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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wikitable" align="right" |- |<center><img src=https://www.kfzimg.com/sw/kfz-cos/kfzimg/3119022/62351e5a8b224503_n.jpg width="300"></center> <small>[https://book.kongfz.com/23647/5455681123/ 来自 孔夫子旧书网 的图片]</small> |} == 内容简介 ==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夜,年轻的女教师聂倩失踪。十六岁的我是聂倩最喜欢的学生,也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酷爱推理小说的我,断定老师被出租车司机绑架,被掳往崇明岛的海岸线,危在旦夕。那年夏天,中考失败的我不知向何处去。我决定去崇明岛,拯救老师,拯救自己。但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伙“问题学生”——四个男生,两个女生,各自面临不同的青春困境。六个少年结伴远行,前往台风登陆的黑夜。这是一次荷尔蒙之旅,自我救赎之旅,目击历史之旅,更是我们这一代的成人礼。 == 作者简介 == [[蔡骏]],作家、编剧。已出版《[[镇墓兽]]》《[[谋杀似水年华]]》《[[最漫长的那一夜]]》《天机》等三十余部作品,累计发行1400万册。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十月》《江南》《[[中国作家]]》《山花》《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曾获梁羽生文学奖杰出贡献奖、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上海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茅台杯《小说选刊》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青年作家年度表现奖。作品翻译为英、法、俄、德、日、韩、泰、越等十余个语种。数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 == 原文摘录 == 虽然,岁月蹂躏了每个人的肉体与灵魂,我们都变成了各自厌恶的那种人,面目可憎,甚至比面目可憎更可憎的是面目模糊......但我有幸记得,在我们的“无尽之夏”,曾经不为人知地做过一回英雄,就像梅尔维尔笔下征服白鲸的水手。那也确乎是美国“最好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正在我们的身上延续。 俞超的爸爸是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的大副,造访过摩肩擦踵拥挤不堪的爪哇岛,黑暗奴隶之乡的东非海岸桑给巴尔,高更自我放逐的伊甸园塔希提岛,辽阔湿热的亚马逊河,直达南美内陆马瑙斯港的莽莽雨林……赤道贯穿的国度,除了夏天,没有四季。乌木般黝黑的少女袒胸露乳,浓烈的肉桂香味环绕整座大岛,红树林沼泽中的白骨忽隐忽现,汗味、尸臭与果香混合的气味让鼻腔高潮。真正的无尽之夏。 == 书评 == 多数时候,闯入者是个贬义词。就像打家劫舍的强盗,就像破坏规则的野蛮人,就像痴心妄想的精神病患者。何为“闯入”?前提是不在,或者说是遥远。只得远远观望,却不知从何门而入?这个闯入,既是对空间的闯入,也是对自己内心的闯入,后者尤为困难。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内心四周会生出厚厚的脂肪,这脂肪保护着你的五脏六肺,让你获得安全无忧的食物与空气,但也让你平添赘肉,再也无法肆意妄为地奔跑。你甚至会质问自己,你已在美好肥沃的尼罗河谷,为何还要涉过荒凉的西奈沙漠,渡过危险的滔滔红海,前往一个未知的迦南地?谁都无法预料那里究竟是“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还是如同今时今日那样只有隔离墙与眼泪? 但我心甘情愿做一个闯入者。 最早的闯入可以追溯到千禧年。那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儿,头等大事就是二十一世纪开始了,另一件大事是互联网在中国开始普及。那年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在网上找到了许多免费的书,从《金瓶梅》到《[[白鹿原]]》《[[百年孤独]]》以及《[[罗马帝国衰亡史]]》。我偶然听说了榕树下网站,点开那个“生活、感受、随想”的绿色页面,写了一个王小波式的短篇小说《天宝大球场的陷落》投稿。两天后,我看到我的小说出现在榕树下的网页上,无论你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都能看到。自那以后,我就像被某人的灵魂附体,浑身每个细胞都在不断分裂和爆炸,眼中看到的每个平方厘米都写满了蝇头小楷,以至于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写一篇小说,否则脑袋就会被这些奇思异想所撑破。那一年,我写了大概三十个短篇,数年后变成了三本合集,至今我还很喜欢那些故事。 千禧年,我和我爸共用同一台电脑,同一个键盘与鼠标,既打出过几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也打死过几十万个游戏里的士兵、怪兽与女巫。我爸打游戏的水平起伏不定,我却收到了人生第一份获奖通知书。 这是一个文学新人奖,而我获奖的短篇小说《绑架》来自一个梦——我梦见我爸不是工人,而是个拥有亿万财富的工厂主。我的脑子不太好,有天我被告知自己做了爸爸,孩子他妈就是我爸的女秘书——其实孩子是我的弟弟,我爸为了掩人耳目,让我给他背了黑锅。当我发现秘密后决定报复,我绑架了女秘书和我弟弟,藏身在高楼密室之中。我向我爸成功勒索了百万美元,我爸被迫卖掉了工厂。警察找到了我。而我携带无数美元跳楼,被消防队的气垫所救。当我接受精神治疗后出院,我同父异母弟弟的妈妈正在等我。这是一个父子之间的故事,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故事。我当然不会把这篇小说给我爸看。事实上我爸从未看过我的任何文字,直到今天也是。 2000年初秋,我在北京领了奖,获奖小说发表在那年12月的《当代》杂志上。我想,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闯入。但我的闯入似乎来得太早了一点。并且几乎在同时,我遇到了另一片值得我闯入的天地。 就在那年,圣诞节前后,我跟一位榕树下的网友在OICQ线上聊天时,随口说我能写像《午夜凶铃》那样的小说。我跟对方打了个赌,赌注是什么早就忘了。因为这个赌约,我写了自己第一个长篇小说《病毒》。2001年的春天,这个十万字的长篇在榕树下首发,可能也是中文互联网上首发的第一部长篇悬疑或惊悚小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了许多读者,他们毫不吝啬地表达了赞美。第二年,这部《病毒》便出版成书了。我从不讳言,我的第一本书收到了斯蒂芬·金与铃木光司(《午夜凶铃》的作者)的诸多影响。这是一次成功的闯入,因为我闯入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地带,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早已枝繁叶茂,如同亚马逊雨林般的丰富多彩,但在中国还是荒芜的原野。闯入能够给人快感,让人如同脱缰野马般的奔驰。从2001年到今天,我已经写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几乎全部是悬疑小说。漫长的创作生涯当中,我也给我的作品区分为许多不同的子类型。比如2010年以前偏向于惊悚悬疑,其中还有《天机》和《人间》这样的两部六十万字以上的超长篇。2010年的《谋杀似水年华》以后,我开始写社会派悬疑小说,想要透过谋杀与灾难,写出当下中国社会的痛点与泪点。 再后来,我所闯入的这片天地再也不是荒漠了。悬疑小说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作家与读者,他们同时也很喜欢欧美与日本的作家,尤其是东野圭吾的小说。我从闯入者变成了占有者,对此我偶尔感到困惑。但这不影响我继续创作悬疑小说,甚至不断地挑战自我,在悬疑小说中结合其他类型与元素,在这座百花绽放的小花园中,不断开辟曲径通幽的小道,就像博尔赫斯的那篇带有强烈悬疑色彩的短篇《小径分叉的花园》。 到了2014年,还是一个春天。我去参加广州日报举办的图书势力榜的活动。领完奖后回上海,却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被大雨困住了。那天整个珠三角暴雨成灾,航班取消,甚至航站楼进水。我看到机场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人在跟航空公司吵架,有人在争抢免费发放的盒饭,还有人站在机场书店的大屏幕前,津津有味地观看马云的成功学讲座。我默默地观察这一切,观察在我眼前晃过的每一个人。我想在他们普通甚至平庸的外表下,或许掩藏着许多奇妙的故事。他们在这里匆匆擦肩而过,如果两个陌生人因此而相遇,这个奇妙的故事便会乘以平方,幻化出比围棋格子上还要多的可能性,恐怕要超过宇宙中的原子总和。 就在那年春天,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北京一夜》。那是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故事,其实是借用这位司机之口,说出了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当我读中学时候,有一次意外推落了学校楼上的玻璃,砸在操场上粉碎了,后来遭到了学校的处分。虽然太平无事,但我后来时常后背发凉地思索,万一当时这块玻璃砸到了某位同学,必然非死即伤。那么我与他(她)的命运必然大为不同。我也绝对不是今天的我,那么他(她)又将遭受怎样的磨难?这便是小说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始终纠缠着我,直到我把这个故事搬到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身上,变成了《北京一夜》。 虽然这个故事充满着悬念,但我知道这是我已闯入了另一片天地。但我对这片天地已十分陌生,毕竟相隔了十四年。我几乎遗忘了那边究竟长什么样?就像个门外汉只能透过门缝一窥究竟。幸好在写《北京一夜》之后,我恰好有一次开会遇到金宇澄老师。将近十年前,我有个写于2000年的短篇由金老师编辑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我将《北京一夜》发给了金老师。一个月后,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金老师决定将这篇小说发在《上海文学》的头条上。那时我正在家里独自吃午饭,看到这条短信倍感意外。但我明白,我可以闯入了。后来这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等选载,第二年还得了许多文学奖。接着那扇大门悄然敞开,许多文学期刊都发了我的中短篇小说。但我仍然时常觉得陌生,仿佛在两个世界之间穿梭,不停地从这边闯入那边,又从那边闯入这边。 在这期间,我的阅读与写作是泥泞的。这个“泥泞”绝非贬义,而是说混杂。我甚至还写了一些影视剧本,这也颠覆了我过去的某些观念。因为我发觉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样都写过剧本。我无法判断他们的剧本生涯是否成功,因为电影并不属于编剧的艺术。但小说是作家的艺术。小说绝不是越单纯越好,就像小说家的成长也是复杂的。就像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杂交着欧洲的美洲的非洲的血脉与文化;同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加勒比与马孔多也是如此。 于是,我在2017年的深秋迎来了一次“泥泞”的闯入。那时我重读了斯蒂芬·金的《IT》(中文译名《死光》,又名《小丑回魂》),这是一部冗长而惊世骇俗的惊悚小说。我想起了三年多前构思过的一个故事——少年时,我最喜欢的女老师失踪了。我沿着苏州河顺流而下,在九十年代的阳光下搜索上海的秘密,直到将她从罪犯的手中拯救而出。我长考了大约两个月,在脑中慢慢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记忆,也属于九十年代的故事。 这就是《无尽之夏》,既有悬疑、谋杀与诡异之旅,也有少年们的苦闷与无尽想象,更有上海与中国的奔腾年代。我在小说的尾声总结为“1997年,地球上发生过许多大事。我总结为亚洲人的斯大林格勒与滑铁卢,中国人的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上海人的吉尔伽美什与罗摩衍那,我们六个人的萨迦与尼伯龙根之歌。”小说里写了那个粗糙但充满生命力的时代,也写了崇明岛东海岸外的泥泞,以及一艘被拆除到半途的超级油轮中的油污、肮脏以及死亡。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新的骨骼尚未完全愈合,旧的脏器还在苟延残喘。虽然我们至今仍然怀念那些五脏六肺,可是每个人都在享受着新的世界。但这并不是一个过去时的年代,而是一个为期三十年也许更长的现在进行时。我们成长过的青春与记忆,跟我们安身立命的现实绝不割裂,而是血肉相连深入肌理。从前我总觉得写作来自一种想象,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天马行空,吞吐日月。如今我发觉自己的记忆并不特殊,每个出身在这个年代的人,都有着相似的情感与困惑。哪怕年龄代差存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其实我们终究成长在同一个年代。我甚至可以庸俗地借用狄更斯的话来说这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我要说这是一个在泥泞与油污之中磅礴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不是这个时代的旁观者,而是泥泞与油污的一部分,也是磅礴与灿烂的一部分。文学既记录了泥泞、油污、磅礴与灿烂,同时也参与并创造于其中。这部小说也是一种特殊的闯入,并让我找到了一种方式,将两种闯入糅合在一块儿。从布满着巍峨针叶林的西伯利亚森林闯入藤蔓丛生潮湿闷热的亚马逊雨林,又从南美洲的湿润返回北国的严寒,最后闯入一片结满奇香异果的山谷。 今年九月,《无尽之夏》发表在《[[收获]]》长篇专号的秋卷,不久即将出版图书单行本。这次的闯入让我自己也很吃惊,就像某种化学反应在不经意间来到身上。 一个月后,我的悬疑小说《生死河》在法国翻译出版。应法国出版社之邀,我去了法国与比利时做了签售与专访。在巴黎,我所拜访的第一处景点是闹市之中的蒙帕纳斯公墓。我闯入了寂静的墓地,来到萨特与波伏娃的墓前献花。相隔数十米,我找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墓碑。而我闯入的第二个景点还是公墓,那是巴黎东部的拉雪兹神甫公墓。我看到了被玻璃罩子保护起来的王尔德的墓碑。我还想寻找巴尔扎克、普鲁斯特、肖邦……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第一本书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而我的文学启蒙则是《悲惨世界》,这何尝不是一种泥泞与闯入。 再回到《无尽之夏》的后半部分,有一段主角们要逃出升天之际,我是这样写的—— “六个人穿过幽暗的压载舱,犹如六个努力要破壳而出的胎儿,正在穿过母亲分娩的产道,充满温热的羊水、血污、还有胎儿时不时探出的脑袋,随着阵痛而摇晃颤抖,我们都被挤压得七荤八素,肚皮上连着脐带。我们是六胞胎,四龙二凤。我们在闯过自己的鬼门关,也是妈妈的鬼门关。” 这也是一种大胆的闯入,尽管要为之付出痛苦、泥泞与血污,正像所有孤独的闯入者。 <ref>[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0372955/ 豆瓣网]</ref> ==參考文獻== {{reflist}} [[Category:文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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