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白石牧羊—羌族篇的原始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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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 #B3DDF4" align= center|  '''<big>白石牧羊—羌族篇</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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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牧羊—羌族篇'''羌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古老而优秀的民族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的明确记载。众多史籍和出土文物表明羌族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早进入农牧兼营，且以养羊业著称于世的民族。<ref>[https://www.gugong.net/wenhua/23209.html 白石牧羊—羌族篇 故宫历史网] </ref> 

古代羌人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中国西北部的甘、青地区有众多的部落土著民族，这就是历史上统称为“羌”的民族。

徐中舒在《羌族史》序言中指出：“羌族是古代西戎牧羊人，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落，按《说文·羊部》解释：“‘羌’、西戌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又释：“羌……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此为号。”《后汉书·西羌传》还释：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畜牧为主。”《[[羌族史]]》叙：“实际上羌和姜本是一字，‘羌’从人，作为族之名，‘姜’从女，作为羌人女子姓”。故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称：“姜姓出于西羌，非西羌出于姜姓”，这说明羌、姜是兴起中国西部最原始的部落之一。

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记载表明，殷商时期，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是十分活跃了。当时奴隶制的殷王朝经常俘虏羌人去当奴隶，可是在殷王朝中却有羌人的首领作官。公元前1088年之时，周武王以周人为主并联合了羌、蜀、卢等部组成军事联盟，推翻了暴虐的殷纣王朝。

[[殷商]]时，羌人活动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大都在河（黄河）、湟（湟水）、洮（洮水）、岷（岷江上游）一带，而以黄河、湟水、赐支河为中心。

公元前5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友好的往来和相互影响的基上，开发山林，发展生产，河湟地区出现了农业。春秋战国时期，戎分布极广，名称亦繁，至东周以来，以“羌”泛称的诸戎大量涌进中原地区。公前4世纪末叶，秦献公时起，一部分羌人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徙，有迁到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有的则迁往青藏高原。

公元前206年，汉代封建王朝强盛。汉武帝时，在甘肃走廊设立了河西4郡，此时仍居在西北的羌人有许多逐渐向内迁徙，附居塞内而与汉族错居，从事农业生产者亦日益增多，私有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逐步地走了封建制度的轨道。此时羌人，有先零、研种、烧当、封羊、勒姐、女若、广汉、武部等部。各部落统治阶级互相掠夺。从汉武帝时起，羌人大量地内附定居，以后逐渐被当地汉族同化。

隋唐以来，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处在汉族人民和兴起于雅鲁藏布江域的吐蕃人之间，成为汉族地区和吐蕃联系的纽带，中原的盐、茶、布、生产工具与边区的马匹、药材、皮毛的交易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这些地区的羌人，从唐朝起就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入籍”，成为唐朝管辖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处于吐蕃政权的统治之下，定居岷江上游部分地区。

岷江上游的羌人，据《[[四川古代史]]》载，系秦汉及其以后时期从河湟一带迁来的羌人与当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今羌民族。汉代以后，西北部的羌人经过两次较大的迁徙，来到岷江上游地区。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隋唐时期，当时岷江上游已定居着被称为西山（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的统称）诸羌人的羌人部落。隋唐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河湟一带的羌人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到了岷江上游的茂州一带，这些人逐渐成为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主体民族。说到岷江上游羌人的来历，在羌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远古时候，羌人曾有一次大迁徙，其中一支后来定居于岷江上游。此时，羌人的祖先遇到一支“戈基人”；他们身强力壮，羌人与“戈基人”作战，屡战屡败，准备弃地远迁，幸而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才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并在颈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终于战胜了“戈基人”。此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羌人为报答神恩，奉白云石为最高天神，这种习俗相传至今。这段传说，实际说明了羌人历史上迁徙的一段真实历史。这个传说和史书记载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印证，就知道氓江上游的羌人最迟在汉代就已定居于此。

[[岷江]]上游地区是古代一些民族往来的走廊，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来又在茂县、汶川等地发现和出土了完整的彩陶等器物，它们与陇西、陇南的马家窖文化类型的器物相似。据1976年在茂汶县发掘的石棺葬墓及出土文物考证，羌人的先民在秦汉时就已居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已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据《羌族简史》叙，从隋唐至宋代，我国境内的羌人，除在岷江上游还有一些聚居的村寨，继续保持着羌人的基本特点外，其它地区的羌人，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的各族或者先后融合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中。

同源于古代氏羌集团的羌族，崇拜牦牛的同时，也崇拜白石。

四川境内岷江上游阿坝藏族自治州所属的茂县、汶县、理县、黑水一带羌族地区，其民居房顶女儿墙正中或转角处砌筑的塔子“纳萨”顶上，多置有五块、七块、九块不等洁白的石英石。羌语称之为“阿渥尔”的这些白石，既是色调灰暗的羌族碉房的一种耀眼的装饰。更是当地羌族群众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物，是神灵的化身，是各种神灵驻足人间的居所。而中间最大的一块，即为神圣无比的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羌族群众热衷于将白色石块作灰色住居醒目的装饰物，这与羌族源远流长的尚白心理不无关系。而在洁白的石块上面赋予崇高的神性加以崇拜并形成普遍信仰，这又与广泛流传于羌族中的《羌戈大战》史诗大有关系。

《羌戈大战》是一部描述羌族初期形态的英雄史诗，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史诗以神奇的色彩、高昂的格调描述了有人和神共同参与的羌人与戈基人大战的始末，赞美了羌族祖先的英雄形象及光辉业绩。生活在岷山草原一带的羌人，突然惨遭从北袭来的魔兵——戈基人的烧杀掳掠，羌人原来的九支宗系被戈基人四处冲散，各自逃生。曾经得到太阳神传授本领的大哥阿巴白构只得率其子孙避于祈尕山中。本来通晓天事、神事、人事的阿巴白构，由于逃生途中将羌文经典不慎遗失并被白毛公山羊偷吃了，因此一时“天事人事都茫然”。此时，戈基人又尾追不舍，羌人只好与戈基人血战于祈尕山间。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之下，羌人的兵马损失大半，阿巴白构射出的支支神箭，也未能阻止戈基人的猛烈攻击。羌人惨败的哀号声惊动了始祖木姐，木姐见其子孙遭难，立即从空中抛下三块白石，指令三块白石变成三座雪山，阻挡住戈基人的追击，使羌人得以脱险。羌人脱险后，在木姐的指引下，来到热滋大草原重建家园，子孙不断繁衍，牛马不断发展，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三年过后，戈基人又来侵犯，阿巴白构只得又率众与其血战于苏脱山上。由于势均力敌，双方难分胜负。此时，天神对这场战争进行干预。由于从不敬神的戈基人偷吃了填满天界的牛而触怒天神，天神便给羌人以白云石、藤条作武器，而将白雪团、麻秆给了戈基人，让双方对打。结果，戈基人被打败并“大部摔死岩下边”，羌戈大战以戈基人惨败逃亡、羌人获胜重建家园而告终。为报答神的恩惠，羌人欲向神献祭，但不知神为何物。民众领袖问：“我们祖先打灭戈基人用何武器？”众答曰：“用坚硬之棍打胜，用白石打灭戈基人。”领袖云：“白石打灭戈基人，即报白石可也。”众人称善，各觅一石而返。于是乎白石便被赋予神性，成为天神阿爸木比达的象征。

文明造就了自由，野蛮造就了苦难；自由孕育着理智，苦难酿造了信仰。正像希伯来人面对无边无际的磨难和无法逃避的死亡而把求生的希望、幸福的幻想、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万能之主耶和华的信仰一样，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获得天神启示和帮助的羌民族，也自然而然地将生存的欲望、幸福的幻想和炽热的情感异化为对天神阿爸木比达的信仰，将无形的天神以及众多神灵转化为有形的白石并加以虔诚的崇奉，从而形成广泛的白石崇拜现象。而羌族传统民居建筑上面摆置的象征天神阿爸木比达的白石、实际也就是白石图腾崇拜的一种遗迹。

和岷江上游的羌族群众一样，居住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冕宁、越西、甘洛一带的藏族群众，也热衷于以白色的石块装饰自己的住居。用作住居装饰的这三块、五块或七块洁白的石块，被按照大小顺序依次平放在屋脊上，有的也被置于大门的门楣或前墙的窗楣上。这些白石，除了具有装饰作用，同时也是崇拜的对象。因此，新居落成时，要请祭司主持专门的宗教仪式，置放这些白石，使之由普通的只有装饰作用的白石，演化成为神圣的具有一定神性的灵物。这些已经具有神性的白石，除了平时不许随便触摸、乱搬乱动，有求于它时，还需宰杀专门饲养的牛、羊、猪、鸡等制作供品进行祭祀。说到藏人与白石的关系，广泛流传于当地藏族民间的神话故事是这样说的；很古很古的时候，宇宙混湘不开，世界万物皆无，惟东方白地出现一片白海和一块白石，天神纽姆阿布见到以后，便吹了一口神气，化作一只白鹏，飞往白石上栖息。天长日久，白石便怀孕，生下一只猿猴。之后，这只猿猴又生下了他们的直系祖先。从此，他们世代崇奉白石为神，并且自称为“布尔日一尔苏”，意即、“‘白石之后”或“来自于白石的人”。

将白石装饰于住居之顶，并赋予神性加以崇拜，这一古老习俗由来已久。羌族、藏族有关神话故事对此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神话故事的产生时代均十分久远，也就是说，羌族、藏族白石崇拜观念的产生及其崇拜习俗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这两个民族形成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图腾崇拜盛行的时候，所以，和羌族的白石崇拜一样，冕宁、越西、甘洛一带藏族传统民居上面所装饰的白色石块，也是图腾崇拜的遗迹。

佛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关于图腾本质的讨论，引用法国人类学家雷诺归纳的图腾信仰之十二个特征，第十个特征是：“图腾动物能够保护和警示它的部族。”佛洛伊德也认为：“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它发布神谕，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能识得且眷怜它的子民。”由于图腾具有保护部族成员的作用，信仰它的人们自然也就会视之为保护神，虔诚相信它的神威和力量，毫无保留地置身于它的保护之下，并将图腾象征物或佩带在身上，或安置在家中，以求随时得到图腾的有效保护而免于遭灾罹难。于是，图腾保护意识又与避邪灵物信仰相互混融，相互揉合，并逐渐演化为人们心目中的避邪灵物，从而将镇压、驱除、威慑、抵御一切侵扰人们日常生活秩序、危害人们耕耘劳作的邪恶污秽的殷切希望，寄托在这些图腾象征物上。纳西族传统民居宅院大门左右两侧作为董神、塞神象征的锥形石头，羌族碉楼上面作为天神阿爸木比达象征的数块白色石英石等等，除了是一种保存于民居建筑的图腾遗迹，同时，也是由图腾象征物转化为避邪灵物的实际例证。这种例证。在别的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中也多有遗存。<ref>[https://ishare.ifeng.com/c/s/v002FGDHfNnmj09E2DZhgWAjpOVdLssrpt6W1vGoarPgz-_8__  中国历史中有多少个政权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_凤凰网历史_...] </ref>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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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630 中國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