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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生先通过对盗匪犯罪的个案研究，提出了客观公正的论据，他说中国所谓“土匪”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个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情况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是有组织的犯法者，是由于连年内战、灾荒、失业、社会动乱以及受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影响而不能适应所造成的（《中国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第90页、95页）。举例说，河南某县县长对严先生谈，他在任县长两年时间，对灾荒情况难以应对，由于灾情严重，全县老百姓都当了土匪，这些土匪不能抓，因为它们实际上不是匪而是灾民。又举一案例：一个来北平的士兵，被捕送进大同监狱，严先生在狱中访问他，他说：“因河南老家闹荒年，逃到东北参加军队，东北军在大同被击败，许多士兵被遗弃在此。我没有钱，没有吃，只有一条枪，我不能当兵，就只能当匪了。”另一种地下组织是由于对当时统治者不满，为反抗当时的统治者而形成。例如东北的大土匪组织就是这样成立的。他们结社自卫，并以保护人民为己任。“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是东北大土匪组织标榜的两面旗帜，这是他们的道德观，他们的戒律是：“不许迫害穷人”、“为富不仁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表示不满，见义勇为，偷窃富户是为人民复仇。有一个大土匪首领，人称“野狼”的自豪地说，他从未杀过一个无辜的人。严先生对此指出，“盗亦有道”，“官逼民反”，官匪之害甚于盗匪。这种土匪是反对社会上层、富者和统治者的，不都是一般人认为是为非作恶的人。他指出，盗窃犯、土匪和强盗的产生都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它们是在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发生时，为谋求生存的一条出路。

严先生也谈到拐骗犯，调查材料表明，女犯略诱罪占70％，妇女作拐骗犯的原因是由于妇女没有谋生的能力，如丈夫死亡，即失去经济上的靠山，她们为了生存被迫去作拐骗犯，被拐骗者沦为娼妓。娼妓是旧中国社会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娼妓]]制度的存在，如果贫苦劳动人民有谋生的道路，也就不存在拐骗犯和妓女，这些罪犯大多是社会底层贫困的劳动妇女。许多妓女是被拐卖诱骗的，她们成为被人主宰的奴隶，妓女是拐骗犯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