學術背景的差異而呈現不同面貌。如陳寅怡先生以史論擅勝，錢鍾書先生以文心見長等等。但總的精神是地下文物與紙上文獻互證、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印證以及外來觀念與民族學術融合。這一總的精神，是中國傳統學術經由二十世紀的社會科學洗禮、錘鍊其學術性格，然後重返中國傳統學術文史哲不分家的返本開新之路。由分而合，正是中國人文學術的內在生命所使然。饒宗頤經其特殊的個性聰明才智，正是處於此一學術潮流中的前線人物，其成績足以與當代一流大師相頡頏。

（二）由於1949年至1978年的特殊時代因素所造成的閉關鎖國狀況，尤其是文革十年動亂對於中國文化的瘋狂踐踏，中國人文學術研究缺乏應有的成就與活力。而這一段時期，正是饒氏學問生命的精進期，也正是他成長為中國與海外漢學研究不多的橋樑人物之一的時期。譬如，一九五六年，饒宗頤發表《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倫敦所藏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其後不久，法國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即以此書教授諸生，以至引發後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在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史中，饒宗頤是一個重要的開風氣的人物。如果說，二十一世紀的東學西漸必資延續下去的話，饒宗頤的學術位置亦將因此而顯出其重要意義。

（三）饒宗頤在學術上與藝術上的造詣均達到相當高的水準，他集學問與藝術為一身，以其博洽周流、雅人深致的境界，成為當代罕有的國學宗匠。同時，他的文化世界具有自信、自足、圓融、和諧的特點。整個二十世紀，一般知識人都覺得一定要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新派」與「舊派」之間做選擇的時候，他卻沒有一種焦慮與困惑。他的世界裡，東方與西方沒有鴻溝，古代與現代之間沒有裂罅。饒宗頤的學問、藝術與文化人格、與香港一地有極為重要的相似性。是特殊的地緣所造就的學術文化史現象。這一範式所樹立的標格，將對於未來的中國學術具有重要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