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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商与花农(孙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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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style="float:right; margin: -10px 0px 10px 20px; text-align:left" |<center>'''茶商与花农'''<br><img src="https://images.pexels.com/photos/11399404/pexels-photo-11399404.jpeg?auto=compress&cs=tinysrgb&w=600&lazy=load" width="280"></center><small>[https://www.pexels.com/zh-cn/ 圖片來自免费素材网]</small> |} '''《茶商与花农》'''是[[中国]]当代作家孙骏毅的散文。 ==作品欣赏== ===茶商与花农=== 繁体字的“蘇”,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鱼”和“禾”。它能使我想到落霞孤鹜蒹葭苍苍,想到水光波影渔歌唱晚,想到柳暗花明蛙声十里。 这一个奇妙的繁体“苏”字概括了[[江南]]水乡农耕文化的特色。 [[白居易]]赞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环绕虎丘山的3。5平方公里区域是典型的江南农村地区。村落精致,田块小巧,池水清澈,结庐人境。晨起,鸡鸣声中飘起袅袅炊烟,蚕娘拐个桑篮去采桑,花农花房育花忙;午后,山塘岸边的柳树下,几个花农坐在石头上歇息,一边抽着旱烟袋;黄昏,落日西斜,晚归的老牛走在狭窄的田埂上,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卷起柳叶笛“呜呜”吹响。 临近山塘的茶花村、虎丘村的村民,早在宋末明初时就进入了半农半工的生活状态。那时的山塘街上有上百家茶庄、泥人坊、年画坊、竹木器社,村民农闲时就进入这些作坊里打零工,以贴补家用。有窨花手艺的就被茶庄聘用为师傅,炒制花茶;有厨艺的船娘更吃香,野芳浜的十几条花船是她们施展船菜厨艺的平台;种茶花的花农,莳花、卖花则是她们的生财之道。 茶花村以“三花”(白兰、茉莉、玳玳)为主业。相传宋徽宗时的地方官朱勔因采伐“花石纲”扰民,激起民怨沸腾,失宠后被杀,其子孙就逃到山塘西面的乡村落脚,以种花垒山为生。每天清晨,从虎丘斟酌桥东堍向西直至虎丘正山门,卖花的村民聚集成一条龙,批发兼零售。还有不少卖花女索性挽个花篮进城区叫卖。她们把玳玳花、茉莉花扎成各种花球、花束,用麦秆编成小巧玲珑的花茧,内装花朵,闻之花香浓郁,满街飘香。 从清道光三年(1823)起,茶花开始用于窨制花茶,花茶远销东北、华北、华南各地。 由于三花需求量大,到1949年,虎丘乡的花农达2000余户,约10000余人。最高年产量出现在1956年,为14485担。 《姑苏志》载:“春日卖百花,更晨代变,五色鲜浓,照映市中。”说的是虎丘花农进城卖花的身影,一声声“阿要卖白兰花”的柔柔的叫卖声回荡在大街小巷里。 清代文人[[顾文鋐]]《虎丘竹枝词》云: 苔痕新绿上阶来,红紫偏教隙地栽。 四面青山耕织少,一年衣食在花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冰清玉洁的三花,养活了山塘周边的乡民,也是浓浓的花香浮起了他们知足常乐的笑脸。 旧时乡谚:“金山塘,银葑塘。”葑门外的乡民靠栽种“水八仙”(莲藕、孛荠、水芹、茭白、芡实、莼菜、茨菇、红菱)赚钱,山塘乡民则靠三花致富。“赚票子、造房子、娶娘子、养儿子、抱孙子”,是花农世代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状态。 半个世纪前的阊门外石路开有两家书场,一大半听客都是从山塘赶来听书的花农。他们笃悠悠地喝着茶,饶有兴趣地听着长篇评弹《玉蜻蜓》。书场散了,就到名店义昌福吃小笼包子。那种悠闲自得的神态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是不可能的。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特大水灾,旬降雨量高达290毫米,且连续暴雨数月,半个苏州城也淹在水中。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民不聊生。” 山塘地区同样水漫金山,村庄被淹,乡路被断,农田、花房、花窖被毁,那一年几乎颗粒无收。大水过后,苏州《明报》是这样描述山塘乡民的:“乡民已开始劳作自救。所问者,几无饥馑之色,亦无逃荒者,人心未见惶恐之失,盖因有所积蓄而资以渡难关也。乡民皆于洪水过后整田垒房,复植茶花。” 《[[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写的“杏帘在望”一诗,其中有“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的句子,以此形容大多数山塘乡民知足的生活大约也不过分。因为虎丘山下盛开三朵花,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不至于落到走投无路饥寒交迫的地步。《[[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杨白劳在这里都极为罕见。 三花的兴盛与山塘街上十几家茶庄分不开,茶铺的作坊和住家就设在与山塘街相连的杨安弄里,虎丘村和茶花村是茶铺窨制花茶的原料基地。茶铺老板以徽商居多,徽商与晋商、浙商一样,曾经是中国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群体。作为徽商的一支,皖南茶商小心翼翼地进入苏州城,落脚在山塘街上,租用沿河人家房子,开起了茶庄。起始是销售安徽茶叶,继而发现北方人大多爱喝花茶,山塘西侧的花农世代种植茉莉花、玳玳花、栀子花,花与茶的巧妙结合就产生了巨大商机。 古徽州有一府六县,下辖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经过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等战乱,北方许多大族携家带口逃难到徽州落脚谋生。虽然是人穷地薄的山乡,但有新安江沟连大运河、长江,与江南富庶之地只是一艘船的距离。外出经商,成为历代徽州人的首选。当地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说法。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绩溪人,13岁就孤身一人出来闯江湖了。在之前的明末清初,外出经商的徽州人更多。当时的传统茶业,已然成为先进的商品经济而蜚声大江南北,茶庄、茶铺在江南多达300多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写到中国人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其祖父王槐康就是歙县茶商。开设在山塘街上的汪瑞裕茶庄,就有王氏家族的股本。清中晚期,苏州茶界把吴世美、鲍德润、汪瑞裕、吴馨记、严德茂和方裕泰等6家茶叶店推为六大名店,而这六大名店不是由徽商所开设,就是聘请了徽商当经理掌管经营。据记载,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苏州范围内登记茶业行会的有46户,其中徽商开的茶庄达41户。徽商在山塘街(包括杨安浜)开设茶庄有9家,每家的规模在10—20人不等。在当时,徽商茶庄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财力雄厚、货源充沛、销路畅通、服务周到,其垄断地位之后延伸到酱品、典当、米粮、木材等行业。苏州人极少喝花茶,但这里却以盛产茶花而名世,这离不开徽商的营销有方。徽州山区盛产名茶,苏州花茶便是以歙茶为原茶,配以这里所产珠兰花、茉莉花等窨制而成。 徽商何以能在富甲一方的山塘街上立足并做大做强?编撰《徽州志》的朋友专门就这个问题走访山塘旧址,查阅相关史料,最后得出徽商有这样几个经营特色:每年冬闲时花农预支部分资金,优质优购,定产定销;在华北、华南设代理商,向茶铺贷放茶银,俗称“放水养鱼”;打通漕运水路和各地关卡;注重品牌宣传,比如茉莉花茶,打的就是苏州虎丘的品牌;用品茶、展销、雇人上门推销等手段促销。 徽商中有一位叫李福的[[安徽]]宣城人,对家乡特产宣纸并不熟悉,但对茶叶销售的经络却摸得一清二楚。花茶要卖出大价钱,北方是一块大蛋糕,要从闽商、浙商嘴里抢下一块来,通过大运河或近海运输的“漕运”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走通“漕运”的路,红白两道的打点必不可少:一是要买通管辖漕运的两淮官员,二是要联络“漕帮”人物。李福通过在松江府当差的亲戚疏通,向同乡借来银子“铺路”,很快打通了由苏州“万人码头”起程,过扬州、淮安,由淮安到青州,又由青州转往京津的千里水路。他压低价钿大量收购小型花茶作坊的产品,装箱起运北方,京津茶庄里“李记”的茶叶空箱子堆积如山。他经营数十年,赚了多少银子,无人知晓。但从《[[宣州]]志·商贸卷》中对李福的简短介绍中约略可知底细:“李福,生于道光二年(1822),茶商,19岁时去苏州经商,在山塘经营花茶批发数十年。后因病归乡。之前,在故里盖宅30余间。其长子李成良嗜赌,次子李成秀吸大烟。家业败于二子。” 家大业大经不起[[挥霍]]败家,金山银山抵不过吃喝嫖赌。李福是突然从山塘老街上消失的。有人说他欠下“漕帮”船主一屁股债逃走了,有人说他教子无方,两个儿子败光了所有家当;还有人说他的老家遭了“强盗抢”跳河寻死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福真的“人间蒸发”了,走完了从穷光蛋到暴发户到穷光蛋的人生轨迹。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像这样的外地客商,在山塘街上并非一家。 <ref>[http://www.chinawriter.com.cn/l 中国作家网]</ref> ==作者简介== 孙骏毅,江苏作协会员,苏州姑苏区作协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深宅蔷薇花》《黑白情调》。 ==参考资料== {{Reflist}} [[Category:820 中国文學總論]] [[Category:825 中國散文論;語體文論;新文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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