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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人物信息框
|姓名 = 徐光启
|原名 =
|圖片名稱 = 徐光啟.jpg
|圖片大小 = 200px
|圖片說明 = '''徐光启'''画像
|最高職務 = 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赠少保加赠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國家 = 大明
|爵位 =
|籍貫 = [[南直隶|直隶]][[松江府]][[上海县]]
|族裔 = 漢族
|字號 = 字子先，号玄扈
|諡號 = 文定
|出生日期 =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br />1562年4月24日
|出生地點 = [[南直隶|直隶]][[松江府]][[上海县]][[太卿坊]]徐氏祖宅“九间楼”{{NoteTag|[[太卿坊]]徐氏祖宅“九间楼”在今[[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34－244号。|name="九间楼"}}
|逝世日期 = 崇禎六年十月七日<br />{{Death date and age|1633|11|8|1562|4|24}}
|逝世地點 = [[北直隶|直隶]][[顺天府]][[明清北京城|京师]]寓所
|墓葬 = [[徐光启墓]]
|配偶 =
|親屬 = （父）[[徐思诚]]<br />（妻）吳氏（[[吳小溪]]女）<br />（子）[[徐骥]]
|出身 = 
* 萬曆二十五年順天鄉試第一名[[舉人]]（[[解元]]）
*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科同[[進士出身]]
|經歷 = 
|著作 =
* 《[[农政全书]]》等（詳見[[#本人著述|內文]]）
}}

'''徐光启'''（{{bd|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catIdx=X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圣名]]'''保禄'''（{{lang-la|'''Paulus'''}}），谥'''文定'''。[[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朝末年儒学、[[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明朝天主教]][[教友]]领袖，于[[崇祯]]朝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明朝内阁|内阁]]次辅，任上病逝于北京。

徐光启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科技史|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先驱之一。在明末天下危亡之际，他忧国爱民、清廉勤政，倾心竭力以实学救国利民，在[[西学东渐]]，引进西式[[火器]]和发展明军炮兵抵御[[后金]]，引种和推广番薯、良种水稻等高产抗逆作物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徐光启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与[[利玛窦]]合作汉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其中译定的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此外，他亲自或组织他人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编译了其他一系列[[汉文西书]]。徐光启是[[通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尽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编纂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和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主要是[[第谷]]体系）理论和方法的《[[崇祯历书]]》{{NoteTag|name="崇祯历书"}}等[[百科全书]]式巨著{{NoteTag|除了徐光启及其门生、合作者编著的《[[农政全书]]》（1639年刊行）、《[[崇祯历书]]》（1634年完成）、《徐氏庖言》等以及编译的《天学初函》、《泰西水法》、《坤舆格致》等，明代重大的科技文集还有：火器全书《[[火龙神器阵法]]》（1403年），[[朱橚]]等编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普济方]]》（1406年），朱橚著《[[救荒本草]]》，[[李时珍]]著药物全书《[[本草纲目]]》（1578年），[[朱載堉]]著《[[樂律全書]]》、《[[律学新说]]》（1584年）、《[[律曆融通]]》、《[[算学新说]]》，[[程大位]]著《[[算法統宗]]》（1592年），[[屠本畯]]著水产书《[[闽中海错疏]]》（1596年），[[潘季驯]]著《[[河防一览]]》，[[陈实功]]著《[[外科正宗]]》（1617年），[[茅元仪]]等编大型军事类书《[[武備志]]》，[[宋应星]]著技术全书《[[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年），[[方以智]]著《[[物理小识]]》（1643年），[[熊明遇]]著[[西学东渐]]笔记《[[格致草]]》，[[孙云球]]著光学仪器专著《[[镜史]]》（已佚）等；而明初官修的《[[永樂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徐光启还著有军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数量可观的天主教传道护教文章。徐光启病逝后，[[李之藻]]辑大量徐光启译著等成丛书《[[天学初函]]》刊行。

在西学方面启蒙于[[郭居静]]、受教于主要合作者利玛窦，徐光启深感中国传统学术于逻辑的严重欠缺和中国数学的停滞落后，因而高度重视[[演绎推理]]，以数学为着力点，倡导数学的研习、普及和应用；同时，他以理论指导实践，长期身体力行地进行天文、水利、农业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和测量以及天文望远镜、西式火炮等的制造，归纳总结实践经验。徐光启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等西欧学术名家同时代且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NoteTag|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时，[[竺可桢]]于1933年发表《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一文；又于1934年发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文中比较了徐光启和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这两位同时代的高官学者，认为徐光启在科学思想、科研实践、科研组织、品行声誉、政绩效果等方面均胜于培根。}}。在对待西学和[[西方文明]]的态度问题上，远早于且不同于清末[[魏源 (清朝)|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馮桂芬]]“[[中体西用]]”等思想，徐光启不仅试图组织人才队伍在道理和技艺各层面虚心学习和利用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ref>徐光启《[[简平仪说]]序》</ref>），还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汇并超越（“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ref>徐光启《历书总目表》</ref>）的发展路线。

坚持[[国家无神论|无神论立场]]、[[三自爱国教会|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且曾与[[梵蒂冈]][[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關係|长期交恶]]的中共当局侧重于宣传其为“爱国科学家”。但近年来，中国内地学界和舆论已开始公开强调徐光启近乎“中国向西方寻找思想的第一人”<ref name="最杰出上海人" />的历史地位和虔诚天主教徒的敏感身份。

徐光启希望以“修身事天”的基督教信仰匡救时弊，挽回世道人心，“补儒易佛”，改良中华文化。徐保禄阁老是[[天主教会|罗马大公教会]][[明朝天主教|汉传开教之初]]热忱而忠贞的教友领袖和护教士，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影响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誉為中国天主教「[[聖教三柱石]]」之首。1933年，徐光启被[[天主教上海教区]]宣告为“[[天主之仆|天主之-{zh-hans:仆;zh-hant:僕;}-]]”，启动列真福品案；2010年前后，利玛窦、徐光启列真福品案分别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