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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一1980）。1905年6月21日生于巴黎，法国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专家。19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后任中学哲学教师。1933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哲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次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地下抵抗运动。
　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幼年丧父，从小寄居外祖父家。父亲是个海军军官，在萨特15个月大的时候在印度死于热病。萨特12岁时母亲改嫁，继父是一名海军工程师，迷信数理科学，主张萨特将来也学工程师，这使萨特十分反感，也加强了他从事人文学科的决心。他很小就开始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学时代接触柏格森、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1929年，获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随后在中学任教。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接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回国后继续在中学任教，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像》、《自我的超越性》、《情绪理论初探》、《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等。1943年秋，其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奠定了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萨特虽然曾经是一个早熟的才华横溢的学生，然而直到33岁时，他才发表第一部文学作品。在勒哈弗尔小城做中学教员期间，随着岁月的流逝，萨特产生了失意感，于是开始撰写对孤独的思考，连续写成了以下几篇文章：《对偶发性的论述》、《论心灵的孤独》、《忧郁症》以及《安东纳·洛根丁的奇特冒险》，最后一篇后来改编为小说《恶心》(1938)。 
　　萨特是法国战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这些著作已成为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思想资料。
　　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恭顺的妓女》是一部政治剧，揭露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迫害，并对反种族歧视的普通人民的觉醒寄予深切的期待。此剧体现了他主张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思想。
　　1955年，萨特和其情人兼终身伴侣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访问中国。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被萨特谢绝，理由是他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1980年4月15日在巴黎逝世；法国总统德斯坦说，萨特的逝世，“就好像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那样”。
　　小说《恶心》和剧本《苍蝇》、《问隔》、《恭顺的妓女》、《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已有中文译本。
　　50 、 60 年代，萨特试图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的这一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求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存在主义，使存在主义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因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建立起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是存在主义的变种，但由于萨特在阐发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并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一种误解，似乎萨特是一个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人学的空场”，存在主义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输进新鲜的血液。事实上，萨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 50 、 60 年代以后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极力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存在主义“输液”。 
　　应当承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本人的《存在与虚无》所代表的传统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发展 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但由于他的基本立场是存在主义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种考察中形成正确的结论，即不可能在历史的进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当然，萨特提出了历史总体化的构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因而，当萨特谈论历史的总体化时，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当他思考人的异化时，他又是一个苦闷的悲观主义者。而且，陷入这种二难困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也是存在主义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义的理论设计。
　　萨特在考察社会集团的时候，并不是象历史唯物主义那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每一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萨特的出发点是作为个体的人。萨特认为，集团形成于外部压力的威胁，由于这种威胁，使每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比如，在 1789 年 6 月， 当法国国王惧怕发生一场暴力而把军队调到巴黎时，本来只想到自己而彼此之间相互猜疑的巴黎群众，一下子意识到国王对他们的不信任，意识到他们即整个巴黎群众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把对自己的威胁也看作是对其他一切人的威胁来体验，认识到在被国王的军队包围了的巴黎，每个人的命运是同全体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不再抢劫面包坊而去抢劫军械库，从而武装起来共同反对国王。由于国王的军队已经开进巴黎，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攻克国王在巴黎的堡垒——巴士底狱。所以，巴黎市民在攻占巴士底狱中组成的集团完全是由于国王的军队这一外部因素所促成的。在这种集团中，“个人之间的联结，在其各种真实的形式上，是在他人那里直接发现了人们自己的它者性的联结。” [1] 是共同的危险把分散的个人实践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的。 
　　萨特认为，巴黎群众在共同的危险面前结成的集团，是一个“融合集团”，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有一个统一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到巴士底狱去！”同时，统一的目标和行动并未抹杀个人的个性和自由，相反，统一的目标和行动正是个人实践和自由意志的体现。在“融合集团”中，人性得到复活，自由得到恢复，在否定的君主专制的行动中，整个巴黎市民组成了一个共同的人。所以，萨特说：“融合集团的主要特征是自由的突然恢复。” [2] 也就是说，在融合的集团中， “每个个人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反作用：不是作为个人或他者，而是作为共同的人的个别体现。” [3] 融合集团只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在历史的发展中，融合集团不可能长期存在，一旦共同的目标实现之后，融合集团就会昙花一现地消失了，巴士底狱被攻占，巴黎市民就可以解散回家了。因为融合集团在恢复了个人自由的同时必然面临着遭到个人自由破坏的未来。一切人的个人自由只能够实现瞬间的结合，如果去维护集团的形式，个人自由就得不到张扬，而维护个人自由就只能否定集团。也就是说，个人可以自由地组成融合集团，也可以自由地退出这个集团。融合集团只是个人自由的这种二重性的暂时效应。
　　萨特百年：引人心动的文化现象
　　作者：黄正平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１９４０年年初，法英对德宣战，法国阿尔萨斯前线已是剑拔弩张。德军阵地离这里只有几公里之遥，双方随时都有交火的可能。法军兵营里，一个３０多岁的士兵却埋头在笔记本里，写啊，写啊，周围的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不存在。为了节省当时十分宝贵的纸张，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竟找不到一公分的空隙。一年的前线生涯，他有了１５本这样涂满墨迹的本子。这些文字在作者身后以《笔记本》为名发表，有６００页之多。从内容来看，笔记里有随想，有哲学思辩，有小说梗概，有剧情构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毫无限制。这位几乎是“写作狂”的人便是日后成为法国文坛泰斗的萨特。
　　今年巴黎的春天深深印上了他的标记。
　　萨特生于１９０５年６月２１日，死于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今年正是他的１００周年诞辰和２５周年的祭日。从３月至６月，法国和世界各地有许多纪念活动。其中６月２１日，在巴黎索邦大学将举行正式的纪念仪式，同时有连续两天的大型讨论会。法国国家图书馆３月起举办为期半年的题为“萨特和他的时代”展览会。摩纳哥还专门发行了一枚１．１１欧元的萨特纪念邮票。在法国，报纸头版、杂志封面上，随时可看到萨特手持雪茄的著名照片；电台、电视台则不断有专题节目播出。时值春季，有此风气，以至有“萨特之春”的说法。
　　萨特的鼎盛期是２０世纪的５０—６０年代，７０年代后期起，对他的批评渐多，但他的影子仍然覆盖面很大，这从如今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之丰富，可见其一斑。
　　那么，今天看萨特，他的哪些地方最引人心动？从人们所忆所谈的内容来看，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一部“思想机器”和“写作机器”
　　萨特自幼丧父，生活艰难，又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被大家叫做“小个子”，但这对他没有产生任何自卑的影响。相反，他是天生的自命不凡。他在年轻时给自己立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也就是说，即要当一个一流的哲学家，也要当一个一流的文学家。而这居然成为了现实。
　　１９３６年，他发表《想象》一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批判传统形像思维理论，观点深入浅出，行文豪迈自信，已经显露出一个大哲学家的风范。
　　１９３８年，《恶心》问世。这部小说一反传统，人物哲理化，情节内心化，是现代派文学的精品。
　　之后，萨特持续交替发表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
　　《墙》（小说，１９３９年），《想象》（哲学著作，１９４０年。此书是１９３６年《想象》一书的姊妹篇），《苍蝇》（剧作，１９４３年），《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代表作，１９４３年），《间隔》（剧作，１９４４年）……
　　这些作品都毫无疑问是２０世纪哲学和文学领域中出色的经典。法国哲学教授让·吕克·南希最近在《世界报》上著文说，萨特是个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的两面神：没有一个哲学家象他那样在文学海洋中游弋，也没有一个文学家象他那样大举进行哲学操练；我们无法理解，逻辑思辩和形象推演，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竟然在同一支羽毛笔下毫无妨碍地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
　　对此，萨特的反对者并不以为然，说萨特所作的一切，就是处心积虑地要向人们表明，他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有意也好，无心也罢，有一点谁都不会否定：萨特是个勤奋的人。除了去世前几年间因半失明而辍笔外，他一生中从没有停止过写作。与许多人把笔耕看成是一种苦役不同，萨特把它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需要，一种人生的基本支撑点。他这样说：“我没办法让自己看到一张白纸时，不产生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欲望。”
　　巴黎被德军占领时，萨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写作。他每天早上９点到咖啡馆，开始工作，奋笔疾书，直至中午。出去吃饭和休息后，下午２点又回咖啡馆，继续工作到晚上８点。晚饭后则在那里接待朋友。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在咖啡馆定型的。据说，那家咖啡馆的氛围特别适应他那无法收敛的思绪和无法叫停的笔耕。
　　咖啡馆叫“花之咖啡馆”，坐落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个路口上。作为存在主义的发源地，咖啡馆现在已成为巴黎的景点之一，是怀旧的知识分子爱去的地方。去年，我陪来访的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特地去这家咖啡馆喝咖啡。不大的店堂内飘散着特别郁浓的黑咖啡香，只见一桌一桌的有好几圈人，分别在小声地讨论各自的文稿，也有人在埋头写作。分明是一个文化俱乐部。教授们感慨地说：“萨特气息犹在啊。”这地方可以说是萨特奋斗及其影响的一个见证。
　　“存在先于本质”：一种入世精神
　　但是，萨特的魅力大约还在于他的近于狂热的入世精神。存在主义的著名公式是：存在先于本质。萨特把这运用到人生观中。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使他很自然地对当时的社会持批判态度，而对社会革命大表支持。他的实践也使他成为当时的大社会活动家，大政治理想家。
　　４０年代，萨特既在战场上，也在文坛上参与反法西斯运动。５０年代，萨特与***日益接近，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６０年代，萨特和他的终生女友西蒙·德·波瓦的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最敏感的前线上：１９６０年加勒比海危机时，他们在古巴；１９６７年中东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在加沙地带。１９６４年，萨特更以他的超常举动，令世界震惊。这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拒绝诺奖的人（之前有两人因政治原因被迫拒领）。６０年代后期，法国多次发生学生运动和工潮，而萨特始终是运动中的精神领袖。
　　总之，萨特很长时间在法国知识界如日中天，是无可争议的无冕之王。有人把他叫作“老板”。德里达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时对我们这些年青人来说，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他（萨特）走。”
　　但萨特追求入世只限于精神领域。与他的勤奋和声望不相称的是，他的物质生活极其简陋粗淡。在这方面，他是本质先于存在。他的收入并不少，有时甚至有成百万的钱在口袋里。但他乐施好舍，不知经纪，加上视财富如粪土，再多的钱也放不了几天。那年为论文的事我去巴黎，顺便去看了萨特在巴黎最后的住处。爱德加·基内大街２９号，第１０层楼上。从楼上能望见他长眠的公墓。那是个很小的被称之为“悲惨”的套房，现在已换了房客，没有任何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思想家的标志。我知道即使保留原貌的话，里面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少的不能再少的旧家具，几个烟灰缸，小半架子零乱的书。但我还是在楼上楼下徘徊了很久。这个生前对身外之物极端不在乎的人，对死后人们如何纪念他也同样不在乎。也许这也是他的魅力之所在吧。
　　“萨特恐惧症”及其它
　　物极必反。威望过重，阻人之道？，久而久之，引起反弹；或者时过境迁，理论不再符合实际。总之，萨特在他晚年以及死后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搞错了很多事情。例如盲目支持造反，把年青人引入暴力歧途，极端主义，等等。这些批评，后来愈演愈烈，有的到了将萨特全盘否定的地步：他除了在政治上一无是处外，学术上也毫无可取之处。同时，萨特的私人生活，萨特与卡谬、梅洛·庞蒂这些同时代大文豪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成为评论的热点。很多时候，事情到了动感情的程度，就不再是学术上的争论了。人们把这种全面诋毁现象叫做“萨特恐惧症”。在某种意义上说，萨特是他生前名声过大，威望过大的牺牲品。
　　２０００年，我去巴黎索邦大学参加由萨特研究协会举办的萨特逝世２０周年讨论会。作开场白的被称为“新哲学家”的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爱萨特，就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不喜爱萨特一样。”这反映的正是人们在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面前无所适从的现实。
　　2000年，正逢萨特逝世二十周年，法国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萨特热，仅评论萨特的专著和专刊专集就有十几种，依然褒贬不一，依然左派褒者多贬者少，右派贬者多褒者少。其中影响较大的左翼代表，贝尔纳·昂里·莱维，八九十年代走红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目前人气最旺的学者之一，于2000年1月发表厚厚的论著，题为《萨特世纪》，认为法国的二十世纪是萨特世纪，法国思想界由萨特主宰。而著名的资深记者、政论家让·弗朗索瓦·雷韦尔，1924年出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则出版薄薄的专著《大表演》，其中认为作为法共同路人的萨特，比法共左得更厉害，排斥一切异议者，投考斯大林主义，下场虽说悲壮，对二十世纪法国的负面影响却太大了，是不可宽恕的。这两位名人的高论，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如果说莱维年富力强，到处演讲，对遭到蛋糕扑身的倒彩并不介意，那么八旬老人的宏论，姑妄听之，也不必太认真。无非说明萨特仍是各有争议的人物，一谈起他，必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
　　直至如今，争论还在继续。当萨特百年诞辰和２５周年祭日来临时，我们看到的是五光十色的评论：有颂扬，有批评，有反驳，有善意的调侃，有恶意的嘲弄，把萨特弄成了一个千面人。法国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ＥＸＰＲＥＳＳＥ”新闻周刊的有关专号是以如下句子作为主题的：“萨特总是搞错吗？”这提出的就是在今天如何看待萨特的“错误”的问题。
　　萨特曾在美国一家杂志写过一片哲学杂文，其中说：“我想创造一种炒鸡蛋，期望它能表达存在的虚无。但到烧成，它却并非如此，只飘散出一股奶酪味。我眼睁睁地看着盘子里的它，而它却不回答我。我试着把它端到黑暗里去吃，但这一点儿也没用。马尔罗（萨特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建议我在里面加辣椒粉。”如今的萨特也如一盘炒鸡蛋，人们在里面添了不少料，很难再找到其原味了。
　　萨特与中国
　　萨特和波瓦于１９５５年９月访问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９月２９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１０月１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观礼，毛泽东、陈毅分别接见了他们。对于这次访华，萨特本人除了接受一些专题采访外，没有多作评论，而由波瓦执笔写了题为“长征”一书，我猜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分工。据说波瓦为写此书，经常熬夜，搞得眼睛红肿，萨特为之心疼。书成之后，由于内容上对中国革命的热情颂扬，在西方引起不少争论。
　　但是，当时中国主要是把萨特当成一个革命者来看待的，对他的理论与创作基本不了解。在日内瓦大学任教的萨特研究专家德尼思·贝尔多莱先生对我讲过这么一个细节：萨特在北京与茅盾、丁伶等知名作家会面时，由于双方都没读过对方的作品，所以大家只好谈美食。
　　萨特著作在中国的大量引进是在８０年代后的事。也就是说，当萨特沉寂于西方之时，中国人开始以极大的热情研究他，带着崇敬，至今不变。至少余秋雨近年写《行者无疆》时，便是把萨特当作至尊者来写的。有些学者感叹说，人家在本土已是强弩之末，我们却刚刚在补课；此地的萨特并非那处的萨特。
　　但是我想，我们对萨特的兴趣并不仅仅在于想了解点别人的东西，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意向。萨特的学说对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而西方对萨特的种种批评，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这也就是尽管外面杂音很大，萨特在中国始终是个偶像，没有什么人会板起脸来批他的原因。接受从来不是照搬。接受以后的东西也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并非少见：一个在本国已崩溃的神话，在另一国土上却生了根，开了花。
　　不过，真正科学的方法也许是中西互补，让西方经典与中国文化实现有机揉合。比如有汉学家提出，萨特哲学中特别重要的关于“虚无”（ｎéａｎｔ）的思想，可以用来对老庄哲学中有根本意义而又含混的“无”的概念进行有效地科学地阐释；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萨特的虚无在西方已很难再有理论发展前途的话，那则是因为那里没有老庄哲学滋润过的深层土壤。在这意义上，西方哲学是否也有借鉴中国哲学的必要？这类问题是不可回避，也总是引人入胜的。巴黎已是初夏景色，塞纳河边的风还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尤近。
　　让·保罗·萨特年表
　　w1905 让·保尔·沙特六月二十一日生于巴黎第十六区米涅阿德街（Rue Mignard）二号一个海军军官家庭。 
　　1906－1911 沙特的父亲海军军官让·巴蒂斯特·沙特，因患肠热病去世后，沙特母子随外祖父母居住在默东（Meudon）。 
　　1911 随外祖父夏尔·斯威哲移居巴黎勒高尔夫街（Rue Le Goff）二号。 
　　1912－1913 沙特开始读福楼拜著作《包法利夫人》等，并开始练习写“小说”：《为了一只蝴蝶》、《卖香蕉的商人》。 
　　1913 就读于蒙台涅中学。 
　　1915 入巴黎亨利四世中学。学年末老师评语：“全面优秀”。 
　　1916－1920 母亲改嫁海军工程师芒西后，随母亲及继父移居拉罗舍尔市。沙特入该市中学。 
　　1920 沙特重返巴黎亨利四世中学。 
　　1922 沙特获中学业士毕业文凭。 
　　1922－1924 在路易大帝中学读大学预科，准备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1923 发表小说：《有病的天使》（L’Ange du morbide）和《猫头鹰耶稣——一位外省教师》（Jesus la Chousette, professeur de Province）。 
　　1924 与保尔·尼让、雷蒙·阿隆和达尼尔·拉加斯一起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 
　　1928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得哲学博士学位。 
　　1929 在准备考取中学哲学教师资格文凭时，遇西蒙·德博娃，从此结下终身之交。考试通过，题目为：《自由与偶然》；沙特名列第一，西蒙·德博娃第二。十一月，开始为期十八个月的服役，当上气象兵。利用业余时间，集中考虑偶然性问题，并写小说：《关于真理的传说》和独幕剧《艾比默黛》。 
　　1931 二月，服兵役期满，拒绝当士官生，遂复员任教于勒阿弗尔中学。六月，出版《关于真理的传说》（Legende de la verite）。年底，开始写论偶然性的论文，此为《恶心》初稿。 
　　1933 九月，继雷蒙·阿隆之后，到柏林法兰西学院，作为官费研究生，攻读胡塞尔现象学。 
　　1934 在柏林完成《恶心》第二稿。写出《论自我的超越性》。九月回到勒阿弗尔中学，继续任教。 
　　1936 出版《论想像》（L’Imagination）。沙特、西蒙·德博娃与奥加尔开始过“三重奏”的共同生活。后德博娃依据“三重奏”生活的失败经验，写出小说《女宾》（L’Invitee）。七月初，爆发西班牙内战。十月，沙特在巴黎东北部的拉昂中学任教，德博娃在巴黎莫里哀中学任教。 
　　1937 沙特在巴黎巴斯德中学任教。《论自我的超验性》、（Essai sur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在巴黎正式出版。 
　　1938 三月，出版《恶心》（La Nausee），获舆论界好评。七月，写出小说《一位要人的童年》（L’ Enfance d’un shef）。 
　　1939 一月，发表小说集《墙》（Le Mur）。撰写论胡塞尔、莫里亚克、纳波科夫，德尼斯·德鲁兹芒、夏尔·莫尔干和福克纳的论文。九月二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国总动员，应征入伍，前往南锡报到，后随军驻阿尔萨斯地区，并利用闲暇写《懂事的年龄》和《存在与虚无》。十二月，发表《关于感情的理论概论》（Esquise d’une theorie des motions）。 
　　1940 四月，《墙》获民众小说奖。六月二十一日，沙特与马其诺纺线的其他法国守军，未经交战，一起被俘。关押在德国特列夫战俘营。在营中，为神父们授海德格哲学课，并在圣诞节时，编导话剧《巴里奥那——神之子》（Barionaou le Fils du tonnerre）。 
　　1941 三月底，沙特自战俘营获释。任教于巴斯德中学，结识瑞士画家吉亚柯美迪。与默里奥·彭迪合办“社会主义与自由”知识分子抵抗组织。因法共不予以支持，该组织不久自行瓦解。夏，骑自行车旅行各地，会见吉特、马尔罗等人。九月在孔多塞中学任教。写剧本《苍蝇》。 
　　1942 发表一部份日记，写完《苍蝇》剧本。 
　　1943 年初参加法国全国作家协会，并为法共领导的地下文学刊物《法兰西文学报》撰稿。四月，出版《苍蝇》（Les Mouches），六月二日，首次演出。夏初，出版《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eant）。天主教哲学家卡普里尔·马塞尔首先使用“存在主义”一词。 
　　1944 发表论布里斯·巴连和弗兰西·彭日的文章。三月，在马塞尔·莫列家参加关于犯罪问题讨论会，与乔治·巴戴、马塞尔等人争论。五月，在卡缪的陪同下，认识颓废作家热内。《密室》（Huis clos）首次上演。八至九月，写巴黎解放的报导文章。九月，建立《现代》杂志编委会，马尔罗拒绝参加。与海明威相见。年底，发表文章回答法共对存在主义的批评。卡缪委托沙特以《战斗报》记者身份访美。此后不再任教。 
　　1945 《密室》出版。长篇小说《自由之路》之第一部《懂事的年龄》（L’Age de Raison）和第二部《延缓》（Le Sursis）同时出版。一月十二日，作为《战斗报》和《费加罗报》记者前往美国，直至五月为止。认识多罗列（M. Doleres V），见罗斯福总统，参观好莱坞。夏，与德博娃一起访问比利时，参加天主教出版社组织的狂热。十月十五日，《现代》杂志第一期出版。十月底，在“今日”俱乐部组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讨论会。年底，再次赴美。 
　　1946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死无葬身之地》（Morts sans sepulture）、《可敬的妓女》（La Putain respectueuse）、《关于犹太人问题》（Reflexions sur la question jutive）和《戏演完了》（Les Jeux sont faits）出版。五、六月，前往瑞士参加学术讨论会，在洛桑遇安德列·哥尔兹。不久，前往意大利。《现代》杂志编委会内部发生严重分歧，雷蒙·阿隆离开编委会。七月，《现代》刊登沙特著《唯物主义与革命》（Le Materialisme et la Revolution），第一次探讨马克思主义。法共指责沙特的唯心主义。沙特谴责戴高乐派。十一月，前往荷兰，起草《什么是文学？》。开始与阿尔伯特·卡缪争吵。 
　　1947 发表《境况种种》第一集（Situation I）、《论博德莱》（Baudelaire）和《戏剧》第一集（Theatre I）。二月，《现代》开始连载《什么是文学？》（Quest-ce que la literature?）四月，著文为亡友尼让申冤，驳斥法共诽谤尼让的言论。五月底，参加论卡夫卡的讨论会。六月二日，在法国哲学会发表《自身意识和自身的认识》（Conscience de soi et connaissance de soi）。支持让·热内为“七姐妹星文学奖”候选人。九月，参加电影学术讨论会，会上发表《戏演完了》剧本。十至十一月，在电台主持《现代杂志评论节目》，反应强烈，后被取消。沙特与雷蒙·阿隆和柯斯特勒争吵。十一月，由沙特、卡缪、汝塞等签署的《现代》和《精神》两杂志编委会的国际呼吁书发表。 
　　1948 发表《肮脏的手》（Les Mains sales）、《境况种种》第二集以及电影剧本《啮合》（L’Engrenage）。二月，前往柏林参加《苍蝇》演出仪式。与汝塞等人建“革命民主联盟”、奉行“第三条路线”。四月二日，《肮脏的手》首次公演，极为成功，但受法共方面猛烈攻击。五月，支持建立以色列国。十月，梵蒂冈将沙特著作列为禁书。十一月抗议美国方面歪曲《肮脏的手》的内容，使之成为“反苏”宣传。年底，沙特开始研究道德问题。 
　　1949 出版《自由之路》第三部《心灵之死》（La Mort dans l’Ame）、《境况种种》第三集（Situation Ⅲ）和《关于政治问题的谈话》（Entretien sur la politique）。一、二月，卢卡奇访法，沙特与卢卡奇争论。五月，与作家莫利亚克争论。夏，访中美各国，再次遇海明威，多罗列相陪。十月，辞去革命民主联盟职务。年底，在《现代》杂志连载《自由之路》第四部的一部份。 
　　1950 放弃对道德的研究，转向历史与经济问题，钻研马克思著作。一月，与默里奥·彭迪揭发苏联集中营的设置。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因政治意见分歧，与默里奥·彭迪发生争论。 
　　1951 纪德逝世时，著文哀悼。六月七日，《魔鬼与上帝》（Le Diable et le Bon Dieu）首次公演，《肮脏的手》拍成电影。 
　　1952 发表《圣热内——喜剧作家受折磨的人》（Saint Genet, Comedien et martyr）。一月，总统奥里约接见沙特。沙特就亨利·马丁拒绝前往印度支那打仗而被捕一事，提出抗议。沙特为论述亨利·马丁事件一书作序。七月，《现代》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Commuistes et la Paix）的第一部份。八月，发表《致卡缪书》（Reponse a Albert Camus），与卡缪的友谊从此断绝。十、十一月，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二部份。此后四年，沙特大部分精力耗用在政治问题上，与法共关系改善。十一月，邀毕卡索、卓别林到米雪尔·维安家做客。十一月五日，同法国作家协会签署反对冷战的声明。十二月，参加维也纳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到西德弗莱堡参加学术讨论会并会见马丁·海德格。 
　　1953 一月，到法兰西学院参加默里奥·彭迪首次开课仪式。三月，再次与莫里哀争论。默里奥·彭迪正式辞去《现代》编委职务。七月，到罗马改变大仲马原著《金恩》。十月，为《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写序。十一月，《金恩》（Kean）首次上演，年末，拟出写自传的计划。 
　　1954 一月，参加大会抗议“欧洲国防委员会”（C.E.D.）的成立。二月，到比利时参加东西方作家会议，遇布莱希特。五、六月，为摄影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写序。与雷诺工厂谈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参加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第一次访问苏联。回巴黎在《解放报》和《团结报》发表访苏观感。夏，到意大利见陶里亚蒂。十二月，被任命为法苏友协副主席。发表《金恩》（Kean）。德博娃的《一代名流》（Les Mandarins）发表。 
　　1955 六月，《涅克拉索夫》首次上演。参加赫尔辛基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再遇卢卡奇。默里奥·彭迪发表《辩证法的冒险》批评沙特。九、十月，访问中国。年底，著文盛赞新中国。拍摄电影《沙勒姆的巫婆》（Les Sorcieres de Salem）。 
　　1956 与伽罗第探讨比较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福楼拜。一月，抗议法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政策。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欧洲文化协会，与默里奥·彭迪争论。五月，在巴黎大学发表《意识形态与历史》（Ideologie et histoire）。七月，认识阿尔列特·埃尔·卡伊姆（Arlette El Kaim），十月，匈牙利事件爆发，沙特对《快报》发表声明，谴责苏联，辞去法苏友协职务。十一月起《现代》杂志连载《史达林的幽灵》（Le Fantome de Staline）。 
　　1957 支持波兰等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在波兰杂志上发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e et marxisme）——成单行本出版时改名为《方法问题》（Questions de methode）。开始写《辨证理性批判》，为哥尔兹的《叛徒》（Traitre）写序。多次抗议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正义战争和非人道镇压措施。 
　　1958 集中写《辨证理性批判》。与哲学家让·瓦尔（Jean Wahl）参加“辨证法与异化”讨论会。五月，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接受约翰·胡斯顿（John Huston）要求，写关于佛洛伊德电影剧本。 
　　1959 支持弗朗西·尚松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地下联络网的活动。九月，《阿尔及利亚的被监禁者》首次公演，获得成功。前往爱尔兰与约翰·胡斯顿创作关于佛洛伊德的电影。 
　　1960 《辨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re）出版，一月四日，卡缪死于车祸，沙特著文哀悼。二月中旬，访问古巴，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见格瓦拉。五月，赴南斯拉夫，受铁托元帅接见。八月，在“一百二十一人宣言”上签名，支持在阿尔及利亚前线造反的法国士兵。沙特从巴西寄信给审判尚松联络网的法庭，表示支持尚松联系网的活动，引起戴高乐派分子反对。 
　　1961 五月四日，默里奥·彭迪去世，《现代》杂志发专刊纪念。七月十四日，沙特住处被炸。七月底到十月，到意大利，会见弗朗兹·法农，并为其书《世界的受苦人》（Damnes de la terre）写序。十二月，与哲学家伽罗第、罗杰（Vigier）和伊波利特争论辨证法问题。年底，到罗马参加葛兰西学院组织的“论主观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重新研究福楼拜。 
　　1962 一月七日，沙特住处再次被炸。二月，游行反对法西斯势力。三月，在比利时参加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讨论会，并向电视电台发表谈话：《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三月十四日，被选为欧洲作家会议副主席。六、七月，再次访问波兰、苏联、受赫鲁晓夫接见。七月，在莫斯科参加作家会议，发表论文化的非军事化的演说。 
　　1963 至一月中旬，在莫斯科忙于筹建国际作家联盟，八月五日至八日，在列宁格勒参加欧洲作家联盟，发表论小说的演说。发表《字句》（Les Mots）。十一月，访问捷克，认识作家安东宁·黎姆（Antonin Liehm）。参加《阿尔托纳的被监禁者》在布拉格的演出仪式。 
　　1964 在意大利出版《哲学与政治》（It Filosofo e la Politica）。出版《境况种种》第四、五、六集（Situation Ⅳ.Ⅴ.Ⅵ）。四月，在巴黎参加教科文组织的论齐克果的讨论会。五月，在罗马参加葛兰西学院组织的“论道德与社会”的讨论会。六月，访苏，为《字句》的俄译本写序。八月，著文悼念意共领袖陶里亚蒂。十月十五日，得知将获诺贝尔奖金的消息。十六日，致信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表示谢绝。十月二十二日，瑞典皇家科学院不顾沙特的拒绝，仍然决定向他颁发奖金。十二月，在互助大厅参加关于文学问题的争论会。 
　　1965 出版《境况种种》第七集（Situations Ⅶ）。《特洛伊城女人》首次公演。拒绝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访问，沙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不到敌人那里去，”以抗议美帝在越南的罪行。八月，赴苏联访问。十月，在欧洲作家联盟会议上发言，论述作为“先锋队”的作家使命。年底，支持密德朗作为总统候选人。 
　　1966 《现代》杂志发表论福楼拜的部份内容。五、六月间，访苏。七月，接受罗素的邀请，同意成立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发动越南战争的战犯罪行。九、十月间，访问日本并发表知识分子的演说。十一月，在伦敦参加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组织会议。十二月四日，到波恩参加论戏剧的讨论会。 
　　1967 二、三月间，赴埃及访问并参加讨论会。与纳塞尔会见，访问巴勒斯坦难民营。三月下半月，访问以色列，与列维·埃斯科尔（Levi Eshkol）会谈。四月十三日，致函戴高乐总统请求允许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在巴黎召开。戴高乐复信拒绝。五月，该法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开庭，沙特人执行主席。五月末，拒绝参加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队莫斯科公审不同政见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尔表示抗议。《现代》杂志发专刊论以色列与阿拉伯问题。支持在波利维亚被捕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伯雷（Regis Debray）。十一月至十二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第二次审判大会。 
　　1968 一月，患动脉炎，未去哈瓦那参加文化会议。三月，参加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大会。去南斯拉夫休养。五月六日，支持学生造反；十二日，对卢森堡电台发表讲话，支持学生造反；二十日，到巴黎大学参加造反的学生们组织的讨论会，并与学生领袖柯恩·邦迪谈话。批判法共的消极态度。六月，与雷蒙·阿隆发生激烈争论。七月，对西德《镜报》杂志谴责法共背叛五月革命。夏，在意大利支持对威尼斯电影节的造反行动。八月二十四日，谴责苏军入侵捷克。十一日前往捷克，参加《苍蝇》和《肮脏的手》的公演仪式。 
　　1969 一月三十日，母亲去世。二月，与米谢·傅柯等人游行，反对开除巴黎大学三十四名学生。反对教育改革。五月，发表声明支持托洛斯基分子阿兰·克里维因（Alain Krivine）参加总统竞选。夏，访意大利、南斯拉夫，继续写论福楼拜的著作。十一月，与莫利亚克等要求释放在玻利维亚被捕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伯雷。十二月，在电视台接受记者采访，谈越南问题。抗议苏联将索忍尼辛开除出作家协会。 
　　1970 为捷克作家东宁·黎姆的《三代人》作序，表示与苏联最后决裂。四月，《人民事业报》负责人勒唐代克和勒伯利被捕。沙特自第二十期起接任社长，并任《我控诉》、《一切》、《革命》等报刊的领导职务。六月十九日，因《人民事业报》上发表的文章，沙特被指控犯有诽谤罪。六月二十日及二十六日上街叫卖报纸，受警方拘禁质询，旋被释放。九月，为勒唐代克和勒勃利案出庭作证，宣布：“如果他们有罪，我比他们更有罪；假如他们是无辜，我也比他们更无辜。”年内，应邀访问越南。 
　　1971 五月，出版《家庭中的白痴》（L’Idiot de la famille）的第一、二卷。在《我控诉》杂志上发表《论人民的正义性》（Sur la Justice populaire）四月，因古巴逮捕诗人赫伯多·巴迪亚，与卡斯楚断交。 
　　1972 出版《家庭中的白痴》第三卷及《境况种种》第八、九集。二月，到雷诺汽车厂讲话，被警卫人员赶出。三月，参加被杀害的毛派分子奥凡奈的葬礼。四月，致信给海德堡大学学生组织，指出资本主义已“病入膏肓”。十月，发表《我们控告共和国总统》（Nous accusons le Preisdent de la Republique）。十二月，与一百多名知识分子联合发表《新的种族主义》（Le nouveau racisme）。 
　　1973 出版《境况剧》（Un Theatre de Situations）。二月，接受西德《镜报》杂志记者采访，为西德“赤军”活动辩护。在《现代》杂志发表《选举——屁眼儿们的诡计》（Election Piege a cons）。同记者谈《在法国的毛派》。五、六月份，双目濒于失明，无法看书写字，但继续开展社会活动。《解放报》创刊。 
　　1974 出版《造反有理》（On a raison de se revolter）二月，弗朗西·尚松发表《生活中的沙特》（Satre dans sa vie）五月，因视力严重衰退，辞去《解放报》领导职务。拒绝参加总统选举投票。五月二十六日，在沙特家组织关于《造反有理》讨论会，赫伯德·马儿库斯前来参加，沙特第一次与马尔库斯会面。夏天，开始向西蒙·德博娃讲述生平事迹。十一月，接受电视二台建议，准备《二十世纪七十五年历史讲座》。十二月，去西德斯图加特市监狱探视被捕的西德赤军领袖巴德尔。十二月，访问矿区列文（Lievin），控告矿主不负责任导致矿井内发生不测事件。 
　　1975 六月二十一日，七十岁生日，《新观察家》发表米谢·贡达访问记，以《七十岁自画像》为题连载三期。六月二十九日，发表致捷克哲学家卡列·柯西克（Karel Kosik）的信，支持他的政治观点，谴责捷克政府追随苏联当局迫害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九月，中止历史讲座电视节目，沙特批评政府的无理干涉。 
　　1976 出版《境况种种》第十集。《沙特自演》（Sartre par luimeme）电影拍成。二月，与其他五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合签署声明谴责苏联当局逮捕米海依尔·斯特恩医生。十一月，在以色列驻巴黎使馆接受耶路撒冷大学授予之荣誉博士。 
　　1977 发表《权力与自由》（Pouvoir et Liberte）、《沙特与妇女》（Sartre et les femmes）、《论音乐的谈话》（Entretien sur la musique）及《自由与权力并不是并列而行的》（Liberte et pouvoir ne vont pas de pair）。二月，反对德美霸权主义，发表《社会主义支持者与欧洲的建设》（Les militants socialistes et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七月，布里兹涅夫访问期间，沙特会见流亡法国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十二月，在《世界报》发表《致以色列朋友》，号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对话。巴黎伽里马出版社发行一部由沙特自导自演的影片《沙特自传》（Sartre par Lui-meme）。 
　　1978 在埃尔·卡伊姆陪同下，去耶路撒冷，会见被占领地区巴勒斯坦知名人士。六月，反对政府禁止德籍学生领袖柯恩·邦迪延长在法居留权。 
　　1979 六月，与雷蒙·阿隆一起为越南难民向总统请愿，要求政府救济越南难民。十一月，《晨报》刊登《沙特论左派：绝望和希望》一文，认为“政党是右派搞起来的，左派应该通过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沙特严厉谴责苏联侵略。 
　　1980 《新观察家》连载沙特访问对话录：《希望，在今天……》（L’espoir, maintenant…）。同时，刊登沙特另外两篇谈话录：《博爱与暴力》、《犹太史和排犹主义》。三月二十日，因肺水肿入巴黎勃鲁塞医院。四月十五日晚九时病逝于医院。享年七十五岁。四月十九日出殡，数万群众前来哀悼。火化后，骨灰入蒙巴纳斯公墓。 
　　1981 巴黎伽里马出版社将沙特的小说作品（Jean-Paul Sartre, Oeuvres romanesques, Gallimard , Paris ,1981）,作为法国经典作品系列的一部分，编入“七姐妹图书系列（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中，表明沙特小说已被法国文学界公认为“文学大师级的经典作品”。这部书为研究沙特的小说及其创作思想提供了完备的资料。同一年，西蒙·德博娃发表她与沙特的对谈录《告别礼》（Simone de Beauvir, La cerimonie des adieux, 1981） 
　　1983 沙特的义女整理和发表了沙特生前未完成的论道德的著作：《为一种道德而写的笔记》（Sartre, Cahiers poour une morale: 1947-1948, Gallimard, Paris , 1983）。这本书是沙特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期间思索道德问题的○星笔记。沙特当时本来打算系统地阐明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奠定的论理学原则，但是未能完成。在这本书中，显示出沙特的存在主义道德的核心概念是自由。同一年，伽里马出版社出版了沙特的《奇特的战争笔记》〔Sartre, Les carnets de la Drole de guerre(1939-1940), Gallimard, 1983〕。 
　　1984 伽里马出版社出版了两卷集的沙特书信集：《致河狸及其他人的信札》〔Sartre, Lettres au Castor et a quelques autres (depuis 1926), Gallimard, Paris, 1984〕。同一年，沙特关于佛洛伊德而写的电影剧本《佛洛伊德剧情概要》〔Sartre, Les scenario Freud (1958) , Gallimard Paris, 1984〕出版。 
　　1985 沙特的义女整理并出版了沙特未完成的遗著《辨证理性批判》第二卷（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Tome Ⅱ:L’Intelligibilite de l’Histoire , Gallimard, 1985）。这本书是沙特在一九五八年撰写但未完成的作品。沙特本来计划写两大部分，即共时的总体化过程和历时的总体化过程。在沙特看来，既然历史是由于稀有性而在紧张的领域中产生和发展的，所以，关于历史的可理解性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历史中的斗争的可理解性的问题。 
　　1986 沙特的朋友热内（Jean Genet）和沙特的最亲密的朋友西蒙·德博娃先后逝世。西蒙·德博娃的遗体入葬于沙特的墓穴中。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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