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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 #66CCFF" align= centerlight|   '''<big> 本名； 戴 安道</big> '''逵

|-字；安道 所处时代；东晋

|[[File:|缩略图|居中|[ 原图链接]]]民族族群；汉族

''' 戴逵 ''' （326－396年），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人。东晋时期隐士、 [[ 美术家 ]] 、 [[ 雕塑家 ]] ，金城太守戴绥之子。

早年师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于鼓琴，工于绘画 [[ 人物 ]] 和山水。终身不仕，坚拒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召命。

[[ 孝武帝 ]] 司马曜即位，累次征辟，全部不就。太元二十一年，去世。著有《[[戴逵集]]》9卷，今已散佚。<ref>[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914/12/28833735_590726989.shtml 戴逵-东晋著名美术家、雕塑家简介], 360doc个人图书馆 , --2016年9月14日</ref>

戴逵是史上著名的雕塑家兼画家，少负才名，能文工书画善琴，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晋书]]》列于隐逸传中，称其：“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戴逵巧思，善铸佛像及雕刻，他曾以古制造丈六无量寿佛木像及 [[ 菩萨 ]] 像，“至于开敬，不足动心。”所以隐于帷中，密听大众的议论，不论褒贬，自会于心，以至于“精思三年，刻像乃成。”

有关他的记载见于《[[世说新语·巧艺]]》、《[[历代名画记]]》，时人称他“词美书精，器度巧绝” “善图圣贤，百工所范”，由于他的 [[ 文化 ]] 内涵与技艺，不但能书善画，并能雕塑铸作，唐代张彦远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开启了后来曹仲达、张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画风。戴逵是创造性的艺术家，对于古制造形的改革，使佛教造像有了审美的感动力，所以追求“动心”的艺术特质。戴逵在南京瓦棺寺作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锡兰岛）的玉像，共称“瓦官寺三绝”。

戴逵（326年-396年），字安道，生于东晋谯郡铚县（今 [[ 安徽 ]] 省濉溪县临涣镇）一个士族官僚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在东晋朝廷里做过大官，有一定的名望。他的兄长戴逯因屡立战功，被朝廷封为广信侯，后又升官至大司农。当时著名的学者范宣就曾做过他的老师，并给了他以巨大的 [[ 影响 ]] 。史称他“幼有巧思，聪悟博学”，又说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瑟，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

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喜好六艺之术，不仅为戴逵日后成名奠定了坚实的 [[ 基础 ]] ，也极大地调动了他的创作热情，使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得以发挥和升华。戴逵十来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偶尔不慎打破了一只鸡蛋，他顺手用绢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发现那块绢布竟硬成一团。他大受鼓舞，立即找来破损白瓦研磨成屑，打了不少的 [[ 鸡蛋 ]] ，滤去蛋黄，再将白瓦灰兑入蛋清之中，反复揉搓，最后做成一碑，并命名为《[[郑玄碑]]》，还亲自写了碑文，用刀把碑文刻到碑上。凡是见到这个碑的人，个个都赞叹不已，认为这个小玩艺儿“词美书精，器度巧绝”，一时在人们中传为美谈。

戴逵随父游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只见沿途山清水秀，柳暗花明，他激动不已，常立船头，一站数小时不归舱。特别是那渔翁身披蓑衣，头戴斗笠，驾一叶 [[ 小舟 ]] ，在烟云浩渺的水波之中，时出时没，时隐时现，悠闲自在，无虑无忧，真是令人羡慕！

到了建康之后，他父亲带他来到著名的瓦棺寺。这 [[ 瓦棺寺 ]] 的住持僧原本是风流儒雅之辈，后因犯事出家，但俗缘未了，故此瓦棺寺竟成了当时建康城中文人雅士聚居的地方。当戴逵随他父亲来到瓦棺寺时，正好当时著名画家王蒙在这里为人作画。戴逵见了，便觉大开眼界。王蒙素与戴家有旧，今见戴家父子到来，昔日也隐隐听说戴逵是个神童，便要他现场作画一幅。戴逵推辞不过，随即蘸足浓墨，一气呵成，画出一幅《[[渔翁图]]》来。原来戴逵乘船顺江而下时，见着江上渔翁后，便久久不能忘怀，早在心中勾勒了这幅画图，此时只不过是将其复制出而已。

这范宣，字子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博学多识，尤善“三礼”。此人一身傲骨，不慕荣华，因不满朝廷黑暗，朝廷先后征他为主薄、太子博士、散骑侍郎等，皆坚辞不就。戴逵十分仰慕范宣的 [[ 人格 ]] 和骨气，在跟随范宣读书的日子里，戴逵手不释卷，勤学好问，处处以范宣为师。“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因而范宣十分器重他，特别希望他能读好经学，将来好“治国平天下”。

闲暇时候，戴逵总免不了要游山逛水，习书作画，这却使范宣大不以为然。他对戴逵说：描形绘画，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于世无补；你应抓住青春这大好时光，认真习读经书，深明经义，日后好辅君济民，治国安邦。戴逵见老师并不理解自己的追求与 [[ 理想 ]] ，又不好与范宣正面理论，于是就依照东汉张衡写的《[[南都赋]]》的意思，绘成一幅《[[南都赋图]]》，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范宣，范宣观后，不禁为之震撼。从画面上看，南都繁华，造极登峰；细看画之寓意，实暗示这繁华乃过眼烟云，不足为羡。思前想后，范宣再展画屏，重新品味一番：其画之意义深刻，构思精巧，手法细腻，用笔流畅，真让人回味无穷，浮想联翩。他立即把戴逵找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戴逵，并表达了要从戴逵学画的 [[ 愿望 ]] 。

东晋时期，佛教盛行，因果报应之说十分流行，加上当时僧人们的推波助澜，至使天下人趋之若鹜。戴逵则认为所谓因果报应，完全是人们的一种猜想，毫无根据。他同当时著名的僧人慧远反复论辩，常使慧远词屈不能应。为了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著名的论著《[[释疑论]]》，对因果报应说提出质疑和否定。戴逵秉性高洁，常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于礼节规范。他反对当时风行的放浪形骸的社会风气，认为所谓放达是不走正道，不足取。他说：父母去世了，却以采药为由而不回家的，不是好儿子。君王遇到危险，而不能挺身而出的，是那苟且偷生之臣。一个人只追求所谓放达的形式，而不去实践做人的根本 [[ 目标 ]] ，这种行为就是舍实逐声，是东施效颦。他坚决反对不求实质只求貌似的作法，以为徒贵貌似十分有害，如同“紫之乱朱”。他说，儒家尚誉，是为了提倡贤，如果失其根本，便是“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道家远离虚名，是为了追求实，否则，情理俱亏，必然导至“本薄”--没有根基。他主张“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先辩其取舍”。如果能做到这样，人们虽各自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最终会达到什么境地，是可以预测的；世事虽然迷乱无序，却仍然可以找到它的规律，而不至于弄错。所以人切不可“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一句话，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培养道德根本，不要为虚名、形式所累。

由于戴逵多才多艺，出类拔萃，自然而然地引起朝廷的注意。当时官任太宰的武陵王 [[ 司马晞 ]] ，听说戴逵鼓瑟有清韵之声，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深以为耻，当着使者的面将瑟砸碎，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戴逵深切地痛恨那些故作风雅、奢侈放纵的官僚贵族，认为替他们鼓瑟是奇耻大辱。

晋孝武帝时，当时著名文豪谢安官至宰相，也听说戴逵的名声，便想亲自见识见识他的才能。正好戴逵有事从剡县到京师，谢安专程来看他，二人见面后，谈书说琴，甚为投机。但根据当时的风俗，宰相会客，当以议国事为先，只有和庶人、伶人才议别的。因此，尽管二人谈得很深入，在旁人看来，未免对戴逵有些轻慢，或者干脆就是侮辱。但戴逵并不介意，他也仰慕谢安的才学，毫不计较自己受到的屈侮，与谢安谈论琴书愈妙，“不露吝色”。不知不觉，二人越谈越投机，那一轮红日竟渐渐西沉了。谢安终未与戴逵论起政事，却“悠然知其量”，深为戴逵高尚的 [[ 道德修养 ]] ，虚旷胸怀而赞叹不已。

还是在武陵王司马晞征他不应，闹了一场砸瑟风波后，戴逵便决定终身不仕，举家来到会稽剡县，过起超凡脱俗的隐居生活来。他在剡山之中，以读书、作画、雕刻为乐，不问政事，逍遥自在。但他又绝非那种故作姿态的人，而是在社交中严格挑选对象，只和当时名士郗超、刘炎、 [[ 谢安 ]] 、王徽之等遍游名山大川，纵论古今书画，探讨雕刻艺术，因而被世人称之为通隐，即十分旷达的隐士。

当时大名士王徽之家住山阴，很赏识戴逵的德操技艺，故经常和戴逵往来。有一天半夜，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这美好的景象，一生能遇几回？王徽之立即穿衣起床，叫小僮温来热酒，边饮酒边欣赏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景。几杯酒下肚，猛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彷徨情绪涌上心头。王徽之素对曹操不以为然，偏一首《[[苦寒行]]》，王徽之不能忘怀。特别是“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等数语，总令他浮想联翩，思绪万端。自 [[ 东汉 ]] 末年以来，豪杰并起，封建割据，年年征战，民生凋敝，豺狼横行，百姓遭灾，志士隐逸。如戴逵这等有才华者，竟也不问世事，隐居山林。一想到戴逵，他就巴不得立即与他见上一面。等不得天亮，他让小僮寻来船工，连夜兼程，来到剡县。赶到戴逵家门口的时候，天已大亮，雪也稍停，船工原以为王徽之会上岸去，谁知王徽之却令船原路返回。船工不解，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回，又何必一定要见到戴逵呢?戴逵得知此事后，说：徽之不囿于礼，独钟于情，真是我的知心朋友。

戴逵的祖父、父亲都曾是晋朝的重臣，其兄又为晋朝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晋孝武帝十分感谢戴家的忠心。当他得知戴逵学贯古今，名震天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时，于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派命官带了“束帛”到剡山征戴逵来朝为官，并封他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戴逵对来使说：“老父有病，已是气息奄奄，且不知道还有几日在人世，故逵之尽孝时日苦短，望皇上垂怜，收回成命。”其实这显然是推辞之话，孝武帝也心明白，故没有勉强。待戴逵 [[ 父亲 ]] 西归后，尚书仆射王王旬再次上疏，复请征戴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又找到了一个理由辞掉。戴逵一生隐逸不仕，潜心致力创作，从而在艺术上取得非凡的成就，攀上当时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巅峰。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前秦王苻坚坚大举犯晋，晋军采取以逸待劳和各个击破的战术，凭借有利的地势，靠几万人打败了上百万秦兵，创下了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以少胜多的战例，这便是著名的淝水之战。在这场恶战中，戴逵的兄长戴逯立下大功，朝廷一下把他的官阶提了几级，地位也跟着显赫起来。有一天，谢安来看望戴逯，问：“你们兄弟二人，一个立志做隐士，一个却一心为国建功立业，处世态度为什么会这么悬殊呢？”戴逯回答说：你过奖了，其实我并未给国家做多少事，而朝廷委我如此重任，使我感到担子太重，恐怕担当不起；我的弟弟的初衷不改，立志隐逸，这倒是真的，无论谁跟他做 [[ 工作 ]] ，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追求，这是您也知道的。

他大受启发，立即回馆找来一种名“纟宣”的布，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纟宣麻布数层，然后在布胎上上色彩绘，干后去模，这样就形成了外实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称“脱胎”或“脱空(sai)造型”，纟宣这种造像轻便，不裂缝，宜于携带转运，所以又称“行像”。戴逵发明这种脱胎造像的 [[ 技术 ]] 后，很快在全国传开，一时，夹纟宣造像迅速成为一种时髦和风气。隋唐以后这一技术还传到了日本，因而日本也很快用上了这一工艺。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派使臣送来玉佛像一尊，帝命戴逵造佛像五躯，令顾恺之绘维摩诘壁画，以藏于瓦棺寺。于是戴逵精心酝酿，调动一切雕刻手法，按期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其造型之独特，非常人所敢想像。唐道宣称其乃“东夏制像之妙。”后人们把狮子国送来的玉佛，顾恺之绘的壁画和戴逵制的五躯佛安置到建康瓦棺寺，人称“三绝”。

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擅鼓琴，一次，请他到王府演奏，戴逵素来厌恶司马晞的为人，不愿前往，司马晞就派了戴逵的一个朋友再次请他，并附上厚礼，戴逵深觉受侮，取出心爱的琴，当着朋友的面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安道非王门艺人，休得再来纠缠。” [[ 朋友 ]] 当下震住，面带惭色，带着礼品灰溜溜地走了。

戴逵擅画，一次，他给一家寺院画佛像，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但又担心别人不会当面提意见，于是，他把画好的佛像放在寺院里供人参观，后面挂以 [[ 帷帐 ]] ，自己躲在帷帐后面，用心记下大家的评论、意见，然后参照它们进行修改，这样反复多次，直到人人称好。戴安道中年画行象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戴云‘唯务光（夏时贤人）当免卿此语耳’。”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戴安道的画，太贴近 [[ 生活 ]] ；二是他画的宗教人物画也反映现实人物的思想性格。他画过《[[稽轻车诗图]]》能完全捕捉 [[ 人物 ]] 的情态，即所谓“作啸人似啸人”的程度。顾恺之评他的肖像画说：“稽兴，如其人”，由此可知他的绘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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