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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琪瑞 | |
|---|---|
| 出生 |
1865年3月6日 安徽合肥 |
| 逝世 | 1936年11月2日 |
| 国籍 | 中国 |
| 别名 | “段启瑞” |
| 职业 | 皖系军阀首领 |
段琪瑞，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皖系军阀首领。1885年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炮兵科。1889年毕业后赴德国学习军事。次年回国。1896年调往天津小站任新建陆军炮队统带兼武卫右军各学堂总办。1901年底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清廷成立练兵处，段成为袁世凯扩编北洋军的重要帮手。段与冯国璋、王士珍被人们称为"北洋三杰"。1909年调充第六镇统制。次年调任江北提督，加侍郎衔，驻江苏清江。
武昌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奉诏驰往湖北镇压革命。南北和谈期间，段于1912年初秉承袁世凯意旨，两次电促清廷退位。3月，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1913年，段一度代理国务总理，调兵镇压二次革命。此后又署理湖北都督兼领河南都督，调集豫、鄂、皖等省军队镇压白朗起义。1915年5 月，他因不满袁世凯自为帝制，称病辞职。袁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洪宪帝制，请段复出，任参谋总长。4月，段代徐世昌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6月，袁世凯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
军阀混战
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直、皖两系，段是皖系的首领。1917年因对德宣战问题发生冲突，黎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段则策动督军团倒黎。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兵进京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张勋复辟乱平，黎被迫去职，段迎原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自任总理，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段决定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受到冯国璋为首领的直系的阻挠，11月段被迫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但他策动督军团主战，迫冯请段复出和对南方用兵。
当北洋军占领湖南衡阳后，直系将领吴佩孚于1918年8月接连发出罢战主和通电，并攻击段政府的亲日卖国政策，直皖矛盾加剧。9月冯国璋代理总统期满下台，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任总统，段亦去总理职专任参战督办。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军败北，段去职移居天津。此后，段与奉系张作霖及南方孙中山联合反对直系统治，至1924年10月，奉系联合冯玉祥部打败直系，段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他召集"善后会议"以抵制孙中山所主张的国民会议。1926年3月18日，段竟然唆使执政府卫队向北京各界人民反帝请愿队伍开枪，死伤百余人，造成"三·一八"惨案。4月段又图谋联合奉、直，打击冯玉祥国民军，事泄段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因不为吴佩孚、张作霖所重视，遂退居天津租界当寓公，自号正道居士。1933年2月段移居上海，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
生活
我听说：据说：有人说：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也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他原配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老段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老段就吩咐大老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老段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家风不错外，基本没留下什么宝贝之类的东西。曾经有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了几件礼品，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老段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老段，开始算细账。
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有点不可思议。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因其老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的，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偏偏老段不在此列。其子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老段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其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他都不答应。 吴清源就是老段筹资送到日本去留学围棋的。 内急，先去解决后顾之忧。
评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到南京，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当记者登门采访时，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急送上海宏恩医院救治，2日在医院病逝，终年72岁。段祺瑞在弥留之际，还心系国事，留下亲笔遗嘱，向政府提出“八勿”之说，作为国家的“复兴之道”：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段祺瑞的两副面孔：枪杀刘和珍毁了他一世清明。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传统道德沦落不堪。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三一八惨案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当时不在执政府，亦未命令开枪)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段祺瑞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强大民意压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1]
晚年生活
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4月9日被冯玉祥驱逐下台，退居天津日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自号"正道居士"。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与日本人往来，颇有操守。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月21日，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1月24日段祺瑞移居上海。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日段祺瑞胃病突然发作，2日在医院病逝，终年七十二岁。3日行政院决议国葬段祺瑞。1月11日灵柩运抵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段祺瑞家人匆匆将段埋葬于北平西郊白石桥附近。1949年1月北平解放，段墓移到北郊清河镇。1963年秋移葬于北京西郊香山附近万安公墓。章士钊题写了墓碑:"合肥段公芝泉之墓"。
五四运动
徐世昌点燃了“五四”的引线，但这团大火却慢慢烧到了自己身上。火烧赵家楼，拳打章宗祥。但那天下午的火苗只是一个开始，一场更大的风暴才刚刚来临。当日晚上，钱能训召集全体阁员，商讨对策。段祺瑞因曹、陆、章“意外”受辱，力主严惩肇事学生。段芝贵更是叫嚷:“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能再容一日如此学风。”于是有人建议参加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各校长一律免职，以示惩诫。教育总长傅增湘严辞拒绝，他们退一步要求罢免北大校长蔡元培，傅增湘也表示反对。在对学生游行活动在处理意见上，北洋政府高层分作两派:段祺瑞一派主张严厉镇压，而徐世昌得知学生纵火打人后，而非常恼火，却还是拂逆了段祺瑞的意见，想缓和处理。[2]
5月6日，徐世昌发布的大总统命令显示了他的苦衷，迫于段祺瑞的压力，先以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词搪塞，而后将全部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吴炳湘，说“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务，呈候惩戒。”然而这一命令，不但警察不服，曹汝霖等人也极为不满。徐世昌只好又下一道命令:“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才，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性质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
这道命令一出，反对之声更加此起彼伏。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上海和平团体等声援爱国学生的电函接踵而至；正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的南北总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也先后致电徐世昌，支持学生的爱国精神，请求对被捕之人从宽办理。
段祺瑞一派则频频向政府施加压力，紧接着蔡元培引咎辞职，教育总长傅增湘避走西山。
北大学生再次行动，以更大的声势发起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的斗争。他们一面上书教育部，一面通电全国，请求支援。5月12日，北大学生决定:如政府无满意答复，则一致罢课。随后段祺瑞、王揖唐威胁说:“希望总统、总理采取措施，及早解决学潮问题。否则导致武力解决，后果不堪设想。”
徐世昌势如骑虎。为避免武力镇压，他不得不下令对学生严加管束。5月14日，徐世昌连下四道命令:一令北京警察等“认真防护、共维秩序”；二令告诫学生“持以镇静”，“毋得干预政治”；三令挽留蔡元培，以安学生之心。四令挽留陆宗舆，以安段祺瑞之心。在段祺瑞的坚持下，徐世昌于15日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由次长暂时代理，后又任用安福系要人田应璜继任。此消息一出，教育界顿时舆论大哗，认为安福系插手教育，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于是17日开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连续集合，一致反对任命。19日，北京25000多名学生实行总罢课，再次上书徐世昌，要求:拒签和约、惩办国贼、挽回傅蔡、释放被拘学生、谋求国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