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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person  
| 姓名     =   张维华
| 外文名   =   
| 图像     =   
[[File:张维华.jpg|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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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说明 =   齐鲁大学文学院原院长
| 出生日期 =   1902年12月17日
| 出生地点 =   山东寿光
| 逝世日期 =   1987年
| 国籍     =   中国
| 母校     =   
| 职业     =   教育工作者
| 知名作品 =   《汉史论集》、《中国古代长城建置考》、《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
}}

'''张维华'''(1902年12月17日-1987年)字西山，[[山东]][[寿光]]人。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ref>
[https://www.taomingren.com/baike/6387   张维华 ],淘名人</ref>，1952年后执教于[[山东大学]]。是我国老一代著名[[历史学家]]<ref>[https://news.zxxk.com/article/458942.html   9月9日带您走进山东省潍坊中学 ],科学网, 2015-09-09</ref>，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和明清史领域都有突出贡献。著有《汉史论集》、《中国古代长城建置考》、《明代海外贸易简论》等。

1928年毕业于[[济南]]齐鲁大学。后在[[济南]]东关济美中学执教。1931年入燕京大学研究 院学习，其间，加入禹贡学会。1933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回齐鲁大学任历史系讲师。1936年赴[[北京]]禹贡学会工作，协助编辑《禹贡》半月刊。1937年赴河南参加经世学社，主编《经世》刊物。1938年在昆明北平研究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与顾颉刚、徐旭生一起研究中西交通史。1939年在成都与顾颉刚共同主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责善》半月刊和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中国成立后，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学研究所主任。1952年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ref>[https://history.sdu.edu.cn/info/1275/13088.htm   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张维华先生 ],山东大学, 2019-07-14</ref>。长期从事战国秦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中西交通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有创见，受到史学界重视。

==著名历史学家==
===成长求学===
1902年12月17日，出生于当地一个贫寒的小农家庭。曾祖父原本姓董，为其姨母张家抱养，所以就姓了张。在宗法社会里，抱养的孩子被称作养子或义子，社会地位很低，如同秦汉时的"赘婿"。后来总算分给了些田宅，但又少又坏。曾祖父虽然不识字，但很有志气，立志要带出一个好人家。除了省吃俭用、勤劳操作而外，还供给自己的儿孙读书。祖父读书无成，长大后一直在家乡务农。叔祖父读书尚有成就，成了一个乡里的教书先生，但考了无数次，连起码的功名"秀才"也未考取。伯父颇有毅力，考取了已酉科(1909年)的拔贡。

五六岁时就读书识字，先读私塾，清季开始办学堂，又到学堂去读书。当时张维华家十几口人，平均不到一亩地，本没有供他读书的能力。只因祖父心胸很大，以家中书香中绝为耻，非叫其读书不可。为了能省点读书的费用，就把张维华送到距家八里路的一个教会小学去读书。两年后毕业，张维华又投考了潍县东关外外国教会办的广文中学。张维华在二三百人中考了个第二名，祖父很以为光荣。当时我祖父种菜园，父亲贩粮食，东凑西凑，勉强供我上学。在假期回家的时候，张维华就干一般农家子弟所干的活:割草、放牛、捡粪、拾柴以及锄地、割庄稼、耕地等轻重农活都干过，有时过着很熬煎的日子。这些事影响了张维华以后吃苦耐劳的精神。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进了所谓"牛棚"，在农场干活，各种农活我都能干，其他人颇为诧异。

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济南的齐鲁大学。上大学费用更高，张维华家更是拿不起，第一年就把家里的麦子全卖了，当了学费。张维华有一个姓李的小学老师，他以后学了医，当了大夫，怜悯我，一年帮我二三十元。学校虽然给点微薄的资助，生活还是很困顿。在上课之余，我就帮着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翻译书稿，每月可挣得十几元。自己平时尽可能地节衣缩食，这样一年一年地混。有一次生了病，竟然连几角钱的药费都拿不出，还要去求亲告友。

===毕业执教===
张维华坚持读完了5年大学，1928年夏毕业于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随后到济南济美中学任教。那时谋职不易，张维华干的很卖力，教课效果甚好，颇受学生欢迎。一年后，齐鲁大学又聘我回校当助教。两年后，即1931年，我又到燕京大学读研究院。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院集中了许多名流，例如陈垣是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都执教于此。我选修他们的课，颇得益于他们治学问的方法。这促使张维华下决心走上了研究史学的路子。北京图书馆和燕大图书馆藏书甚丰，这是个极有利的条件。我那时已是过30岁的人了，不免有为时过晚之叹，但我还是抓紧时机，刻苦攻读。两年后，张维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明正德间葡萄牙使里来华考》，竟然受到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重视，并撰文予以介绍。这更加坚定了我作史学研究的决心。

1933年研究院毕业，张维华完成了硕士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颇受洪业先生赏识，翌年即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这本书共有17万字，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将书名改为《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过去的正史中，虽大都有外国传，但从来没有欧洲国家的传。《明史》中出现几个欧洲国家的传，显然是中国直接与西方国家发生联系的反映，表明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于是，张维华便参照中外文有关典籍，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着手为《明史》中欧洲四国传作注释。在注释过程中，我采用溯源、辑补、比勘三种方法。

1933年研究院毕业后，张维华仍回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当时教师少，全系只五六个人，我教的课也比较多，中国史、世界史都要讲。在教课之余，尽可能地搞点研究。我在读《日知录》时，看到顾炎武有关齐长城的记载，颇受启发。我翻阅了大量方志，并参考其他支书，写成了《齐长城考》一文，受到顾颉刚的好评。接着我又陆续写成了《魏长城》、《赵长城》、《燕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楚方城》和《汉边塞》等论文。后来结集成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在这本书中，我不仅使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而且有些资料来自实地考察所得。我曾到过河套的五原、临河两县，察看了赵长城的终点高阙，还在张家口一带考察过明代的边墙。这种实地考察对我写好这本书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张维华应顾颉刚之邀，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编辑《禹贡半月刊》。顾先生还给了我一个主任的名义，叫我负责对内、时外的事。我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到外地考察。例如，我曾到地广人稀的河套，深感这是一块急待开发的好地方。自清季以来，不少人注意及此，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同春。他曾集中许多人在此兴修水利，使当地面貌大有改观。我访问了其家庭，回京后写了《王同春访问记》一文，刊于《禹贡》，并编辑了《河套水利调查专号》。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印证书本上的一些记载。这使我感到，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作学问的真谛。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京津骚乱。张维华离开北京，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当时肖一山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与他来往较多。张维华一边教书，一边在他创办的"经世学社"主编《经世》杂志。不久，开封的形势也紧张起来，张维华便随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继而又迁至武汉，旋即解散。张维华和几位同仁一起到了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宜的工作，竟过了一段流浪生活。

1938年秋，张维华和徐炳旭一起到昆明，在当时已迁至昆明的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工作。

1939年秋，张维华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成都的齐鲁大学任教。当时迁至成都的大学很多，仅华西坝就有华西、燕京、金陵女大和齐鲁四所教会学校。除授课之外，张维华和顾颉刚先生还一起主持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一时集中了国内20余位著名学者，像杨向奎、胡厚宣等都曾参与其事。我们还招了动余名研究生，并制订了一套整理二十四史的计划。研究所的工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差不多成了西南的一个学术中心。研究所编辑出版了《责善半月刊》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成了大家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

张维华在成都齐鲁大学史社系连续工作了5年，先任副教授，后任教授，还曾担任过系主任。张维华先后开设了秦汉史、中国通史、中西交通史等课程。在研究方面，我主要集中在秦汉和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关于秦汉时期，我先后撰成了《西域都护通考》、《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等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大都收在《汉史论集》中，由齐鲁书社出版。

在明清时期的中西交通方面，除撰有数篇论文外，这时张维华还写成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一稿。当时曾石印数十本，以作为学生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后，齐鲁书社愿意为我出版这本书。研究生晁中辰整理，并由他补写了清前期中西交通一章，易名为《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本书共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写交通，叙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与中国的早期交往;中编写宗教，叙述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经过;下编写文化，叙述西方文化传入我国的过程及其影响。其中，下编是全书的重心。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但是，殖民主义和宗教因素掺杂其间，对其性质和作用难于辨识和判定，为此历来多有争议。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时期，这个领域更成了禁区。但历史工作者应正视现实，应该对这段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明清之际中西文化直接接触并相互激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直接接触，又是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初次交锋。它带来了生机，也蕴藏着危机。从主观上来看，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天主教教义，从精神上奴化中华民族。我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并一度信奉耶稣会。他们的足迹遍及我国各地，从京师直至穷乡僻壤，建教堂、学校以及医院，帮助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宗教活动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有的耶稣会士还从事搜集中国情报的活动。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注视和强烈反对，乃至制裁。清康熙年间的教仪之争及此后的禁教，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的激烈斗争。但从客观上来看，除消极因素以外，还存在着一些积极因素。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如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以及机械制造等知识，对仍然沉溺于四书五经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无疑是一股清风。它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同时，以耶稣会士为中介，中国的学术文化也陆续传入欧洲，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我在"出版新序"中特别提到，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我写这部稿子，特别注意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其原因就在于此。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经过几千年时间，各个民族的文化无日不起着相互融合的作用。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彼此间的隔阂消除了很多，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民族大家庭了。我觉得，人类社会虽然四分五裂，但从未来的远景看，也会同中国一样，走向和平共处的道路。

1944年，张维华离开成都，到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这个学校建在荒山野坡里，不具备什么工作条件，几乎停止了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于1946年夏迁至重庆。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时局混乱，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

1948年，我离开重庆，又回到当时已迁至杭州云栖寺的齐鲁大学。在教学之外，做些订正旧稿的工作。翌年全国解放，我随校返回济南，除教课外，还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张维华被分配到青岛山东大学工作。在此后的30余年间，不论山东大学由青岛还济南，由济南迁曲阜，由曲阜再迁回济南，张维华一直是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这30多年形势变化很大，无论教学或研究，都需要改用新的方法，需要以马列主义来指导，我是一时跟不上的。在这期间，编过讲义，也写过文章，大都属于通史和制度方面，初学涂鸦，说不上研究。

总的说来，张维华的学术研究道路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解放以前，那是走的老路子，确实费了不少力，也写了一些东西;一是解放以后，自己虽然没有学会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路子，但自己的眼光比以前开拓了，接受了些新事物和新的治学方法，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绩，而对自己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也感到，旧日所学也不是完全无用。没有这样一点旧日的基础，用新方法从事研究也是有困难的。

1973年退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学校又让张维华复职，主要从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张维华培养研究生的原则是八个字:一是人品，二是学问。从通常情况来说，人家来当研究生主要是学知识的，怎么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呢?我对他们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也做不出好学问来。人品和学问，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实际上关系很密切。比如，一个人平时干什么事都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无论在哪个领域做学问，如不下苦功夫，总想投机取巧，是绝对做不出好学问来的。另外，研究生毕业后不少人要去当教师。一个合格的大学教师不只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要以自己的人品去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似乎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就是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优秀大学教师这种人格力量的影响，对决定学生一生的道路比知识传授还要重要。学生毕业后如何立身处世，往往就以自己心目中的优秀教师为楷模。如果我们的教师在品格方面都能为学生树立起这样的榜样，就能使我们的教育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我对研究生的要求是以严格出名的。不仅在品格方面，在成绩方面也是如此，我几乎没给他们打过"优"，"良"也不易得。一概都打"优"，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虽然对他们要求严，但我们师生间的感情都很深。他们也都清楚，要求严有利于他们的进步。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各方面发展都很快，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张维华1957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得到完全改正，除了带研究生以外，还整理了一些旧稿，张维华的一些想法也陆续写成文章发表，张维华以活到老、学到老自勉。

==出版著作==
1.《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原名《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传注释》，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出版)。

2.《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

5.《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

6.《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齐鲁书社1987年版。

7.《晚学斋论文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

8.《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9.《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主编)，齐鲁书社1985年版。

==成就贡献==
===品格方面===
"第一是人品 , 第二是学问"

张维华虽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辈一心想让他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从教会学校毕业后，他考上了齐鲁大学。为了完成学业，除了平时尽可能节衣缩食外，还课余辅导外国人学汉语、抄写稿件和翻译书稿。1931年张维华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深造，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名流都执教于此，这促使他走上了研究史学之路，毕业后他回齐鲁大学任教，先后任讲师、教授、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52年齐鲁大学解散，他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一直到逝世。

据晁中辰教授回忆，随张维华先生受业的这段经历，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第一是人品，第二是学问。

张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特别强调人品的重要。他常说:"一个品行不端的人，是搞不好学问的。"并且解释道:比如，一个人平时不论干什么事总想投机取巧，让他去做学问，他也决不肯下苦功夫，是绝对做不出有价值的学问来的。这种人只能干点浮光掠影的工作。做学问是种艰苦的事业，应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他还经常以他的老师顾颉刚、陈垣、洪业等学者为例介绍他们做学问的旧事，他们的成就都是老老实实用自己的心血换来的。这番教导足见张先生的良苦用心。

在张知寒教授刚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张先生就建议他读读《文史通义》的史德篇，第二学期开学后，他把"史德篇"背诵给张老听。当他讲到"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时，张维华先生说:"学史就要先学好这个史德篇，培养自己的诚信品德和求实求真的精神，才能不被唾弃。"

凡是和张先生共过事的老师都知道，张先生是个有气节的人，敢说真话，从不阿顺苟合，为此曾蒙受不白之冤。但当他平反后，在给学生陈学文教授(现任职于浙江社会科学院)的一封信中说:"过去的事不必提了，留下的时光已不多，我要做的事还很多，必须奋起直追!"丝毫没有一点埋怨的情绪。尽管这时他已到老年，但仿佛又焕发了青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年间，是张先生出成果最多的时期。1987年他逝世前夕，齐鲁书社为他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主要收集他文革后十年的论文。张先生将其命名为《晚学斋论文斋》，显示了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的心境，令人感动。

===学问方面===
做学问，一是求通，二是求实

张先生在做学问方面有两大特点:一是求通，二是求实。所谓求通，即一个历史工作者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阶段的知识，而要从根本上去认识和把握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在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高屋建瓴，立论得当。同时，也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历史，也要懂得世界历史，把中国历史当成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去看待，这样才能具有所谓世界眼光。他常说: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要达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对其所学专业来说，不但要精通，凡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也都应该通晓。他常举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 》中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来勉励学生。张维华先生不仅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精于秦汉史和明清史，而且在魏晋隋唐和宋元史方面，也都有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收入《汉史论集》和《晚学斋论文集》中。在授课方面，他不仅向学生讲授中国史，也讲授世界史。正因如此，他研究起中西交通史来就显得特别得心就手。这也是他在史学领域获得崇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关于求实，张先生曾以此为题开了个专题讲座，他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当时是出于对"四人帮"搞影射史学的深恶痛绝。他写了不少考据文章甚至专著，都是为了澄清一些重大史实问题。而他的《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一书，则是从理论上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欧人东来及西学东渐的历史功过，这是当时极左思潮下的一个禁区，他这样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安作璋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回忆道:有一次，张先生在讲课中，忽然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实事求是"这句话最早出现哪里?他说大概在《汉书﹒景十三王河间献王刘德传》，于是张先生借题发挥，讲了一番道理。他说:研究历史，贵在真实，如果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研究历史的价值。因此，求实不仅是历史学的生命，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品德。这番话成了安作璋教授做学问和做人的终生努力的目标。

张先生治学很虚心，他教导学生不要完全拘泥于他所讲授的内容，包括他的著作，还要多读一些当代著名学者写的书和文章。不但要了解和掌握其主要内容，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他们各自的治学道路、思想和方法。博采众家之长，再加以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是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最佳途径，也是练习写作的一个最好门径。

张先生原来受乾嘉学派的影响较深，治学长期走的是实证主义的路子。然而解放后，却能一改以往传统的治学思想和方法，欣然接受并通过刻苦努力的自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一代学者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种历史责任感，对历史负责，对学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张先生在50年代的一些论著和以前有明显不同，如《论汉武帝》，《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以及《试论两宋封建地主经济的几点征象并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等学术论著，就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结果。

张先生一向很重视教学，80年代初他给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讲中西交通史时，已经患有哮喘病，他就讲一段，向口中喷一下平喘药，即使这样，他仍是提前写好讲授提纲，抖擞精神，坚持讲完。他说:"不要小看教学，你在台上讲，台下有许多学生看着你，一举一动都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每节课都要认真地讲，这是当教师的本份。"张知寒教授曾清楚地记得:"张老讲课，一直是那样从容不迫，娓娓而道，引人入胜。先生讲话，极富有感情，如氤氲和气，如清泉流水，洋溢贯彻于讲授的内容里面，从而产生了一种引力，听讲者，犹如沐浴于春风化雨之中。"

===个人贡献===
"你活着就是贡献"

张维华先生由于年老多病，后来经常住院。起初他都住在原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保健病房，这里的条件比较好，花费自然也比较高。张先生总嫌花钱多，常对家人和陪床的学生说，花的都是国家的钱，实在心疼。因此，他不断地催促家里人为他换个医院。当学校和历史系的领导来看他、要他安心养病时，张先生就说，自己年纪这么大了，没有用了，花费国家那么多钱不值得了。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葛懋春先生就对他说:"你活着就是贡献。"这几乎成了一句名言，历史系师生几乎无人不知。

事实也果真如此，当时，《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一书正在编辑，张维华先生是主编。一位编者对一段档案材料的意思把握不准，向别的老师询问，却始终定不下来，后来去医院问张先生。张先生看了以后，三两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其他的老师都很信服。后来张先生又一次住院，由于他一再坚持，就改住在附近的一所普通医院……

张先生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和高风亮节影响学生。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们写了一副挽联:"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建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充分表达了受他熏陶的后辈人对他的深切怀念和景仰。

==参考来源==
[[Category:教授]] [[Category:学者]][[Category: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