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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 #66CCFF" align= center|  '''<big>廖平</b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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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今四川井研县研经镇）。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

廖平于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进士，钦点知县，授龙安府教授，任射洪训导绥定府教授。后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宣统三年（1911年）任四川军政府枢密院院长。民国元年（1912年）任教于四川国学院，讲授经学。民国二年（1913年）代表四川赴京参加“读音统一会”。民国三年至民国十一年（1914年—1922年），任四川国学学校（后改制为公立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此间曾兼任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讲授经史。民国十三年（1924年）去校长职，专事著述。

廖平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形成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

廖平一生著作颇丰，达一百十八种。初编《[[四泽馆经学丛书]]》，后增益为《[[六译馆丛书]]》。

概述图来源：<ref>[https://book.douban.com/author/4609814/ 廖平],豆瓣网,</ref>

咸丰二年（1952年）二月初九日亥时，廖平在四川省直隶资州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出生。

大约七岁时，廖平开始上学。最先的塾师是向春廷，地点在盐井湾的万寿宫，约二年时间。同治元年至三年（1860年—1864年），又在盐井湾的禹帝宫和小黄冲两地，分别受业胡龙田、曾志春。

自同治四年（1865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廖平先后在午凤山、黄连桥、高屋基，受业于钟灵。在曾志春门下学习时，因私塾设在中医先生廖荣高家中，廖平又同时向廖荣高学习过中医。

同治十三年（1874年），廖平参加院试，四川学政张之洞对他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补县学生。

光绪二年（1876年），廖平参加科试，大受张之洞赏识，被选调尊经书院学习。在进入尊经书院的头几年里，廖平系统攻读了《[[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诂之书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觉得字字有意，远胜唐宋文章，感到宋学空泛无实，不如文字训诂之学，字字有意。于是从喜好宋学转而博览考据，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波既诸解]]》《[[上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等考据文章。

张之洞离川后，治经《[[公羊]]》学的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廖平经常向王闿运请业，渐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训诂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

==治经之路==

光绪五年（1879年），廖平中举。

光绪七年（1881年），廖平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诂十论]]》。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分别两家的异同。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著《[[今古学考]]》二卷，严格区分古今之学。

光绪十五年（1889年），廖平中进土，钦点湖北某县知事，以母年老请改教职，任龙安府（治今平武县）教谕。后历署射洪县训导，绥定府（今达县）教授、尊经书院襄校和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院长等职。

==屡遭打击==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廖平在与宋育仁杨道南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

维新运动失败，世间广传康有为为廖平嫡传弟子，粱启超为廖平再传弟子，尤其以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得廖平倡导。门人施焕自重庆迅急致书告知请他火速焚有关各书。廖平于是将新撰的《[[地球新义]]》稿本，付之一炬，随之《[[蜀学报]]》也被焚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嘉定士子于某指责廖平说经穿凿附会，状告到四川学政吴郁生处，廖平被警告。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绥定府举人刘仕智控诉廖平生活细故和所撰经学中的细枝末节，上状给四川学政郑沅，定廖平离经叛道之罪，廖平被参落职，革去安岳县教谕、绥定府学教授、绥定府中学堂总监之职。廖平离开绥定，先遣眷属回井研，独自一人羁留成都。

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学政赵启霖指责廖平研经《[[三传]]》同出子夏之说，穿凿附会，荒诞离奇，强行颁布文告，令各学堂不得延聘廖平讲学，也不准廖平聚众授徒。廖平只得离开。

==出仕从教==

宣统三年（1911年），廖平担任《[[铁路月刊]]》主笔，鼓吹“破约保路”，支持四川保路运动。四川军政府成立，受聘任枢密院院长，对于川中军政多有谋略。后长四川国学院及任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授课之余仍以治经为终生事业。

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教育部欲统一国音，在北京建立读音统一会，召集各省及蒙古、西藏等地和华侨代表出席。廖平及蒋言诗被推为四川代表。二月由成都赴京。从子师政随行，至京住皮库营四川会馆。会中意见分歧极大，廖平未表达自己的观点。

民国八年（1919年），廖平在成都作四川国立专门学校校长。随后患风湿麻痹症，右肢偏废，从此，他言语困难，右手右足都痉挛，吃饭和行动必须有人伺候在身旁。但他仍坚持讲学著作。

==晚年生活==

民国十三年（1924年），廖平辞去校长任，继而回井研。在廖平患中风后的岁月里，他转而习医，有医学著作20余种。同时潜心研究经学，平安地度过了八年的乡贤生活。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二月，廖平大寿，亲朋故旧、弟子儿孙、道贺者络绎不绝。筵席散后，廖平前往成都督促著作刻印之事。但因年高体弱，途中病发，随行的儿子廖成励等，马上将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逝世于河坎场，享年八十一岁。

经学初变

《[[今古学考]]》从经学史的角度对今古经文学重新定案，其中犹以“平分今古”，是廖平经学初变时的重要经学思想。所谓“平分今古”，即依据汉代以前的文献资料，着重追溯今古文学的历史渊源，从而判定今古文学的主要差异在于：一主《[[周礼]]》，一主《[[王制]]》。廖平曾推断“今文出于春秋时，古学成于战国时”，并在《[[今古学流派表]]》中指出，今文经学上承鲁学齐学韩学和纬学，其特点是师说“因地而异”。古文经学上承《[[周礼]]》《[[国语]]》《[[左传]]》《[[孝经]]》诸学，其特点是各门都“缘经立说”。据此，廖平判定鲁学为今学正宗，孔子弟子所得多属孔子晚年学说，因以衣钵真传自重。燕赵儒学为古学正宗，孔门弟子遂疑鲁学伪托先师。

《[[今古学考]]》的学术价值，还表现在对汉代今古两大经学流派的梳理与分析较为通达。廖平以《[[孝经]]》《[[左传]]》为古文经，《[[春秋]]》《[[毂梁]]》《[[公羊]]》为今文经，他否认《[[孝经]]》有今文经，《[[春秋]]》有古文经，指出《[[易]]》《[[诗]]》《[[书]]》有今古的区别，是后人附会所致，孔子并非有意识地划分。又认为《[[论语]]》为今古相杂，并以大小戴《[[礼记]]》两书篇日对照分类。他又确认《[[五经通义]]》《[[石渠论]]》《[[白虎通]]》《[[孔子集语]]》《[[史记]]》《[[汉书]]》等为“今多于古”，许慎的《[[五经异义]]》为“古多于今”，而郑玄注《[[礼记]]》则“今古杂”。《[[尔雅]]》《[[急就章]]》《[[方言]]》系“今古同”。廖平崇尚今文，旨在证明今文经学的正统地位，为的是与古文经学争孔子的真传。《[[今古学考]]》虽系廖平讨论今古经文学的经典之作，但并不能代表他完整的经学思想。

经学二变

继《[[今古学考]]》之后，廖平又作《[[古学考]]》，由“平分今古”转向“尊今抑古”。他以尊今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知圣篇]]》《[[辟刘篇]]》在当时学界颇具影响，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则在廖平的基础上推演而成。如廖平《[[知圣篇]]》认为“惠戴挺出，独标汉帜，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骨董家。名衍汉学，实则宗法莽歆，与西汉天涯地角，不可同日语”，这与《[[新学伪经考]]》攻击刘歆王莽伪经所论相合。又认为“孔子受命改制，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这也正是康有为称孔子为素王的托古改制话头。

廖平经学第二变实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乃是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认为《[[公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但汉代公羊家只讲孔子为汉制，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刘篇]]》，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

经学三变及以后

廖平还相继提出小统大统，以《[[春秋]]》为治中国之法，《[[周礼]]》为治全球之制；人学天学，以《[[春秋]]》为人学，《[[诗]]》《[[易]]》为天学；天人大小，以《[[礼]]》《[[春秋]]》《[[尚书]]》为人学三书，《[[诗]]》《[[易]]》《[[乐]]》为天学三经；又以五运六气解《[[诗]]》《[[易]]》。

大统小统为第三变，人学天学为第四变，天人大小为第五变，五运六气为第六变。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万世法，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以《[[尚书]]》为经《[[周礼]]》为传。所谓人学天学，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讲六合以内的人事，见《[[春秋]]》《[[周礼]]》；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见《[[诗]]》《[[赐]]》，《[[诗]]》讲神游，灵魂游于六合之外，《[[易]]》讲形游，形体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的糅合。所谓五运六气，本是《[[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系医经，廖平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

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究其精神实质而言，殊无可取。但是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取材又不限于经学。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来建构理论的，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古今中外，经传诸子史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材。因此，廖平经学理论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

廖平虽为今文经师，他却与清代其他的今文学者不同，他从精研《[[毂梁]]》入手，继而复研《[[公羊]]》。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指出：“湘绮言《[[春秋]]》以《[[公羊]]》，而先生治《[[毂梁]]》专谨，与湘绮稍异。其能白辟蹊径，不入于常州者之流，殆亦在是。《[[毂梁]]》解经最密，是先生用力于《[[毂梁]]》最深，著《[[毂梁古义疏]]》《[[释范]]》《[[起起毂梁废疾]]》，依传之例，以决范（宁）何（休）郑（玄）氏之违失，而杜后来无穷之辨。植基坚厚，后复移之以治《[[公羊]]》《[[左传]]》，皆迎刃而解。”这既是对廖平《[[毂梁]]》研究的评价，也是对廖平包括《[[今古学考]]》在内的经学史研究的充分肯定。

==医学==

廖平曾辑评医书二十余种，总题为《[[六译馆医学丛书]]》。廖平校勘古医籍颇精详，对脉学伤寒有新见。廖平所著《[[伤寒杂病论古本]]》是据《[[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等医书辑补而成，并详加考证，力求恢复《[[伤寒论]]》的原貌，且阐述了他的独到见解，并对前人辑录《[[伤寒论]]》的工作进行了评价。廖平通过比较《[[外台]]》《[[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中的有关“伤寒”的内容，认为唐初《[[伤寒论]]》的古本原貌共十八卷。由于唐初孙思邈编撰《[[千金要方]]》时未能见到《[[伤寒论]]》古本的原貌全书，而仅仅见到的是零散条文，所以孙氏才在书中感概不矣：“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引以为憾。而后代学者却据这十余字断章取义地认为，孙思邈当时撰书时并未曾见到张仲景《[[伤寒论]]》的原文，进而推断出《[[伤寒论]]》原文在唐代就已经佚亡了。廖平对此做了详细考证，他认为：“这十余字乃记识语，上下不承”，即从《[[千金要方]]》中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并不能确定这里的“要方”究竟指代的是什么，即“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一句具有歧义，“要方”既可能是指张仲景所著的方书即《[[伤寒论]]》，也可能具体指的是张仲景所创制的“秘方”，廖平分析后认为是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并考证出“要方”者乃“膏散圆”“摩膏”等药方。由于江南的医师秘这些药方而不传之于后人，孙氏也不得见，致使这些药方的内容从《[[伤寒论]]》原文中脱失了，因此，现在流传于世的宋代赵开美翻刻的《[[伤寒论]]》中就没有这些药方的内容，但这些药方却又被其它方书中所收载，如《[[小品方]]》《[[医心方]]》《[[医门方]]》中。廖平对此论述甚详，他提出了多种证据。

廖平认为成无己在注解《[[伤寒论]]》时由于不知古人著书体例，征引旧说不出姓名，使后人对《[[伤寒论]]》原文的理解出现了许多错误，即将别人的著述笼统地均归为张仲景《[[伤寒论]]》的原文，从而使人不得窥见《[[伤寒论]]》唐古本的原貌。如，他在《[[伤寒杂病论古本]]》首卷“论四首”条下的案语说：“成本伤寒序例原本抄《[[千金]]》《[[外台]]》说论而成，考《[[外台]]》注有仲景原文二条，其引“阴阳大论”华佗叔和陈廪邱《[[范汪]]》《[[小品]]》《[[千金]]》《[[医心]]》共八家一十六首，作者姓名甚明，成本于所有姓氏俱从删削，使尊之者认为各条全出仲景，不信者则谓全出叔和，皆由成未悉著书体例，征引旧说不出姓名，致读者从兹迷惘也。”

由于近代学者言《[[伤寒论]]》喜欢附会于“运气”学说，以解释六经传变并以此视其运气而指导用药。廖平经考证后，对此予以批驳。他说：“运气”学说起于隋以后，《[[伤寒论]]》原文中并无有“五运六气”说。他并且指出今所传宋版《[[伤寒论]]》乃系于赵开美翻镂，其中并没有运气诸图。故用“运气”来穿凿附会六经为无稽之谈。综上所述，廖平对《[[伤寒论]]》唐古本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伤寒论]]》的版本流传情况，对研究张仲景的辨证论治思想，尤其是廖平对《[[伤寒论]]》原貌的考证对古籍整理工作有着较大的借鉴价值，受到中医学术界的重视。

廖平少年时曾习医，受业于井研名医廖荣高，民国三年（1914年）后深入研究《[[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的整理与研究，以经学治医，力主复古，从民国元年至七年（1912年—1918年）间，辑评医学著述20余种，合称《[[六译馆医学丛书]]》，计数百万言，于脉学伤寒尤多新见。民国八年（1919年）后因病风痹，更加注重医学，蒙文通谓“孰知先生之有功医术，初不亚于经学。晚年所获，固在医而不在经学也”，其中有关医经12种，重点对杨上善《[[太素]]》诊法的古文经法内容本天人小大之说进行考释评注补医经学派充，对《[[内经]]》中多篇内容及《[[难经]]》进行整理发挥，《[[难经]]》不是秦越人所著，吕注亦出伪托，经晚而注先等。

==教育==

廖平一生，自从进士及第自请任教职以来，都以学术教育自任。他先后执教于井研来凤书院，成都尊经书院，龙安府学，绥定府学，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凤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和四川省立高等专门学校。桃李满天下，第子遍蜀中。如黄槠、蒙文通、杜刚伯等知名经学和史学家，皆出于他的门下。

廖平的教育思想是与他的经学、哲学、政治思想相联系和相适应的。他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他理想的治世之材。廖平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政治是治理国家、处理行政事务的，而教育则是维系人心、为国家政治眼务的，二者密不可分。他认为抓好了教育，办好了学校，人材就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廖平早期以今文经学议政，提倡托古改制，他的经学理论与政治思想为变法改良作了理论准备。在教育思想上，一方面他既批判了封建旧学，宣传学以致用，另一方面他又以孔经统率教学，鼓吹读经教育。由于廖平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学生，在教育领域，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不少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规律的治学方法。

==历史评价==

民国

廖平（自评）：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

章太炎：以君学不纯德，而行乎纯儒。斯心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劫后，不可以诬高密。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

蔡元培：吾国治经之士，自明清以来，各标汉宋，聚讼纷纭，期能汇通百家……扶坠衰落者，则惟近代经师廖季平氏一人焉。

蒋介石：皤皤一老，和真清夷。天人学贯，六译抉疑。公羊绝诣，旷代经师。麟藏道丧，天不憨遗。

向楚：有清经儒，卓然一代。先生崛起，扫刮残碎。大义微言，箴盲起废。善说礼制，长于春秋。古今之学，划若鸿沟。先生不言，干载其幽。小大天人，皇王帝霸。屡变复贯，以遗来者。国粹云亡，怅然涕下。寿逾八旬而终，继往开来，公是无双许叔重；穷经至六合之外，下学上达，人讶弥天释道安。

王兆荣：圣为天口，贤为圣译。赫赫六经，先王之迹。尊孔辟刘，夺郑之席。犁然古今，小大天人。学经六变，著书等身。仪型在望，垂辉千春。硕硕井研师，痛刮残碎，直抉精微，学能综贯群经，此摧陷廓清之功，俨同武事；西南儒林传，尤长春秋，善说礼制，天不憨遗一老，自秦汉魏晋而下，几见斯人。

龙云：笃学赖薪传，微言重绎张三世；高名留海内，清节齐踪鲁两生。

吴佩孚：大名遍西川，孔刘志坚成诤友；私淑有南海，魏晋而后此传人。

于右任：汉庑一经，蔚然名世；蜀江千里，郁为宗师。

孙科：奋笔著书，大名合寿儒林传；振铎宣教，当代早推经学师。

戴季陶：六变肄群经，毕生志事题楹句；一瞑痛中道，绝笔文章涉屺篇。

林竞：挽马郑注经，羊求好古，丹铅八十年，不必师承标汉学；锦江露冷，玉垒风凄，迢递两千里，空从远道哭灵光。

刘湘：说经继孔门七十子而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归神在邹衔大九州之外，挥斥八极，周游六虚。

邓锡侯：吾蜀产皋牢百世之才，逸群绝伦，昔数卿云今宋廖；先生尤恢诡万变不测，熔经铸纬，上通苍吴下瀛寰。

当代

舒大刚：他确实以大无畏的气概，将古往今来经学史上一切界限和篱樊推得干干净净，开辟了一个没有门户之争无比广阔的研究领域；他甚至扫除了学术史上儒家与百家，甚至与释道的区别，欲建立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体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经哲学。这样大的勇气，这样大的构想，真是千古一人，旷世宏论！但是，他一生的努力又常常事与愿违，虽层变其说也不能自适，以至于六次改变自己的学说；他一生尊孔读经的呼号，又恰恰成了儒家经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哀鸣。他——廖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经学畸人。

黄开国：在这样的时代，往往也是文化学术最为活跃、最具生命力的时期。即如近代中国，新与旧、中与西，各种文化冲突交融，铸造出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大师。固守经学营垒，杂取古今中西各种学说，试图建立起一个包容中西、凌驾西学的经学体系的经学大师廖平，就是其中一颗奇特的亮星。从近代新旧文化的冲突交替来看，廖平的学术一方面表现了传统经学终结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为新的文化学术的创造指出了道路。这一点，在近代文化史上是谁也不可能取代廖平的。

李朝正：廖平一生治经，脚踏实地，校勘考据辨讹是他的特长，而学术观点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既无百家争鸣，也不能百花齐放，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人际政治派别之争，正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注脚。文人之气，常常难以承受重压，支撑得过去，从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潜心于学术，能防干扰抗干扰，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廖平虽一身坎坷，屡遭排低夹击，而始终心坚骨硬，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他不盲从，不固步自封，不惜推翻自己原来的主张而另辟蹊径，虽遭非难打击亦在所不惜。其以礼制判分今古文经，认为“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使千余年来今古之纠纷涣然冰释，为经学史上一大贡献。并倡“托古改制”之说，使古代经学有近代政治思想色彩。康有为受其启迪，从而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找到理论依据。张之洞曾致书廖平，谓康为其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其钩深探隐，穷辩伪古文经学，开启学术界厚今疑古之风，对历史学方面的影响甚大。

郑伟：通观廖氏之学，其治擎研精覃思。持论有据；后古解放，返本嗣新；古今兼探，守正出奇；专守求通。和而不同；明褪善思，融合贯通，翕究经衍，局世所重。他不仅是中园近代经学大师，亦是中国古典经学最后一位大师。更是中国学术近代转型时代的关键人物。

==轶事典故==

求学艰苦

廖平家贫苦，父母兄长节衣缩食供其读书，因而极勤奋，夜晚常立于寺庙大殿中，借神灯照读。无钱买书，常借读借抄，甚至从废纸中寻觅阅读断页残篇。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其父曾为地主放牧牛羊，佣工度日，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自小就参加劳动。一次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责，遂感羞耻，颇思自立。他欲读书识字，但家中负担不起学费，于是从河沟捉鱼送给私塾先生为整，并告以自己的求学愿望。先生认为孺子可教，遂得以从师就读。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曾夜立于庙中神灯下读书。成年后，仍勤学不倦。经过潜心钻研，学业猛进，终于自立成才。

廖平就读的私塾到晚一片黑暗，唯有私塾所在的庙里的大殿上，有一盏供奉神像的油灯，半明不暗。每个晚上，廖平都借助油灯昏暗的灯光读书学习。有时甚至一读就是一个通宵，小和尚晨起给油灯添油时，廖平才发觉天亮了。寒冷的冬天，大殿太冷，他就用棉被裹足，一手拿书，一手执香。香火只有一团亮光，要保持亮光，就得不断地吹。廖平吹一口，看几行。冬天下来，棉絮上满是香灰所烧的小孔，千疮百孔。

学习时，廖平又很专注。有一次，他在寺院读书，一和尚给他送来玉米饼，另有一碟糖。廖平一边读书，一边吃饼，竟然把墨汁当作食糖沾来吃，也全然不知。及至和尚来收碗碟时，才发现他的糖一点未动，倒是涂了一嘴黑墨。从这件小事中，可见廖平专心致志的程度。勤奋的学习精神，加上学习时专心致志的境界，这是廖平能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内在因素。

廖平祖上既非书香，为人也不明敏。他天资平平，记忆殊差，每天背课之时，他总是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十分尴尬。在科举填括的时代里，记诵是最基本功夫，也是许多读书人用以炫耀自己本事的看家本领，可是，这个全家勒紧了裤腰带送来念书的小学生却在这方面天生拙笨，真令廖父大为失望，于是令其退学。看见别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廖平自然不会甘心。一天，他拿了钓竿，跪在家先神位面前，虔诚地发愿说：“如我将来读书有成，祖宗当保佑我约得两尾鲤鱼。”出门垂钓溪涧，果然钓得两尾红朴朴的大鲤鱼，若有神助一般。廖平回家，大肆渲染，家里人也兴奋异常。廖父望着还扑腾扑腾弹动的红鲤鱼，认为祖宗真的显灵，孺子可教，于是烹鱼祭祖。第二日清早起床，牵了廖平再投塾师，请免其记诵。

从此廖平读书避短就长，专从“思”字上下功夫，从传统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采用默识理解的科学方法，这是他一生学术所以创见独多，见解奇特的原因之一。他成为富有特色的经学家，原因也在于此。他后来回忆这一转变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完，然苦不能成诵，弃学。师许以不背，乃复从学，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至于疑难精要之处，虽不能通其词，然亦默识其意。”这个钓鱼得鱼的偶然事件，竟使廖平从弃学中拯救出来，同时也促成了廖平重思的科学方法的形成，真是一大转机，因此他后来为学有成后，还深情地题其室日“双鲤堂”，以志纪念。

==主要作品==

表格参考资料：

廖平的入蜀始祖廖万仕，是湖北省黄州麻城县孝感乡七里村李子坝人，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廖万仕偕嫡子胜大，妻黄氏定居四川井研县，“晚年自为谱系，以诏其子孙”。然而家历明至清，“四百年来无显者”。

廖平二世祖名廖胜五，是廖万仕第五子，家境尤为贫困。到了十四世祖廖安现时，举家迁居廖家嘴。廖平高祖父十五世祖廖乐行在《[[廖氏宗谱]]》中说廖安现“披荆斩棘，孤被欺嫌”，经过十六世祖廖永昭至十七世祖廖正传，生活依然难以为继，于是又北迁仁寿县桃子沟。廖正传是廖平祖父，育有四子，廖平父亲廖复槐排行老四，出生在仁寿县桃子沟。在廖复槐少年时代，廖正传携四子又南迁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

廖平父亲廖复槐，字继诚，一字诚意。勤劳能干，早年为人牧牛，年得千钱，仅勉强糊口。后来得乡人资助，农耕之余，学为小贩，逐渐能自给。为人乐善好施，对廖平影响很大。廖平考中进士后被赐予文林郎衔，不久无疾而终，享年八十六岁。

廖平母亲雷贞慈，是世居井研千佛乡镇的名宦。内阁侍读学士雷畅，是雷贞慈的族曾祖父；乾隆丙戌进士、翰林院编修、武英殿纂修雷翀霄是雷贞慈的族祖父。乾隆己丑进士翰林院编修、京畿道监察御史、巡查福建台湾察院、江西布政使司雷轮则是雷贞慈的族伯父。雷贞慈的父亲雷源是犍为尖山子（现属井研县马踏镇尖山村）的贫苦佃农，雷贞慈家道衰贫，二十岁时出嫁给廖复槐为妻。吃苦耐劳，温柔贤惠，相夫教子勤俭持家，给予了廖平极其深刻的影响。

廖平共有三兄一弟，廖登墀、廖登梯、廖登楼和弟弟廖登松。其中三兄廖登楼与廖平最为亲密，对廖平的影响也最大。

廖登楼，字光远，长廖平三岁，大约在十五六岁时在井研名医廖荣高门下边学医边做徒，很快成为廖荣高的得力助手，而且学有心得，尤其是对中医脏腑学说有独立的思考，后来他写出了《[[藏府探微]]》《[[四圣心源驳议]]》。

==子女==

长女廖燕，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适咸丰九年举人、曾任壁山县教渝的井研人陈凤笙之子陈天榘。廖平在射洪等地任上时，陈天榘曾追随廖平前往。陈天榘在廖平指导下，著有《[[周礼纪闻]]》《[[蒋注辨谬]]》。1900年，廖平作《[[齐诗微绎必读]]》成，由陈天榘作跋。

二女廖幼平，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1994年卒于四川乐山。曾学于成都师大，后入上海中国公学学习。解放前后在井研中学、马达中学、乐山师范学校任教。廖幼平于“文革”后积极收集整理廖平遗作及廖宗泽撰写的《[[六译先生年谱]]》。廖幼平丈夫李伏伽，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2004年病逝于乐山。四川大学外文系毕业。终身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担任过乐山地区文教局副局长。“文革”后恢复名誉，积极整理廖平资料，编有廖平文史资料专辑。

第三女廖芸，生于民国四年（1915年），1965年病故于昆明。其夫井研人程永年，清华大学肄业。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1953年逝世于成都。

第四女廖芸修，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1968年去世。因廖平去世家道衰落，终身作家庭妇女。其夫毛祖谦，光绪六年翰林毛澂（仁寿县人）之孙。解放前后在仁寿县始建镇骑虎小学、井研县集益小学教书。1951年病故。

==老师==

同治十二年（1873年），廖平赴省城参加院试，张之洞以新任学政的身份莅临四川主考。临场答卷，廖平不仅将近年来精读的宋人的议论，洋洋洒洒，尽情发挥，而且把《[[说文]]》释义也搬进文中。不料疏忽处犯了八股大忌，将破题两句写成三句，被判卷官毫不留情地黜落废纸篓中。但张之洞检阅落卷，刚好抓到他廖平的卷子。见其出语不凡，又兼颇知小学，大合自己“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的心意，将廖平拔居第一，张之洞成为廖平终身感戴的恩师。

当戊戌变法失败后，社会上舆论纷纷，指责廖平的经学第二变给康有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材料，廖平也被清廷列入了黑名单。张之洞却在戊戌变法的第二年，电召廖平去武昌，名为办报，实是对廖平的保护。因而，廖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天下视为“始作俑者”的情况下，只是被下放到州县，并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廖平对张之洞的知遇之恩，一生感激不尽。他每次出川，都要到张之洞的任所去看望恩师，如光绪九年（1883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廖平上京应礼部试，就先后到张之洞任职的太原、广州、武昌进行拜访，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廖平每有新作，也总是想方设法，先送给恩师张之洞请教，如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光绪十九年（1893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几年里，廖平不是本人，就是托门人先后给张之洞送去了《[[左氏长编]]》《[[易经新义疏证凡例]]》《[[左传汉义补证]]》《[[尚书备解]]》《[[地球新义]]》等数种新作。

尊经书院时期，对廖平学业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恩师是王闿运。王闿运于光绪五年（1879年）任山长（院长），廖平与张祥龄常常向王闿运执经问艺，每至夜深。初时，王闿运见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气，不善言辞，对他不甚重视。后见他为学勤奋，见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为至交。春秋佳时，师徒数人常郊游览胜，风流倜傥；若或学业有成，更是师徒同乐。王闿运前后在尊经书院执教7年，廖平也寸步不离受学7年。7年中，王氏对廖平厚爱独多，廖平在学业上也受王影响至深。

==人物争议==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是否分别源自廖平《[[辟刘篇]]》《[[知圣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桩“学术公案”。百余年来众说纷纭，可归结为四种意见：康有为“剽窃”说，廖宗泽、章太炎、钱穆

等持论最坚；康有为未“抄袭”说，以钱玄同、张西堂等为代表；廖平“影响”康有为说，以梁启超、汤志钧、李耀仙、陈德述、马洪林、黄开国、陈文豪等为代表；廖平、康有为“互有影响”说，蒙文通、杨向奎、章权才等略有论及。前两说针锋相对，尤以《[[伪经考]]》与《[[辟刘篇]]》的关系为争议焦点，持后两说者也多论及。学界普遍肯定康有为的经学转向与廖平有关，也不否认两《[[考]]》与两《[[篇]]》的关系，只是康有为受廖平影响到什么程度，两《[[考]]》对两《[[篇]]》是“祖述”“渊源”“引申”“启发”，还是“脱胎”“剥取”“承袭”“剽窃”，各家具体说法不同。已有研究还呈现“左右袒”现象：廖平的研究者较多主张康有为“剽窃”说，或突出廖平对康有为速成两《[[考]]》、转治今文的决定性作用；康有为的研究者则较多主张“影响”说，既承认康有为转向今文受廖平启发，又强调康有为对廖平学说作了改造、发展，否认康有为“剽窃”。

持廖平影响说的学者认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曾转赴广州。康有为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据《[[知圣篇]]》著作了《[[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著作了《[[新学伪经考]]》。

反对廖平影响说法的有如下几种辩驳意见：

房德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表了一篇名为《[[康有为和廖平的一桩学术公案]]》的学术论文，从三点疑问出发，对此公案提出质疑。首先是对梁启超言“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的质疑。房德邻认为在康有为廖平“羊城之晤”之前，即做《[[教学通义]]》时，康有为已有了今文经学倾向，如《[[通义]]》中有诸如“《[[周礼]]》容有刘欲窜润”“古学者，周公之制，今学者，孔子改制之作也”等表达“刘歆作伪”“孔子改制”之义的语句。其次是对廖平言“《[[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 《[[辟刘篇]]》”的质疑。房德邻认为根据现存证据来看，无法直接证明《[[知圣篇]]》与《[[辟刘篇]]》产于1890年，就算当时“羊城之晤”时廖平已有“两篇”稿本，却在南下广州时没有给张之洞、俞樾、王闿运看，却单单给康有为看，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最后是对廖平“余以《[[知圣篇]]》示之......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的质疑。房德邻认为《[[知圣篇]]》与《[[新学伪经考]]》无直接关系，廖平此语似有不妥，故认为廖平“难免有记忆错误，或有意作伪”。

房德邻之前曾对廖平将《[[知圣篇]]》与《[[辟刘篇]]》示与康有为的表述表示了一定怀疑，且提出两点证据，但是并未详细讲明。刘巍则对此证据进行了补充，他在《[[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一文中对于廖平对于此事的叙述进行了细致的总结与思考，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解。例如，刘巍对皮锡瑞“康学出于廖”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廖平在不同的时间点对羊城之晤以及“知圣”“辟刘”的不同叙述是为了刻意渲染与康有为的学术纠葛；廖平于1897年所作之《[[致某人书]]》，在钱穆、黄开国等人看来则是对康有为剽窃行为的揭发，而康选择了缄口不言，则被理解为做贼心虚，但是刘巍先生发现此信或许并未发出，仅是被当作存档留下，理由则是“此信以既无抬头称谓也无落款的方式”；廖平本人从未提及羊城之会时曾将“两篇”示与康有为，这种说法仅是“从此一一对应的‘祖述’说衍生出来的”等等富有新意的论点。最后得出结论：康有为的“刘歆遍伪群经”有可能来自于清代考证学的辩伪传统，但“孔子改制说”确是袭自廖平无疑。廖平对康有为的百般隐晦有强烈不满，故而编造“祖述”说以求“正当防卫”，最后却由于廖平门人对此不正当的发展致使“防卫过当”，从而导致“剽窃说”的盛行。

龚鹏程指出康有为平时读书运思，札记甚多，此类札记，例皆冠有标题。如《[[新学伪经考]]》成书之前，即有《[[毛诗伪证]]》《[[古文孝经伪证]]》《[[尔雅伪证]]》《[[说文伪证]]》等。这些东西，康有为说明是“著”，其实可能都属札记；陈千秋和梁启超协编《[[伪经考]]》时，就曾运用并参考了这些资料。陈梁入归南海门下，事在光绪十六年。依例推之，光绪十五年撰《[[广艺舟双楫]]》时，已有《[[伪经考]]》之草稿，实不足为奇。并推测“《[[今古学考]]》刊于光绪十二年丙戌之说必误，其书可能至十五己丑仍未定稿，康有为也并未看到他的《[[辟刘篇]]》。因为廖氏《[[四益馆文集·致某人(康有为)书]]》，自云两人会于安徽会馆时，廖出示的乃是尚未成书的《[[左传经说]]》，且谓康有为将《[[左传]]》归入新学，与廖自己的看法相左。现在《[[伪经考]]》中依然将《[[左传]]》归入新学伪经，怎可说是康袭廖书？”

台湾学者刘芝庆同样试图从经学内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他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广艺舟双楫]]》。其实从《[[广艺舟双楫]]》论证康有为早期经学思想的思路，早在苏全有《[[康有为剽窃廖平说质疑]]》一文中已有提及，此文从《[[广艺舟双楫]]》与“两考”行文特点的一致性为主要论证，且《[[广艺舟双楫]]》中已有提到“刘歆作伪”的痕迹，故而认为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似乎都与廖平无关”，苏全有该文的论证过程较为简略，结论似嫌武断。刘芝庆则从上述思路出发，认为《[[广艺舟双楫]]》中现存的“刘歆作伪”等思想应为康有为独创。

苏全有指出之前学界争论不足之处在于多只局限于从言论的争吵中取得证据以证明，少有综观康有为全部著作以求勾勒其思想之流变，如忽略康有为的书学论著《[[广艺舟双辑]]》中的今文经学思想就是明证。其实，在著《[[广艺舟双辑]]》时期，康有为已经具有今史经学思想，并于书学理论研究，且形成完整的书学理论体系，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似与廖平无关。

吴仰湘在《[[重论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一文中指出经过复核羊城之会相关史实，廖平并未以《[[辟刘篇]]》出示康有为，而《[[新学伪经考]]》已成稿，绝不可能“剽窃”《[[辟刘篇]]》；廖平康有为论学也未达成一致，不能夸大羊城晤谈对康学的影响。重读两人“交涉”的基本文献，廖平对康有为始终坚持“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从未指控《[[新学伪经考]]》“攘窃”；戊戌政变后廖平与门人炮制“祖述”说，意在与康学划界以自保，内心并不认康有为作传人。康有为确受《[[今古学考]]》《[[知圣篇]]》影响而迅速完成经学转向，但不能在两家经学之间确立唯一对应的渊源关系。

何彬彬在《[[“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再探讨]]》指出“在廖平这里，康有为得到了比之前更加丰富的理论武器与更加坚硬的圣人背景，即‘刘歆作伪’与‘孔子改制’。不论此时廖平是否出示《[[知圣篇]]》《[[辟刘篇]]》于康有为，最起码也应该将自己的新说与之分享，故而他对于康有为的影响是直接且明显，这是不可忽略的。同样，过分夸大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同样不可取，就康有为早期思想脉络发展来看，其所作努力之方向很明显，从《[[康子内外篇]]》至《[[教学通义]]》，从‘离经叛道’至回归儒学，这是有迹可循的。《[[康子内外篇]]》中弱化‘圣人之言’而‘唯我独圣’，《[[教学通义]]》中表面尊周公实则也为发挥其自身理论体系，所以若是没有廖平的影响，康有为的经学之路又将作何发展？显然自常州学派开始的‘经世之风’与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是康有为可借用的最好的理论体系。”

廖平遗体装殓之后，停于宅内，井研全城举哀，用了百多匹白布，做漫天过海，挽联挂满大街小巷。1932年10月9日，四川大学与井研旅省同乡会联合在四川大学为廖平举行追悼会，盛况空前。会场悬挂国民党、政、军、学、商各界有名人士诔文12篇，挽诗15首，挽联577幅。上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要，中至四川省政要及四川大学师生，下至井研县农民廖家的佃客亲友，特别是井研驻军24军刘文辉部队，以穆瀛洲司令为首的团营连长署名的挽联尤多。蔡元培等提议公葬，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吴佩孚、陈立夫、宋子文、刘湘、刘文辉等均撰诗文悼念。

==纪念研究==

自1932年廖平逝世后，学界即渐次展开了对其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思想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对廖平经学六变、经学思想、在中国经学史上之地位，以及与康有为、张之洞等人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纪念建筑==

廖平墓

廖平墓原址在四川省井研县东林陈家山，墓前的碑铭有章炳麟、林思进等人的字迹，在“文革”中被毁。廖平墓曾被伐冢开棺。1982年，井研县开展文物普查，当地学者将廖平墓被毁情况上报，由四川省文化厅领导张秀熟批准重修廖平墓，张秀熟亲书墓碑。廖平墓后迁至井研城郊翠屏山。1995年，井研县文化馆周玉辉择出廖平去世后社会各界人士撰写的悼念文词用书法写出，刻成碑石镶在翠屏山廖平墓园。

== 参考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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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军政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