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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恩寺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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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 <p style="background: #FFB5B5; color: #000000; margin:auto; padding:5px 0; "> '''大慈恩寺''' </p> |- |<center><img src="https://www.bodhiroad.com/wp-content/uploads/2015/12/DSC07884-845x565.jpg" width="280"></center><small>[https://www.bodhiroad.com/%E7%8E%84%E7%8B%80%E5%A4%A7%E5%B8%AB%E7%9A%84%E8%AD%AF%E7%B6%93%E4%B9%8B%E8%B7%AF-%E5%A4%A7%E6%85%88%E6%81%A9%E5%AF%BA/ 圖片來自bodhiroad] </small> |} '''大慈恩寺'''是[[明朝]]时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地区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其前身是建于[[元朝]]的'''海印寺'''。现已无存。<ref>[http://www.fjnet.com/kuaixun/201905/t20190507_274990.htm 大慈恩寺],fjnet</ref> ==历史== 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编辑的《苑署杂记》第十九卷“寺观”中,称海印寺“元初建,今废”。据此,海印寺始建于元朝初年。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重建之后,更名“大慈恩寺”。该寺是明朝西藏僧人在京居住修持的重地,号称“第一丛林”,位在明朝北京各个藏传佛教寺院之首,明朝皇帝曾“临幸”。 永乐十二年(1414年),[[尼泊尔]]高僧五明[[班第达|板的达]][[室利沙]]([[实哩沙哩卜得罗]])来朝,“永乐甲午(十二年)入中国。谒文皇帝于奉天殿。应对称旨。命居海印寺。”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在明朝皇帝的扶持下,海印寺跃居北京三大名寺之一。西域高僧[[慧进]]奉诏在北京海印寺主持《[[大藏经]]》即《[[永乐北藏]]》的纂刻。《万历野获编》载,“永乐辛丑十九年,翰林吉士[[高谷]]写经于海印寺,遇雨徒跣奔归。有见而怜之者欲为丐免。谷不可曰:盍语当路概行禁写,所全者不更大乎。”高谷是明朝[[永乐]]到[[景泰]]年间的五朝元老,他早年在海印寺抄写的佛经便是[[慧进]]在海印寺主持编纂的《永乐北藏》。藏传佛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应明朝[[宣德帝]]之邀到北京,就驻锡大慈恩寺。 《明实录》载: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戊戌“大慈恩寺国师[[乳奴领占]]为西天佛子”。明朝北京的番僧分为七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正德五年,大慈恩寺的住持的地位和[[大隆善护国寺]]住持的地位相同。正德五年六月壬辰,“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领占]]升为法王”。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开始崇尚[[道教]],排斥他教。由于大慈恩寺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寺院,内驻“番僧”。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初,禁苑北墙下,故有大慈恩寺一区,为西域群僧所居,至是,上以为邪秽,不宜迩禁地,诏所司毁之,驱置番僧于他所。”由此,大慈恩寺被毁。《礼部志稿》载,“嘉靖十年,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请改大慈恩寺兴[[辟雍]]以行养老之礼。”《万历野获编》载,“[[廖道南|廖中允]]上疏,以大慈恩寺与[[灵济宫|灵济]]并称,欲废慈恩改辟雍行养老之礼。礼臣以既有国学为至尊临幸之地,似不必更葺别所。唯寺内欢喜佛,为[[元朝|故元]]丑俗相应毁弃。上是之,谓夷鬼淫像可便毁之,不数年,而此寺铲为[[蹴鞠|鞠]]场矣。” ==建筑== 《[[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载:“海印寺在半储坊。”半储坊当是[[元大都]]的“丰储坊”之讹字,丰储坊在今[[什刹海]][[银锭桥]]一带。 大慈恩寺的旧址位于今[[毡子胡同]]以西。明朝[[弘治]]年间进士[[何景明]]所作《慈恩寺》一诗称,“海子桥西寺,高楼御苑华。中流自日月,平地有烟霞。客至开金殿,宸游想翠华。十年复到此,朋辈各天涯。”王彬认为:“海子桥又称月桥、三转桥,位于今[[三座桥胡同]]北端。说明当年海印寺在三座桥的西侧,即现在的[[毡子胡同]]西侧。”“慈恩寺遗址只能是东侧的‘罗王府’,即[[阿拉善王府 (北京)|阿拉善府]]。” [[吴长元]]《[[宸垣识略]]》则称:“[[银锭桥]]在[[地安门|北安门]]海子三座桥之北,城中水际看山第一绝胜处。吴岩《沿银锭桥河堤作》:“短垣高柳接城隅,遮掩楼台入画图,大好西山御落日,碧峰如幛水亭孤。”[[海潮观音寺]]在银锭桥南湾,有明[[万历]]间[[翰林]]检讨[[赵用贤]]碑。又一碑磨泐无考。海印寺在海子桥北,明[[宣德]]间重建改名慈恩寺,内有镜光阁,今废。长元按:嘉靖间《海潮寺碑》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则今[[银锭桥]]东南沿湖隙地疑即海印废址。”学者[[林梅村]]据此认为,大慈恩寺位于银锭桥东南岸,并且认为[[明朝]]《野墅平林图》(有[[利玛窦]]题款。林梅村认为是[[万历]]年间[[耶稣会]]中国籍画师[[倪雅谷]]所作,作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间,且主要描绘[[什刹海]][[银锭桥]]附近的景色)中也绘有大慈恩寺。 宣德四年重建后形成的大慈恩寺带有一座后园,寺内还有一座“镜光阁”。[[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载:“都城之可游者,道院唯朝天,僧寺唯慈恩为胜。慈恩即所谓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视朝天为尤胜。” 许多文人墨客也在该寺留下了诗文。比如[[李东阳]]《西涯杂咏十二首》中有《慈恩寺》、《候马[[地安门|北安门]]外,《游慈恩寺后园有感》、《九日游慈恩寺叠前韵》、《再游慈恩寺留僧画卷》、《慈恩寺偶成》、《重经慈恩寺忆张沧题僧故庐》。明朝书画家[[王庞]]作《嘉靖九年春进京赴试游什刹海作海印寺阁眺》,[[嘉靖]]朝[[南京]]三部尚书[[湛若水]]作《海印寺镜光阁登高》二首,[[正德]]朝复古派前七子之一[[何景明]]作《慈恩寺》一首。这些诗歌说明,大慈恩寺废弃后,该寺部分建筑仍存在,并成为嘉靖、正德两朝文人墨客的游览之所。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外藩逼近北京,北京城外的难民涌入城内避难。朝廷“诏于庆寿、海印二寺空地结茇以居城外避虏之民。”可见此时大慈恩寺旧址的空地暂时成为难民安置之处。 《日下旧闻考》载,“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旧名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海子桥]]北有海印寺,宣德年间重建,改名慈恩,今废为厂。”“海印寺久废,今[[海潮寺]]中有[[嘉靖]]五年碑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则址应在海潮寺东。” 王彬认为,《日下旧闻考》中所记的“厂”应为“供应厂”,是“中官服务的一个机构。明代为皇室服务的机关总称内府,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及其他机构。如内府供应库、内承运库等。供应厂是内府供应库的一个下属机构。清政府撤销了明代为皇室服务的内府机关。只留下‘供应厂胡同’、‘厂门口’的地名。”明朝[[沈榜]]编的《苑署杂记》“北日坊”条,记录了前海、后海周边的若干胡同,其中有“十四铺供应厂”(“铺”是明朝行政区划的一种)。“供应厂胡同”、“厂门口”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编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朱一新]]编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均未记录,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越桥海子桥”、“染织局外”的地名,《京师坊巷志稿》中则已改为“三座桥”、“金丝套胡同”、“南、北官房”、“井儿”等等地名。 大慈恩寺建筑的毁灭时间,无明确记载。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海印寺”下注曰:“元初建今废。”案《宛署杂记》成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则大慈恩寺的建筑毁于该年之前。[[朱大启]]《海印废寺即慈恩寺》曰:“我行海子桥,不见镜光阁。唯有青莲花,凉风吹不落。”朱大启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初年开始担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后来任[[大理寺]]卿,转任[[刑部]]右侍郎,[[崇祯]]十五年逝世。可知海印寺的主体建筑镜光阁在万历末年或崇祯初年已毁。 == 參考文獻 == {{reflist}} [[Category: 宗教]] [[Category:227 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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