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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align="right" |- |<center><img src=https://www.kfzimg.com/sw/kfz-cos/kfzimg/6065625/ed02ab3d9a24ae68_n.jpg width="300"></center> <small>[https://book.kongfz.com/204922/2651090412/ 来自 孔夫子旧书网 的图片]</small> |} == 内容简介 ==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的发展,人们现在面对着越来越大量的信息,这使得人们在自恋的和误导性的知识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任何事件信口开河。今天,所有的人通过WebMD(美国健康医疗服务网站)和维基百科都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每个普通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和医生、外交官一样的知识。所有的声音,即使是最荒谬的,也要求被平等地考虑,而对立的态度则被认为是精英主义。 本书作者指出,反对专家运动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包括网络的开放性,高等教育中的“顾客至上”思维,以及新闻产业的娱乐化。诡异的是,信息的民主传播,而非受教育大众的培养,反而开始产生一批一知半解的、愤怒的公民,他们公开指责智识的完善。这与美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智主义思潮不谋而合。 作者认为,当今抵制专业知识和学习的现象,使普通民众相信没有人比别人懂得更多,这使民主机构面临堕落为民粹主义(平民主义)或技术专家治国的危险,而最糟糕的是二者的结合。2017年美国大选后,这一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本书为西方民主在信息时代能否稳固和长存敲响了警钟。 1. 一位专家写给其他专家和非专家的话 尼科尔斯曾任美国海战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美国参议院前助理,也是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其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并举的专家生平中,他对专家的长处和弊端,以及反对专家的呼声,都了若指掌,并在本书中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生动、风趣的描述,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剖判:专家固然有所不知,但普通人绝非无所不知。 2. 在知识大爆炸/知识碎片化的时代,聊聊专家和专业知识为什么是必需的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网络社会的“大数据”至上和数字媒体的“人性化”设计——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当代社会的人们似乎个个都是“高知”。但是,未经鉴别的网络信息与真正的知识能否等同?高等教育文凭与理性思考能力是否一致?在一种自大、自恋、自我中心的盲目狂妄中,人们拒绝专业知识的获取,拒绝理性判断和行为能力的提升;在一种反智主义和平民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心态中,社会面临着涣散和分崩离析的严重危机。尼科尔斯的忠告是:专家依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理性思考能力——这是健康社会运作和未来发展的前提。 3. 对自欺欺人的“反智主义”传统的辛辣批评:再接再厉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大PK 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种“反智主义”传统,著名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于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其渊源和影响。《专家之死》拓展了对“反智主义”这一主题的讨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深了对这一主题的阐述,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所谓知识精英和平民大众的对立,无论在生活还是政治层面,都需要被辩证看待,不能盲目地是此非彼。 4. 国外专家、媒体郑重推荐 ★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伯利赞为“一本睿智、及时而又新颖的书,树立了运用理智和理性的典范”。 ★《[[纽约时报]]》评论“一部及时而有益的书,提供了一种总体观念”。 ★《科克斯书评》评论“对于日益紧迫问题的一种锐利剖析”。 5. “见识丛书”系列,精美装帧,个性化设计 封面字体完美呈现了在网络虚拟化和知识碎片化的时代,专家如何“被宣判”死亡,具有冲击力和震撼力。 == 作者简介 == [[托马斯•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是美国海战学院的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哈佛继续教育学院兼职教授,美国参议院的前助理,纽约卡耐基委员会高级伦理和国际事务顾问,波士顿大学国际史学委员会委员,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事务,作品还有《[[崇高的事业]]》(The Sacred Cause)、《[[无用:核武器与美国国家安全]]》(No Use: Nuclear Weapons and U.S. National Security)、《[[毁灭的前夜:防御战时代的来临]]》(Eve of Destruction: The Coming Age of Preventive War)和《[[俄罗斯总统]]》(The Russian Presidency)等。 == 原文摘录 == 达克效应告诉我们,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文凭既不能证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证明你接受了培训,最多就是出席。最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文凭只能证明你按时支付了学费。 == 书评 == 浅薄,常常是世人对美国文化的首要印象——这个社会不仅只能弄出诸如米老鼠、汉堡包和牛仔裤这样的东西,而且还出了名的敌视知识分子。尤其是反美的法国人,对此曾有许多刻薄的奚落,如雷蒙·阿隆在《[[美国癌症]]》中就曾说,美国文明是一种“技术员文明,在这个文明里,知识分子只是众多工具之一而已,最多是一台机床”。不过现在,似乎连美国人自己都无法忍受了,汤姆·尼科尔斯在《专家之死》中认为,美国人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种新境界,那就是“把无知当美德”,拒绝听进去任何指正的意见,对知识精英则一概不放在眼里。 当然,美国人一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倒也不是欧洲人的偏见,因为就算是美国人自己也承认,在历史上,他们从物质、技术和体育活动中获得的幸福看起来似乎超过源于文化和智力活动的乐趣。美国人对知识分子,通常都是在潜意识里抱着忽视、疑惑甚至轻蔑的态度;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运作又高度依赖专家学者,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律师、会计这些专业人员。现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外行,把自己东拼西凑的知识包装为博学,甚至在网上读了几篇文章后,就想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输给专家,并且竭力争辩,为什么那些专家建议是错的。 尽管这样的现象如今可能到处都有,但值得补充的是,美国确实有点自己特殊的“国情”。法国学者加亚戴曾在《论美国的贵族政治》中说过,美国除了财富贵族之外,还有一种人民贵族,“任何报纸都不敢说他的坏话”,这个平民阶层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奉承”。因此,当争执出现时,一个普通美国人更有可能拒不相信自己有可能说错了,而别人也不敢告诉他这一点。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早就说过,美国人向来坚信,民主就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这些早不是新闻,“专家之死”所指的也并不是专业能力和美国前沿科技水平的退步,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失去了对专业知识的敬畏,仅凭自己的错误认知行事;而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开始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责任,退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更愿意和那些听得懂自己说什么的专业人士打交道。这之所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乍看吊诡的是,这本身却正是进步的信号与结果。因为专家权威的失落,正是由于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而民众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识,也表明在网络时代,知识远比以前更容易获得了,并且还由此获得了自己发声的公共平台。然而,网络又是一把双刃剑,尼古拉斯·卡尔十多年前就写过一本《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我们的大脑》,认定刷屏带来的浅阅读助长了人们的无知。不过确切地说,是人们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比以往更难以建立分辨对错的价值坐标了——他们缺的不是知识,而是判断力。借用马克·吐温的话说,“让我们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看似正确的错误论断”(What gets us into trouble is not what we don’t know, It’s what we know for sure that just ain’t so)。在这样剧烈的变动面前,仅仅像九斤老太那样抱怨“一代不如一代”并不能逆转局势,问题在于:究竟如何理解这些变化? 在美国,就像社会中的其它诸多变化一样,这一切都可追溯到1960年代。因为“专家之死”的基础,就是专家的权威受到侵蚀和质疑,而那半个多世纪之前正是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方面是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面则是人们赫然发现,对专家和政治精英的信任,不仅是错付了,还被滥用了——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的失败,在越战中表现得最为令人失望。一旦他们从神坛上跌落,再想让人们将之敬若神明就不可能了。 因此,与其说是美国人变蠢了,不如说这体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心理变化:在“上帝已死”之后,权威也死了,接下来就该轮到专家了。因为当社会变成了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时,人们会发现,专家竟然也会出错,那么,风险问题就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专家们来办。此时,原有的一元价值观轰然崩塌,社会趋于多元,差异和偏离得到容许,相应地,个人的关注重点也从道德转向个性,那么势必难以避免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丧失了在单一的尺度上衡量“对错”的分寸感,而倾向于认为一切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差异体现的是个性而非对错或优劣。实际上,在此时硬要分出个对错,恐怕才是让人恼火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美国人无知、拒不相信自己不喜欢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多元文化和相对主义,而在于这些原本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的现象,“漫溢”到了其他领域——对于政治观点、审美趣味或许原本就没有定论,但物理定律可没有这一说。不同知识领域的门槛和规则原本就大为不同:有些领域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另一些问题却并非如此——可能不同答案都是对的,甚至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专治文学批评的学者陈平原曾苦笑说:“我的专业,好处是大家都知道,不好呢,那就是谁都懂——起码是谁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有胆量跟你‘侃’。”但如果是高度专门化的量子物理、航天科技,恐怕就没几个人敢大言不惭说自己虽不在这个领域,也可以发表点看法。 就此而言,“专家之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真正的意义可能与其说是民众的无知,倒不如说是专业壁垒的瓦解与边界的模糊化。人们不一定是比以前更蠢了,只是他们比以往更敢谈那些自己并不怎么懂的领域了。乍看起来,解决的办法应当是人们清楚分界,将专门的问题交给专家来处理,然而,这种“我不懂的东西最好闭嘴”的边界意识,本身往往就是专家的特征。因此,问题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它之所以难办,也就在此。 更有甚者,有时人们在意的并不是命题的对错,而是利益——就算经济学家说贸易战得不偿失,但有些利益集团却还是把这当作救命稻草。专家给出的答案,有时尽管是对的,却根本不能解决人们的困扰。例如说“30年内加州发生地震的概率是20%”,这在科学论述上也许无懈可击,但对当地居民来说,却等于什么也没说——既没说是哪一年,也没说是加州的哪里,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很多专业的分析,只能给出一种趋势和概率,民众想要的却是预测“事件”,但这却是专家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们在意的不是逻辑,而是风险——问题是,有时按逻辑发现不了风险,或者因果链条极其复杂,连专家也发现不了,想想看2008年金融危机时华尔街惹出来的一堆麻烦。在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我,机器人》中,拯救世界的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不信任机器人的警察,而他依靠的不是理性,却是直觉和本能。现在很多人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类似,无论专家根据科学理性怎么分析解释,他们就是怀疑它有不可预见的危险。与以往那种认为科学理性将驱散“无知迷信”的乐观主义不同,实际上直觉并不因理性而低落,倒是同步高涨。正因为“事实”变得太复杂抽象,人们也就越发相信感觉比事实重要,此时说理是没有用的。 就像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最终都会归结到“公民性”。虽然美国有悠久的反智主义传统,但与之相反相成的是,自殖民地时期起就很重视教育, 詹姆斯·麦迪逊总统说过一句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话:“普及知识是自由唯一的、真正的监护人。” 也正因此,战后美国尤为注意人文学科的投入,1945年提交杜鲁门总统的报告《科学:无边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中强调:“民主制度需要每个普通人具备智慧。没有智慧的运用,无论是机构的自由还是个人的自由,均会无可避免地受到危害。了解历史、学习历史,可以让人变得聪慧,这是其他方式无法实现的。在这方面,人文学科不仅是我们的希望,也是世界的希望。”这开启了美国长期对科学、教育和人文领域的巨大投入,因为人们相信这有助于维护美国最基本而恒久的价值观,塑造真正的“美国公民”。 顺着这个思路,自然可以理解为什么《专家之死》一书中,要把这看作是对民|主的威胁和社会重大危机的征兆。但确切地说,“危机”并不是威胁,也未必是灾难,只是时代发生了某些戏剧性的变化,它威胁的与其说是社会本身,不如说是原有的那些理解社会和民|主的观念。恰恰是因为美国社会到1960年代已经高度科层化,普通民众发现自己能履行的公民职能正在流失,面对难以应对的复杂性,他只能无助而愤怒地承认自己只能任由更聪明的专业精英摆布。“专家之死”其实正是对专业精英结构性垄断地位的复仇,它所折射出来的,确切地说是对代议制民主的威胁,特朗普上台就是“低信息选民”和“直接民主”的胜利——最典型地体现在他经常绕开国会,谩骂议员,却施行“推特治国”,直接向民众喊话。这些民众 理解的“民|主”不再是政治平等,而是一种实际上的平等——任何话题,每个人的观点都一样好,而你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是“不民主的”或“精英主义的”。这当然不算是新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英国作家C.S.刘易斯很早就警告过, 当人们不再能区分政治平等与实际平等的时候,就会对民|主造成威胁。 这一切虽然是在美国,但不必讳言,国内近些年的反智主义也在抬头,网上对“砖家”的嘲讽乃至辱骂比比皆是。不过,与美国相比,中国还自有其传统,这种反智主义往往体现为反对书本知识,认为是“无用”的,或理论知识过多反成为实践的阻碍,而这其中,又总是或隐或现地表现为对知识分子本身的蔑视,甚至知识分子也常常以此自嘲,所谓“书生无用”之类多由此而起。汉学家列文森曾指出,中国社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专业化”倾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员们往往以文化风雅自诩,而不屑于去深究技术细节。 更具中国特色的一点是:美国人通常将决策者和专家都归为专业精英而加以怀疑(所谓“总统是靠不住的”),但中国则往往是决策者和普通人都敌视专家,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明清时代的皇帝和百姓都觉得,官吏玩弄复杂的条文,欺下瞒上。如果说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问题与公民性密切关联,那么在中国,它所折射出的却是另一个悲剧:专业的知识精英始终无法独立自治,在国家和民众的双重挤压之下,难以维持自己的尊严。然而,历史证明,现代化即专业化,在一个社会分工高度复杂的时代,最终只有深入的专业化程度,才能带来社会进步。 <ref>[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367953/ 豆瓣网]</ref> ==參考文獻== {{reflist}} [[Category:文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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