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長安、洛陽、南京、開封到底哪個更適合做北宋的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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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長安、洛陽、南京、開封到底哪個更適合做北宋的國都？定國都是建立王朝的頭等大事，漢高祖劉邦選國都時就在洛陽和長安之間有過猶豫，唐高祖李淵定都長安後也曾有遷都襄鄧的打算。唐朝後來又營建洛陽為東都，並在武周和唐昭宗時兩次遷都洛陽，還留下了「國都六陷，天子九逃」的尷尬紀錄。而後隨着五十餘年間，唐朝及其後五代王朝的相繼滅亡，中原政權遇到了有史以來最難以解決的定都問題。[1]
而這個問題到北宋開國時，就變得更加複雜起來。當時情勢下，長安和洛陽屬於傳統建都地，開封則是經濟繁榮的新興之都，擺在趙匡胤面前的大致就是長安、洛陽、開封三選一。但除此三城之外，地處江南的南唐國都南京（時稱江寧），也是一個潛在的選擇。
從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來衡量當時的這四座城，可以先得出如下這樣一個總體的判斷——
長安：政治，經濟，軍事（總星數11）
洛陽：政治，經濟，軍事（總星數11）
南京：政治，經濟，軍事（總星數13）
開封：政治，經濟，軍事（總星數10）
目錄
先來說長安
長安地處渭水下游的關中平原，那裡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歷史上顯赫的周秦漢唐四大王朝都定都於此。所以在政治因素上，長安作為北宋都城的資格是滿格五星的，但在軍事和經濟上則都有不小缺陷。
夢回長安
從軍事上看，長安雖然處在「四塞之國，被山帶渭」的易守之地，但北宋初年長安周邊戰略環境相比於300年前已經大大惡化。長安北面的戰略要地靈州、夏州落在了党項割據政權的手中，靈州和夏州作為阻止外敵南進關中平原的北大門，始終未曾被北宋掌控。
從後來歷史發展來看，党項人不僅沒有被北宋打敗，反而一步步壯大成為西夏王國。北宋與西夏之間的戰爭前後持續一百多年，戰事數次蔓延到距離長安極近的固原和安塞等地，西夏的目標也始終指向長安。北宋中晚期的蘇軾在詞作中寫「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說的就是北宋與西夏的邊患。
在經濟上，當時長安面臨的困難更為致命，一是糧食不能自給，二是陸運漕運困難。自西漢之後，長安就已經不具備作為國都的經濟優勢了，而後經過唐朝近300年的人口過載，森林植被的破壞，河渠水量的減少，關中地區的經濟資源和生態環境遭到很大程度的透支。
從唐朝初年開始，長安就經常需要靠「轉漕東南之粟」來供給，但是從江淮到長安並沒有直接的水路可走，而是要從開封、洛陽轉運，陸運漕運都十分不便。「自江淮距汴、洛以達於關中，除其間陸運略計，水行無慮數千里，動有風濤覆溺之患……盜起天寶陵夷，至於代宗漕路幾絕，不通京師，米斗千錢」。
雖然唐朝自武周遷都洛陽後又還都長安，但從那之後唐朝皇帝就食洛陽的情況便經常出現，根本的原因就是漕運不暢、長安缺糧。這種情況在北宋時期仍在惡化，北宋中期的司馬光曾說過「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為賊盜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余無幾」。
總結而言，長安所處的關中平原作為華夏文明的一個重要發源地，在周秦時代人口尚未大規模增長時，這片被山襟河、四關拱衛的八百里秦川平原，從各方面講都是定都的不二之選。但自西漢之後，隨着人口的大量增長和經濟資源的過度消耗，建都關中的條件也就喪失了。
接着說洛陽
洛陽與長安的政治地位相仿，比如西周建都長安，東周遷都洛陽；西漢建都長安，東漢建都洛陽，說這兩座城是華夏古都雙首也不為過。洛陽自古就有「天下之中」之稱，五代中的後唐、後晉就是在那裡定都，所以它做北宋國都的政治資格也是滿格五星的。
東漢洛陽城
在經濟方面，由於從外地進入長安的水道需要從洛陽中轉，中唐以前河北和江淮的漕運分別從永濟渠和通濟渠向洛陽匯集，那時候大量糧食物資就是囤積於洛陽的含嘉倉，洛陽也因此坐享「河朔之饒，江淮之利」。但安史之亂造成的藩鎮割據，使河北地區處於不受唐王朝控制的獨立狀態，洛陽便無法再享「河朔之饒」，甚至連「江淮之利」也被水運條件更好的開封所奪走。
所以在五代末和北宋初，洛陽的經濟條件雖比長安好，但已經比不上開封了。
在軍事方面，洛陽號稱「河山控帶，形勝甲於天下」，「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嚴阻，扶二崤之崇山」。可見，居重山險隘環繞之中的洛陽，有着不輸於長安的防衛優勢。
但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李格非曾一語指出洛陽的要害——「當秦隴之咽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歷來為兵家所必爭的洛陽，實際上是一個難以獨善其身的四方用武之地，所以它作為國都的軍事形勢就比不上長安了。
再來說南京
雖然公元960年趙匡胤黃袍加身時，南京尚被盤踞江南的南唐據為國都，但彼時距離北宋攻滅南唐也不過只有十五年時間，所以南京並不失為宋初遷都並最終定都的一個選擇。
當時的南京先後已有孫吳、東晉以及南朝宋、齊、梁、陳在那裡建都，特別是西晉末年的「永嘉南渡」和東晉、南朝的建都，使南京在近300年間成為華夏文化正朔的中心，所以北宋如果遷都南京是具備一定的政治基礎。
南唐江寧府
但南京的劣勢是偏居東南，游離於關中和河南這兩大傳統建都地之外。明朝時朱元璋雖定都南京，但他後來曾派太子朱標去陝西考察遷都長安的可能，只是因朱標病亡而沒了下文。所以，相比而言，南京作為國都的政治條件在四城中最差。
但在經濟方面就不同了，中國歷史上的經濟中心，總體趨勢是由西向東、由東向南轉移，雖然南京在隋唐300年間遭到了統治者的破壞和打壓，但它自身難以掩蓋的地理優勢仍舊推動着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到了五代時期，經歷楊吳和南唐的經營，七十餘年太平無事的南京很快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大都會。
北宋時期最繁華的三個省分別是江南東路（首府設在南京）、淮南東路、兩浙路，而南京就處在這三個省的中心位置上，使其優越的經濟條件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所以在經濟方面，南京顯然遠勝洛陽和長安，相比開封也要更好一點。
在軍事上，南京山環水抱、地勢險要，諸葛亮當年到吳都就有「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的讚嘆。當時北宋的外部威脅來自於北方，如果坐南京而北望，則是前有江淮天險為阻隔，後有牛首山、方山為依傍。不論是着眼南京的一城之防，還是以全國視野的戰略大棋局來看，南京作為北宋國都的軍事條件，都是當時四城中最好的。
最後說開封
在北宋之前，最早是夏朝曾短暫在今天的開封市祥符區建都，接着是戰國時期魏國在其地建大梁城為國都，再往後就是五代時期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先後定都開封。可見，開封的建都史並不突出，甚至還比不上南京。
但開封的優勢是處在河南這片傳統建都地之中，朱元璋起初也有過北上建都開封的打算，只是因其軍事形勢不好而放棄。所以從政治因素來講，五代末年的開封雖然比不上長安和洛陽，但要強過南京。
開封的經濟崛起開始於安史之亂以後，河北地區在安史亂後淪入藩鎮之手，致使運河北段永濟渠的地位下降，只有江南八道財賦可供倚重的唐政府，自然視運河南段的通濟渠為經濟命脈。而洛陽、開封作為兩座分別連接永濟渠和通濟渠的城市，也就呈現為一個衰落、一個繁榮的狀況。
漕運水道
南北經濟格局自安史之亂以來的變化一直延續到五代時期，那時的南北方仍舊割裂在不同政權的手中，洛陽與開封此消彼長的態勢仍在延續，後周時的開封已經是一派「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的景象。所以，開封的經濟條件顯然比洛陽好很多，但相比於坐擁江南沃野的南京則稍顯遜色。
綜合政治和經濟條件來比較，北宋定都開封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如果加上軍事條件，那麼開封就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對於開封四周地勢平坦、無險可守的客觀條件，北宋開國君臣先是寄希望於收復幽雲十六州，奪回對長城的控制權。後來在這一希望落空後，北宋朝廷又採取修城屯兵的辦法，試圖以「兵險德固」來彌補都城的軍事缺陷。
所謂「兵險德固」就是以兵為險、以德為固，具體做法是多屯兵和修文德，這使得文化昌盛和冗兵冗費成為北宋的兩大特色。整個北宋時期，其軍隊員額都處在擴張之中，而且極少進行裁軍，即使是戰事平息的和平時期也不肯輕易裁軍。宋初禁軍加廂軍總數近40萬，其中半數的禁軍駐防在開封，到宋仁宗時的軍隊規模達到140萬，京城的駐防軍數也同樣水漲船高。
冗兵冗員必然帶來冗費，導致「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由此造成的財政危機和民生疾苦，又使外患頻仍的北宋內憂不斷，最終釀成「靖康之恥」的苦酒。
哪個更合適
如果北宋能奪回幽雲控制長城，那麼定都開封當然沒有大問題。若不然，就不如定都洛陽，雖然洛陽在靖康之變中一同失陷，但洛陽自身的防衛條件優於開封，定都洛陽能讓北宋少受一些冗兵冗費之苦，也就能在京防與邊防上少一點瞻前顧後和顧此失彼，但洛陽也不是最好的選擇。
在無力北上收復幽雲十六州的情況下，北宋最好的選擇還是在攻滅南唐後將都城遷往南京。實際上，宋太宗在晚年將全面防禦確立為國策時，就已經接受無法北上收復失地的現實，擺出了被動防守的姿態。若當時能果斷遷都南京，整個北宋的戰略局面將會煥然一新，但屆時宋廷能否改行更積極的國防策略也未可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