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道夫·瓦格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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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魯道夫·瓦格納 國 籍:德國 出生日期 1941年 逝世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
魯道夫·瓦格納（1941年-2019年），魯道夫·瓦格納是德國著名漢學家，曾獲1993年萊布尼茨獎。他的研究涉及王弼與《道德經注》、近代上海研究等。 [1]
目錄
人物經歷
當地時間2019年10月25日，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教授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 Wagner）逝世。魯道夫·瓦格納是德國著名漢學家，曾獲1993年萊布尼茨獎。
研究領域
他的研究涉及王弼與《道德經注》、近代上海研究等。
魯道夫·瓦格納(Prof. Dr. Rudolf G.Wagner)：跨文化視域下的概念史研究
來自: y(right here) 組長 2019-11-12 18:33:15
作者：張一帆
語言是標記個人身份的重要特徵，而且自從民族國家開始承擔管理和標準化自己「本民族的」語言這一職責以後，語言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概念史就為建立高聳而且「古老的」圍牆做出了貢獻，以使今天的人們感到他們的語言是與其他語言相區隔開來的。恢復對於跨語言和跨文化交流的活力和重要性的適當的理解，不僅在於為人們理解跨語言發展的動力和語言的一般發展修復了可證實的框架，我還相信，學術有責任幫助人們超越這些學術自身也曾參與助成的橫亘在人與人之間的人為障礙。
前不久，北京大學第四屆「胡適人文講座」邀請德國海德堡大學、「亞-歐」研究中心資深教授魯道夫·瓦格納(Rudolf G.Wagner)演講總題為「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的系列講座。四講的題目分別是：「詞語：『勞動』的歷史」、「隱喻：『瓜分』中國」、「實踐：作為社會活動形式的『運動』」、「制度：中山紀念堂」。僅從題目已可看出，瓦格納教授為此次講座做了充分的準備;而在實際演講過程中，瓦格納教授更在同參與講座的老師和同學的交流中不斷調整與深化自己的思路。這不僅體現出敏銳的學術眼光，其嚴謹的學風與勤勉的態度也給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四次演講以外，瓦格納教授原擬還將參加一場與中文系師生的座談會，並接受我受《文匯報》委託對他進行的採訪。不想就在第四場演講結束當天夜裡，瓦格納教授因為北京多變的天氣與連日辛苦的工作而病倒，隨即匆匆回國就醫，我們的交談只好通過電郵來完成。這使得這一次的採訪沒有在當時獲得發表，卻也給了我們進一步斟酌議題的機會。今天來看，「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這一課題對於中國學界而言，仍然是方興未艾而極富生命力的，應該引起廣泛的重視與進一步的討論。因此，藉助近期瓦格納教授來北京參加國際漢學會議之機，我們最後修訂了這一份採訪稿予以發表，既奉獻給讀者，也紀念瓦格納教授那一次難忘的北京之行。
文匯報：您從上世紀60年代起就開始從事對於中國的研究，而且在歐洲和北美都工作過多年，在此期間，西方漢學的範式和中國人對於漢學的接受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能談一談在此過程中您有什麼突出的感受嗎?
瓦格納：二戰以前，很多中國研究的從業者有多年在中國做外交官、傳教士、商人和教師的經歷。大多數人能夠很好地說中文和讀中文，他們與熟知國際間的中國研究並對此有所貢獻的中國學者之間有着熱烈的交流。外國的中國研究同時處理歷史與現實，其中許多工作是翻譯中國文化的核心遺產。二戰後新一代學者所面臨的新環境，是高度的政治化負擔和較微弱的學術興趣。學術活動在大陸和台灣兩邊都因為被迫服從於政治性的日常工作而枯竭，學者幾乎沒有機會和興趣與海外展開學術交流。而且在新的冷戰環境下，外國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趨於政治化，學者往往缺乏書寫當代中國所必需的語言和歷史能力。因此，漢學家也缺乏研究中國現實的動力。漢學研究開始追隨古典學術(拉丁文和古希臘文研究)的范型。運用文言文的能力會受到嘉獎，而掌握現代漢語的口語和了解中國社會背景的能力則是被忽視的。我的老師們就屬於這一代，他們可以很好地閱讀文言文和現代的學術文章，但是他們的口語卻從未超過初級水平。
一個主要的轉變來自於1957年蘇聯發射人造地球衛星。美國政府看到了來自於鐵幕背後的主要挑戰。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合作還十分緊密，在美國流行的假設是，這一陣營是在蘇聯領導下的統一體。所以從美國開始並很快傳播到歐洲的趨勢是，大量資金被提供給新的機構和大學以訓練專家，尤其是有明確指向的研究蘇聯和中國現實的專家。在德國，大多數研究中國的機構——包括海德堡研究所——都成立於1960年以後。因為德國大學從政府的命令中脫離出來而獲得了大學的獨立性，這些機構得以繼續從事他們對於中國古典的研究，而這部分也是因為僅有的可選取的工作人員都是研究中國古典的。
我自己的歷程也體現出這一代的轉變。在1961年最初研究中文的時候，我還只關注文言文。(由於沒有漢代的人活下來一起討論，而漢語口語中的聲調只是在六朝的時候才出現的，同時也沒有與大陸學者對話的機會，我們都不顧聲調而只用第一聲來讀中文。)我上過很多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研究的課程以學習方法學。我的博士論文(慕尼黑大學，1969年)研究《大乘大義章》，討論釋慧遠和鳩摩羅什討論《大智度論》的信件。在得到一個美國的兩年期獎學金以後，我在1970年開始着手研究玄學和王弼，最初是在哈佛大學，後來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回到德國以後，我在柏林的一個研究機構那裡獲得了助理教授的位置，這一機構在經過長期的歐洲學生運動以後已經決定傾注全力來關注現代中國。我在不會說現代漢語的前提下獲得這個職位，顯示出要找到一個能處理中文材料的專注研究現代中國的人有多難，而我有這樣的能力。1978年以後，我讀過一些「文革」之後的短篇小說(包括劉心武、王蒙)，我認為中國有了重要的轉變，將來很可能會有豐富的學術交流。我買了一個磁帶隨身聽，開始自學現代漢語。所以如今在我的研究中，我既處理上古的問題，也同時關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現實。我的思考被證明是準確的，因為的確，「文革」以後的大陸和「解嚴」以後的台灣的開放，為學術工作和學術交流創造了比以往要好得多的環境。儘管那時新中國的學術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在規定的框架內來操作，而且那時中國政府拒絕簽證申請，或者拒絕學者獲取研究資源的行為也一再對研究產生消極的影響，但是和1950年代與1960年代相比，情況還是得到了顯著改善。儘管如此，中國學者研究本國學術的著作的質量，以及與外國學者交流的便利程度，仍然沒有達到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水準。整體而言，中國學者還不能夠日常性地閱讀沒有被譯成中文的外國學術成果，中國圖書館館藏的國外漢學著作也很零散，這都阻礙了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學者在國際交流中扮演更為活躍和具有創造性的角色。
在我之後的一代漢學家很早就開始接觸現代中國，他們一般可以在大陸或者台灣長期居留以獲得對於中國社會運作方式的理解。對於他們而言，有許多學術以外的工作機會，而且他們經常會認為曠日持久地獲得文言文的能力是浪費時間。對於學術的興趣如今覆蓋了更為廣闊的範圍，超出了語文學和歷史，大多數的研究題目是在現代中國的語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
文匯報：在您關於王弼《老子注》的研究中，充分體現出您受到伽達默爾的詮釋學的影響，能不能談一談您接受德國的思想與學術傳統的情況?
瓦格納：在1963年讀過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之後，我從波恩大學搬到了他所任教的海德堡大學。我感到他的方法將有助於我自己的漢學研究。這種方法試圖重建一種眼界，其間，一個居住在另一個空間、時間和環境的人正在思考、寫作、閱讀和被閱讀，這似乎是一種好的方式來避免輕率地將其思考、寫作和閱讀視為某種人為發明出來的範疇下的附庸。這幫助我學會尊敬王弼作為一個曾經試圖基於《老子》本文去了解《老子》的人。
王弼把《老子》的多元象徵移植到一種系統的哲學論證當中去。與此同時，我和伽達默爾在觀點上的分歧也越來越明顯。伽達默爾，包括他的老師海德格爾，以及圍繞着科澤勒克、布魯納、李特爾的德國「概念史」這一學派，都假設在哲學思想和概念二者與語言之間存在着一種緊密的關聯。這隱含着兩個前提：一是德語是一種哲學上的特權語言，德國的哲學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於法國、低地國家或英國，更不用說經西班牙翻譯引進的阿拉伯的哲學語言而發展;二是不知道什麼緣故，在現代德國哲學和哲學的黃金標準——希臘古典哲學——之間有着直接的結合。對我而言，這意味着無視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就是說一般所說的過去——包括古希臘在內——其實是一個非常異質的和陌生的「邦國」。
我最後想到，在一個1963年的海德堡大學教授那裡，他和赫拉克利特的距離與他和莊子的距離大概是一樣的;而在一個1963年的北京大學教授那裡，他和莊子的距離與他和赫拉克利特的距離也是一樣的。簡言之，要理解這些遙遠人物的思想並且與之建立緊密的關聯，一個人不得不小心地重建他思想的眼界。這種享有通向「自己的」傳統的特許入口的假設或許最終將構成對於理解傳統而言極為可怕的障礙，並且養成一種使傳統簡單化來適應自己目的的意願。實際上，我認為一個哲學機構應該處理哲學，而不是把哲學像生物學家對待北極熊那樣看作是一個地區性的現象，在這裡是指歐洲的現象。我想要說服伽達默爾和他的繼任者將他的機構的視線擴展到中國哲學、佛教哲學或者阿拉伯哲學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失敗了，儘管許多年以來，更廣泛的有教養的大眾對於這些領域的興趣一直與日俱增。如果說阻礙人們了解這些歐洲以外的哲學分支的最後一道防線是語言能力，那麼我要說現在即使大多數研究古希臘哲學的學生在閱讀原文的同時也是要放一份翻譯稿在旁邊的。
概念史領域的情況也是類似的。研究仍然局限於一種語言之內，而且尤其不會跨越歐洲和歐洲之外的語言，儘管證據顯示跨語言的交流是極其龐大的。我相信詮釋學有潛力成為一種跨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徑，但要使這種潛力轉化為被廣泛分享的和富有成效的研究現實，還需要許多時間和努力。
文匯報：您剛剛提到跨文化和跨語言的問題，這也是您的學術研究，包括概念史研究的突出特徵之一，能再談一談您這方面的思考嗎?
瓦格納：語言是標記個人身份的重要特徵，而且自從民族國家開始承擔管理和標準化自己「本民族的」語言這一職責以後，語言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概念史就為建立高聳而且「古老的」圍牆做出了貢獻，以使今天的人們感到他們的語言是與其他語言相區隔開來的。然而這種感覺的歷史其實非常年輕，並不超過250年，卻已經對人們理解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受惠於他者(其中甚至也包括那些和他們作戰多年的人們)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恢復這種對於跨語言和跨文化交流的活力和重要性的適當的理解，不僅在於為人們理解跨語言發展的動力和語言的一般發展修復了可證實的框架，我還相信，學術有責任幫助人們超越這些學術自身也曾參與助成的橫亘在人與人之間的人為障礙。
文匯報：除了您自己的研究，我們注意到您還帶領着海德堡大學的一支研究隊伍，想請您介紹一下那裡的情況。
瓦格納：當德國政府開啟了一項「卓越計劃」以鼓勵德國大學提高創新性和競爭力的時候，他們決定將這一計劃同時向科學、工程學與人文學、社會科學開啟。在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他們提出期待一些「老」學科比如歷史、古典研究，或者德國文學可以成為申請中的領導者。在海德堡，南亞研究所擁有相當可觀的研究資源，以及一批來自於各個領域，包括地理學、公共衛生、法律、歷史和古典的梵文研究在內的教授。漢學系最近也發展到類似的強大規模。對於許多同時身處這兩個機構的學者來說，傳統的局限於民族國家以內的方法似乎已經很難再提供洞察力，而他們，也包括我在內，都已經將研究跨文化和跨語言的相互作用納入到自己的研究計劃當中。一位來自南亞研究所的學者和我因此共同起草了一份名為「亞洲和歐洲——文化流動的不對稱性」的研究群的申請，並且邀請了一位研究國際組織的現代歷史學家加入我們。最後，研究地中海地區和近東古代文化與早期歷史的學者也加入進來。很高興，我們成為了三組成功申請到項目的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群之一，並且就此發展出具有相當規模(大約有200名學者)的研究項目，其中包括若干研究小組、一個博士項目和一個碩士項目。五年之後，隨後一次申請的成功使我們得以在新的視角下變革這一計劃，這一計劃現在叫做：「全球背景下的亞洲與歐洲：跨文化的動力」。這個研究群開始發展一些具體的研究，包括關於跨文化的相互作用，與之相適應的方法論，以及研究過程中所需要的合作展開的工作程序。在對於這一計劃的資助結束以後，它將作為新的海德堡跨文化研究中心延續下來，資金上的支持會有所減少，但仍然是大量的。
南亞中心的發展和東亞中心的建立，當然顯著地為研究群的成功申請做出了貢獻，反過來說，也一樣是成立的。在2013年，聯邦政府宣布發起一場建立研究和教學的創新中心的競賽。通過這一研究群，東亞研究和南亞研究的相互作用得到了極大加強，我們提交了一份申請，提出建立一個包括南亞和東亞兩個研究機構在內的新的亞洲和跨文化研究中心，並為其提供圖書館數字資源和協同工作上的先進設施。這份申請獲得了成功，新的大樓就在研究群大樓的旁邊，工人們已經開始測試地基。
文匯報：在講座中您曾指出，語言與社會現實之間雖然有着密切的互動，但概念史以外畢竟還存在着社會現實。那麼概念史和社會史之間又有着怎樣的關聯呢?
瓦格納：概念當然是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語境中發展起來的。與此同時，這些語境並不是同質的，人們可以而且的確在理解和評價概念上產生了廣泛的分歧，比如說「革命」或者「管理」或者「愛」，但是他們繼續使用着同一個概念。一旦這樣一個概念廣泛流行，人們開始努力將其置於話語秩序和等級制度之中，並且規定它的主要特徵。大多數概念史家處理這種類型的資源，而這其實是概念的後設論述(metadiscussion)。通過這些討論，概念本身成為被分析的對象，而不僅僅作為日常生活和學術語言中的實際運用。因此，儘管概念產生之初的歷史環境可能已經迅速改變了，但是概念仍然存在並且有效地運轉。因此，概念不能被歸納為其最初起源時的環境，卻在這些環境下，作為一種思想的工具在分類的次序中承擔了更強的獨立作用。
文匯報：說起概念史，中國學者會想到陳寅恪先生的說法：「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但是在中國不存在概念史研究的傳統，我們知道在德國，概念史研究是建立在著名年刊《概念史文庫》，以及《哲學歷史詞典》等大型辭書的基礎上，能不能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瓦格納：從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來，概念史在德國的確有一個強勁的發展，但是看一看在法國、英國和美國，也可以很快看出那裡的許多學者(簡單列舉一些人的名字的話，比如法國的呂西安·費弗爾，美國的阿瑟·洛夫喬伊，英國的昆廷·斯金納)已經以不同的範式做出了重要貢獻。概念史承認概念的「歷史性」，同時也承認概念的社會與政治等方面的背景。它因此和詮釋學交織起來，並且通常這一哲學傳統還會和伽達默爾的老師海德格爾聯繫起來。在英語語境和低地國家，占優勢的趨勢是上溯到維特根斯坦、羅素和懷特海，他們對於哲學概念持一種科學家式的理解，否認概念和史實之間的關聯。在歐洲和美國的概念史家能夠利用那裡為不同語言編寫歷史詞典的久遠傳統，這些詞典追溯術語的最初發生與意義變遷。在東亞則沒有這樣的詞典。
一些有德國學術背景的漢學家已經開始研究現代中國的概念的歷史了。他們在使用一些從研究德國概念的學者那裡發展出來的方法論，而且超出了對於單一語言的關注，試圖追蹤概念的跨語言傳播，一旦概念獲得在全球範圍內廣泛分享的秩序，他們還將研究概念在語言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了促進這項研究，一些數據庫已經被建立起來，其中之一可以上溯悠久的歷史，並且包括佛教的概念(TLS)，另一個則處理科學概念 (WSC)(http://kjc-sv016.kjc.uni -heidelberg.de:8080/exist/apps/wsc/modules/search/index.html)。這兩個數據庫都是由海德堡研究群主持，並且都是跨語言的。第三個數據庫是金觀濤和劉青峰發展起來的，是一個單一語言的數據庫，由台灣政治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主持。如今，在台北、大阪和南京，一些專門的概念史期刊紛紛湧現，相關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也大大加強了，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重要領域更強勁的發展。
文匯報：中國學者如果從事概念史研究，您認為應該有怎樣的知識儲備呢?
瓦格納：這很難講。有一些基本的條件，包括既能夠閱讀現代漢語也能高度準確地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對於想要研究其跨語言交流進程的主要語言要有一套可靠的操作程序。這以後，學者還應同時獲得具體的研究步驟中所必須的知識和方法論工具。如果一個人正在處理漫畫裡描繪的概念，那麼所需要的知識和工具，就和處理跨文化傳播實踐里的概念——比方 「文明頭」(a『civilized』haircut)——不一樣了。關鍵的條件因此在於儘可能地根據需要去獲取技術的意願。第二個條件是更難的，因為人文學的學者(也包括我在內)有着漫長的獨立工作的傳統。而跨語言和跨文化的概念史往往要求不同領域的專家展開合作，這不只涉及不同的語言、資源類型、方法論和文化，也包括諸如數據庫的發展和操作，或是運用複雜的數據分析工具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