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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响下，邓中夏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并积极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带领讲演团的同志到街头演讲，使群众懂得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道理。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推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18日，邓中夏来到长沙，和老朋友毛泽东一起商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参加到全国学生联合会。 [4] 工运领袖 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邓中夏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也在上海组成。根据临时中央局的要求，于同年12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当选为书记。 1921年初，邓中夏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11月出版进步刊物《劳动音》，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 [5] 1921年8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总机构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邓中夏担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 1922年5月1日，邓中夏被选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同年7月，他出席党的二大，参与二大宣言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2月邓中夏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并在全国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 [5] 1923年4月，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在上海大学任职的二年中，他聘请了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任弼时、李达、肖楚女、李立三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校任教，利用上海大学为党培养人才。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意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大会选举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组织临时中央局，邓中夏被推选为委员长，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4] 1923年10月，参与创办《中国青年》杂志。 [5] 1924年11月，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2期发表文章《我们的力量》，批评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幼稚的论点。邓中夏举出事实：产业工人数已达189.5万人，有组织工人已达27万人。提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成长壮大。文章反对以心理解释社会现象。指出：无产阶级一面增强自己 的力量，一面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国民革命及社会革命两种伟大事业。1924年中国工人运动又掀起高潮，邓中夏离开了青年团工作岗位，专心致力于上海工人运动。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撰写了不少文章，对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卓越见解。 1925年4月，邓中夏受党的委派，离开上海，筹备并组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为响应五卅运动的号召，他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6] 党务活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邓中夏坚决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27年7月20日到九江，与李立三、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分析形势，提出建议。随后，他又参加了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而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坚决拥护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江苏省书记并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委，并曾兼任中央军事部代部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他受中央派遣来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2月，邓中夏又被派往香港，任广东省委代理书记。2月末，由于密探得到密报，邓中夏在香港被捕入 邓中夏 邓中夏 [7] 狱。1928年3月18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虽然邓中夏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由于邓中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巨大影响，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5月，经周恩来等组织营救，从香港出狱，回到上海，立刻得到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通知，前往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筹办中共六大。6月18日，邓中夏和周恩来、瞿秋白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从莫斯科回到上海。9月，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同志的强力支持下，邓中夏被党中央派往苏区，领导红二军团和湘鄂西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坚决地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1931年1月，王明篡夺中共中央领导权后，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于31年底，回到上海，等候中央的发落。1932年秋，党组织委派邓中夏担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从事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工作。 [4] 被捕就义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互济总会援救长家研究和布置工作，被法国租界巡捕逮捕。邓中夏化名施义，据理力争，还请律师史良等人帮助自己辨护。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一同被捕的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国民党中央党部立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邓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 [4] 在狱中，他以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 [4]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 著作文章编辑 《少年同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省港罢工概观》 《罢工与东征》 《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 《廖仲恺先生哀思录》 《邓中夏文集》 《孤鸾曲》 《京华英烈》 《红色诗歌集》 《邓中夏诗选摘》 [8] 《工会论（上编）》 [9]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 主要贡献编辑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贡献。邓中夏较早地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1923年到1924年间，邓中夏先后在《中国青年》、《平民》周刊、《中国工人》发表了《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论工人运动》、《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论劳动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特点之后，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 [10] 邓中夏在1927年春出版的《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小册子中说：“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立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在大革命初期就已经对中国的革命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指出了正确的未来发展道路，难能可贵。他在领导省港大罢工时，成立具有无产阶级政权性质的罢工委员会，团结各阶级力量，主张工农商学联合起来，发动工人下乡参与农民运动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地践行了这些理论。 [10] 人物评价编辑 邓中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注重在革命实践中学习马列理论，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11] 邓中夏对理论学以致用，他明白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就要用先进的理论唤起民众。 [12] 邓中夏对于指导和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学术研究贡献较大。其《工会论（上编）》和《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是最早从宏观上对中国工人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两部专著，尤其是后者，直至今日仍是该领域有价值、权威的著作。 [9] 同学许宝驹在发表于1957年2月17日《人民日报》的《谒南京雨花台人民革命烈士墓，追怀邓中夏烈士》一诗中，说他“君治朴学实谨严，朱墨灿烂蝇头字”。（前者夸他传统学问扎实，后者则夸他写得一手好字。）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赞邓中夏兼具“秀才”与“牧师”两种风格。 [9] 轶事典故编辑 工运实践 在北京大学学到马克思主义后，邓中夏就决定从事工人解放运动的实践。他到街上动员洋车夫集合拦路以要求增加待遇，但仅有少数人响应，警察来后砸了车，洋车夫们就扯住他索赔。邓中夏拿出所有的钱还抵不上损失费。校内有人见面就讽刺：“工运搞得怎么样了？”父亲也因他参加“过激”活动中断了接济。邓中夏并不气馁，他总结教训后感到：拉洋车的属于比较散漫的个体劳动者，且受帮会影响，真正搞工人运动还应到有组织的产业工人中去。于是，他于1920年未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办劳动补习学校，中共开展的现代职工运动就从这里开始。 [12] 教书育人 1921年3月，由于在青年中的知名度和威望，邓中夏被河北保定“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聘为新文学教授，讲授了3个月的新文学课程；同年暑假，他应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邀请，去重庆夏令营讲学会讲学，并指导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的“择师”运动取得成功；在此期间，他还一度成为长沙、宜章、广州等地学生运动的精神指导。 [9] 虽然邓中夏在保定开课第一天就声明“我没有教过课，更没有经验”，但其讲课的情形，据他当时的学生王森然在《回忆保定“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所写到的： 他的面貌白皙红润，眼睛光亮有神，在讲堂上讲课时声音洪亮，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讲到使人气愤的时候，他洁白的牙齿便咬住下唇，握拳怒视。他右手持粉笔，挽着袖口，左手拿板擦，边讲边写，边写边擦，一写就是一大黑板。头发、衣襟、袖筒上落满粉笔面，也不在意，时间久了，嗓音嘶哑，嘴角除了白沫，才喝一口白水，其实水里早已落下一层粉笔面，他看都不看，便咽下去了。他的这种忘我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王森然研究资料》第1辑，34页） [9] 平民教育 在开展“平民教育”的旗号下，邓中夏首先建立工人识字班。开始，有人认为干苦活学文化没用，“要是发窝头我们 邓中夏 邓中夏 [13] 才来上课”。邓中夏耐心去讲解――认字才能不受愚弄欺压，终于使大批工人下班后自动来学。他在教文化的同时，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大家团结起来成立了工人俱乐部。邓中夏作为这个俱乐部的代表，为工人们操办各种福利，同时也赢得了工人的信赖。1925年，他到广东领导管港罢工，为了让工人安心斗争，组织动员各界把多少万人的吃住都安排妥当，被人称为“工人政府的总理”。 由于他一口湘音，别人难懂，于是，他在北京就学北方话，在上海学上海话，到广州学粤语。那些揪人心扉的演讲，给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初，邓中夏在上海担负救援受难同志的工作，仍不顾过去长年曾公开活动容易暴露的危险，以化名到处奔走，甚至召集会议演讲。上海的一些老工人听后说：“您讲得真好，我们听后就想起了好多年前的邓中夏。他就是长相比您年轻一点，口音也不大一样。” [12] 接受处分 1930年，邓中夏从苏联回国，马上被派到洪湖同贺龙一起工作。因他没有搞过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加上盲动路线指导，在指挥上犯过一些错误。翌年末，他被撤职调回上海。有“过左”思想的中央领导人竟然几个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发生活费。邓中夏全靠妻子李夏明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艰难生活。其间，妻子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曾任全国工运最高领导人的邓中夏仍对党毫无怨言，对革命矢志不移。 [8] 视死如归 1933年夏，邓中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往南京。国民党想挑拨他对共产党不满：“你是共产党的老前辈，现在却受莫斯科回来的那些小辈欺压，连我们都为你感到不平！”邓中夏轻蔑地回答：“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在放风时间：“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一听连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支部领导得知这话深为感动，马上动员大家掏钱为邓中夏买饭，并说：“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不能让他最后的日子那么苦。”难友们一听邓中夏的大名，纷纷捐钱，有的把衣物都卖掉，托看守到狱外餐馆订饭。邓中夏每次端过碗来，都激动不已，因为这一盘炒菜凝聚着的是同志们对革命正气的崇敬。 [12] 后世纪念编辑 人物故居 邓中夏故居位于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城东北7公里处的太平里乡邓家湾村。 屋前是卵石铺成的小坪，坪前有一条小溪。青石条筑成的故居大门坎，左右由两方石墩，高50cm，门额上尚有一弧形青石过梁，石上有浮雕，为"龙凤呈祥"图案。故居始建于晚清，砖木结构，青砖青瓦，为一进三间，硬门顶，中间为厅，后面是鼓壁，两边为厢房，正房的右侧有一三角形的小房，以作杂房，现有建筑为典型的湘南农居格调清砖白线的五垛二层瓦房，建筑面积121坪。前厅右厢房为中夏父母卧房，左厢房为中夏叔、婶的卧房，厅后右厢房是中夏哥、嫂的卧房，厅后左厢房便是邓中夏的卧房。房间有他睡过的雕花大床、用过的桌、凳和笼。 [14] 中夏公园 中夏公园是为纪念邓中夏同志诞辰100周年修建的。公园占地面积50亩，建成了公园广场，公园牌楼、陵园配房、陵园台阶、纪念广场等主要项目，公园牌楼古香古色；陵园台阶共139级，底部39级，寓意邓中夏同志享年39岁，10层100级台阶象征邓中夏诞辰100周年，邓中夏铜像屹立在纪念广场中央，底座至铜像高9.4米，铜像身高3.9米，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为“邓中夏同志”铜像题名，欧阳毅将军和湖南省政协主席刘正分别为“宜章烈士陵园”、“中夏公园”题了字。1994年10月5日在邓中夏诞晨10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和省市党政主要领导以及中央的宜章藉老一辈革命家曾志、彭儒等参加了邓中夏铜像揭幕式。 [8] 相关书籍 《革命先驱邓中夏》 《邓中夏传》 《邓中夏生平与思想研究论文集》 《峥嵘岁月-邓中夏故事集》 [15] 《革命烈士诗抄》 《邓中夏的一生》 [[Category:革命家]][[Category: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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