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列傳序 司馬遷
原文
司馬遷〔兩漢〕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斫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譯文
孔子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整治百姓，百姓雖能免於犯罪，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教導百姓，用禮教來統一他們的言行，百姓們就既懂得羞恥又能使人心歸服。」老子說：「最有道德的人，從不標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標榜自己沒有離失道德,所以他並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嚴酷，盜賊就愈多。」太史公說：這些說得都對!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壞的本源。從前在秦朝時國家的法網很嚴密，但是奸詐欺偽的事經常發生，最為嚴重的時候，上下互相推諉責任，以致於國家無法振興。在當時，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一樣無濟於事；倘不採取強硬嚴酷的手段，如何能勝任其職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種情況下,一味講道德的人便要失職了。所以孔子說：「審理案件我和別人一樣，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發生!」老子說：「下愚之人聽人講起道德就大笑。」這不是假話。漢朝初年，修改嚴厲的刑法，改為寬鬆的刑法，廢除法律繁雜之文，改為簡約樸實的條文，法網寬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魚，而官吏的政績卻很顯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為，百姓平安無事。由此看來，治理國家的關鍵在於道德，而不是嚴酷的刑法。
賞析
司馬遷親身受過酷吏的殘害。本文是《酷吏列傳》的序，表明了司馬遷反對嚴刑峻法，實行德政的主張。這篇序言可分為三層：第一層用孔子、老子的話，闡明了道義的重要作用。第二層從「太史公曰」到「非虛言也」，作者充分肯定了孔子、老子的觀點，並進一步發展了自己反對嚴刑峻法的主張。第三層從「漢興」到結尾，用漢初刑法寬簡、風氣淳厚、百姓平安的事實，從正面證明德治的重要性。這篇序文的結構很嚴謹，尤其是前後呼應，善於運用對比手法。文章一開頭先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話，提出論點，然後用暴秦的事實來論證這一論點。接着再一次引用孔子和老子的話來闡明自己的觀點。最後以漢初的事例正面論證自已的觀點，得出「在彼不在此」的結論。漢初的事例與秦亡的史實，形成鮮明對比，暗中又與武帝時的弊政形成對比，還與篇首孔子、老子的觀點相呼應。全文論點與論據緊密配合，層層深入。太史公是不贊成用嚴刑峻法和酷吏來治國的，於是他在開篇就引用了孔子的話。太史公認為，法令刑法只不過是治理國家的一個工具，並不是把國家治理得好的根源！
簡析
這篇序文記述前期以酷刑峻法為統治工具，以兇狠殘暴著稱的十幾個官吏的史實。文中特別對漢武帝時代的十個酷吏，即寧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楊仆、減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寫。全文通過對比不同治理理念及其效果，深刻揭示了治理國家的本質在於引導而非強制，在於激發內在的善而非外在的約束，在追求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過程中，應更加重視道德教化與禮制建設的作用，同時避免過度依賴法律手段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
司馬遷
司馬遷（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長，生於龍門（西漢夏陽、即今陝西省韓城市，另說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司馬談之子，任太史令，被後世尊稱為史遷、太史公、歷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被公認為是中國史書的典範，該書記載了從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期，到漢武帝元狩元年，長達3000多年的歷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