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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於 2018年11月23日 (五) 23:32 由 Baizai對話 | 貢獻 所做的修訂 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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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
國籍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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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復,字幾道,漢族,福建侯官縣人,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先後畢業於福建船政學堂和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復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

在李鴻 章創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期間,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海軍人才,並翻譯了《天演論》、創辦了《國聞報》,系統地介紹西方民主和科學,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將西方的社會 學、政治 學、政治經濟 學、哲 學和自然科 學介紹到中國,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是清末極具影響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是中國近代 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

1854年1月8日(咸豐三年十二月十日)嚴復出生於今福建省侯官縣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復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復放棄走科舉「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復,字幾道。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於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國後,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

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學生中有後來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1891年10月8日(光緒十六年)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並任總辦,俄文館為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啓超與汪康年在上 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國聞匯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9月《國聞報》因報道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汪康年、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為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後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

1904年冬發生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 山由美 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被安 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復離開安徽師範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

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為協都統,後任資政院議員。

1911年(宣統三年)創作大清國歌《鞏金甌》。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

1914年1月26日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後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複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避禍於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海軍思想

嚴復的到來,給北洋水師學堂帶來了西方現代海軍管理思想和教學理論。由於他對待工作認真負責、教育教學工作管理有方,加之嚴復對李鴻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一直升至總辦(校長)。嚴復在給四弟觀瀾的信中說:「自來津以後,諸事雖無不佳,亦無甚好處,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於上司,當今做官,須得內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嚴復自稱)則三者無一焉,何怪仕宦之不達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見,嚴復對當時的官場是很不滿的。針對此事,四弟觀瀾告訴他,無論如何李鴻 章這個門路,總是要走動走動的,因為李鴻章權勢既大,又是直接上司。於是嚴復偶然也去試試,沒想到果然有用。對此嚴復給四弟的信中曾不無幽默地說:「用吾弟之言,多見此老,果然即有好處,大奇大奇。」但嚴復對李鴻章的趨奉也僅此而已。

人才培養

嚴復任總辦的北洋水師學堂曾被時人推崇為「實開北方風氣之先,立中國兵艦之本」。作為一所新式海軍學校,該校20年間為社會培養了許多人才,如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以及北洋大學教務提調王劭廉(同時兼任直隸學務公所議長、直隸咨議局議長)、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倒是嚴復自己,對弟子們的評價可以說有些苛刻:「復管理十餘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學識,而性情乖張;王少泉(劭廉)篤實,而過於拘謹。二者之外,余雖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嚴復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師學堂毀於炮火之中。這給了嚴復以極大的思想打擊,他被迫離開天津遷居上海。

教育思想

嚴復在復法運 動中,嚴復是一個反對頑固保守、力主復法的維新 派思想家。他不僅著文闡述維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時代必進,後勝於今」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依據,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戊戌變法後,他致力於翻譯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社會學說及自然科學著作,是一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覆信奉達爾文進化論和斯賓塞的庸俗進化論。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嚴復在《原強》中提出,一個國家的強弱存亡決定於三個基本條件:「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慧之強,三曰德性義仁之強。」他幻想通過資產階級的體、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強國威。「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謂鼓民力,就是全國人民要有健康的體魄,要禁絕鴉片和禁止纏足惡習;所謂開民智,主要是以西學代替科舉;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廢除專制統治,實行君主立憲,倡導「尊民」。嚴復要求維新變 法,卻又主張「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驟」的具體辦法就是要通過教育來實現,即在當時的中國,要實行君主立 憲,必須開民智之後才能實行,總之,「教育救國 論」是嚴復的一個突出思想特點。

呼籲變法

嚴復疾呼必須實行變法,否則必然亡國。而變法最當先的是廢除八股。嚴復歷數八 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國也,害在使天下無人才,其使天下無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錮智慧」、「其二曰壞心術」、「其三曰滋游手」。嚴復主張多辦學校,他曾論述西 洋各國重視教育,對「民不讀書,罪其父母」的強行義務教育表示讚賞。因為中國民之愚智懸殊,自然不能勝過人家。基於這種思想,嚴復對辦學校是積極的。他除親自總理北洋水師學堂長達二十年外,還幫助別人辦過學校,如天津俄文館、北京通藝學堂等。嚴復要求建立完整的學校系統來普及教育,以「開民智」。他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提出中國的學校教育應分三段的計劃,即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小學堂吸收16歲以前的兒童入學;中學堂吸收16歲至21歲文理通順、有小學基礎的青年入學;大學堂學習三、四年,然後升入專門學堂進行分科的專業學習 。同時,還要把學習好的聰明之士送出國留學,以造就學有專長的人才。

此外,嚴復還很重視婦女教育。他對當時上 海徑正女學的創辦大為讚賞。認為這是中國婦女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開始,也是中國婦女自強的開始。他從救亡圖存的目的出發,認為婦女自強「為國致至深之根本」。他還主張婦女應和男子一樣,在女學堂里既要讀書,又要參加社會活動,如果不參加社會活動,創辦的女學堂就和封建私塾沒什麼區別,因而也就無意義了。顯然,他是將婦女置於整個社會變革,特別是婦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來考慮的,故十分強調參加社會活動對女學堂學生的重要意義,這也是他在婦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處。

提倡西學

嚴復提倡西學,反對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點。他曾多次將中學與西學作比較:「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於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恃人力。總之,西學「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他還指出「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認為就是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話,也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 洋「格致」:「蓋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則僅得其皮毛。」他認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他認為應做到「體用一致」,「本來一致」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的資產階段教育方針。

他從「體用一致」的觀點出發,具體規定了所設想的學校體系中各階段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他認為在小學階段,教育目的是使兒童能「為條達妥適之文」,「而於經義史事亦粗通曉,」因則「舊學功課,十當其九」,並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譯西學中「最淺最實之普學」為輔助讀物。在教學方法上,多採用講解,減少記誦功夫。中學階段應以「西學為重點」,「洋文功課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課居十分之三」,並且規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課」。在高等學堂階段,主要學「西學」,至於「中文」,則是「有考校,無功課;有書籍,無講席,聽學者以餘力自治力。」他認為對於青少年,應引導他們分析,學些專深的知識,如此,讓他們有所收益,觸類旁通、左右逢源。科學方法問題是嚴復西學觀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曾翻譯《穆勒名學》(形式邏輯),並積極進行對「名學」的宣傳介紹。他認為歸納和演繹是建立科學的兩種重要手段。我國幾千年來,「演繹」甚多,「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嚴復更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為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楮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

翻譯理論

嚴復是中國近代翻譯史上學貫中西、劃時代意義的翻譯家,也是我國首創完整翻譯標準的先驅者。嚴復吸收了中國古代佛經翻譯思想的精髓,並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經驗,在《天演論》譯例言裡鮮明地提出了「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和標準。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實準確地傳達原文的內容。

「達」(expressiveness)指譯文通順流暢。

「雅」(elegance)可解為譯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這條著名的「三字經」對後世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很大,20世紀的中國譯者都深受這三個字影響的。

賦稅思想

嚴復曾赴英國學習海軍,並翻譯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對賦稅的職能、作用有較深刻的認識,認為納稅是公民的義務,而政府徵稅後要用之於民。他說:「賦稅貢助者,國民之公職也,取之於民者,還為其民」。在向誰徵稅的問題上,嚴復提出了「賦在有餘」的原則。指出「國家責賦在民,必有道矣。國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歲之入,有以資口體、供事畜而有餘,而後有以應國課。」他提出不能以「養民之財」、「教民之財」和「贍疾病待贏老之資」作為徵稅對象。這一主張反映了資產階級的要求,適應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嚴復主張賦稅輕重要適度,「賦無厚薄惟其宜」,認為統治者的責任在於「為其民開利源,而使之勝重賦」,即鼓勵人民發展以提高負稅能力。


社會總評

嚴復翻譯了《天演論》等諸多西洋學術名著,成為近代中國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離開北洋水師學堂後,嚴復先後出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等校校長,以教育救國為己任。辛亥革命後,他一度黨附袁世凱,捲入洪憲帝制,為世人詬病。基於對國情民性的獨特把握,嚴復終身反對革命共和,時持犯眾之論,既不獲解於當時,更致聚訟於後世。雖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獨行的操守,學術政見有其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翻譯學上更是為一時之先,其風格思想影響了後期一大批著名翻譯家。其眾多譯著更是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他的功過是非與成敗得失,值得後世用心研究總結。雖然研究嚴復的論著已為數不少,但相對於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顯赫地位而言,還遠遠不夠,尚待學界進一步挖掘材料、變換視角、革新思維,做出更為全面公正的評判。

名家點評 康有為評 康有為稱讚嚴復是「精通西學第一人」。

梁啓超評 梁啓超稱讚嚴復「於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

毛澤東評 毛澤東曾稱讚他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胡適評 胡適稱讚「嚴復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強評 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記住嚴復。嚴復學貫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國人。他向國人翻譯介紹西學,啟蒙了幾代中國人,同時又葆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

郎咸平評 他最後只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顆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劇就是在當時特殊環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學思想的中國人。但老天爺開了中國一個大玩笑,讓他止步於「天演論」和以英國哲學思想為主的翻譯工作。如果他向右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軍國主義的斯賓塞思想,向前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現代法治化主義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會主義的黒格爾馬克思思想。但是,當時甚至到如今的中國都難以理解他深邃思想,從而造成後繼無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讓今天的中國都缺乏一個指導中國往何處去的哲學思想,只有讀懂嚴復的悲劇,才能理解中國如今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