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年2月11日－2002年3月13日），出生德國馬爾堡，德國哲學家，其哲學體系詮釋學部分源於威廉·迪爾西（Wilhelm Dilthey），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概念，在20世紀的哲學，美學，神學和批評中具有影響力。
生平
加達默爾是化學教授的兒子，曾在布雷斯勞、馬爾堡、弗萊堡和慕尼黑的大學學習人文科學。
1922年，在海德格爾（Heidegger）的弗萊堡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1933年，在馬爾堡（Marburg）的基爾（Kiel）講授美學和倫理學。
1937年，他被任命為特別教授。
1939年，他成為萊比錫大學的正式教授。
1947年，受聘於法蘭克福大學哲學系首席教授。
1949年，受聘於海德堡大學，接替了卡爾·雅斯貝爾斯的職位。直到1960年60歲時。
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真理與方法》。之後的40年中，他出版了其他主要著作，與各種思潮的主要人物展開對話，進行諸多演講和討論，獲得諸多榮譽。
1968年，成為海德堡大學的榮譽教授，一直到他去世為止。
德國哲學的「幕後主導者」
伽達默爾在海德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寫出了遲到的巨著《真理與方法》，而且培養了一大批青年才俊。
他在之前歲月中養成的博大性情再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沒有「伽達默爾主義」，而是指導學生走上各自的道路。不僅如此，他還樂意提攜當時雖然不屬於自己學生，但特別有天分的年輕一代思想家，包括哈貝馬斯、卡爾·奧托·阿佩爾、恩斯特·圖根哈特以及奧托·珀格勒等後來聲名卓著的人物。
因此，伽達默爾贏得了一個綽號：德國哲學的「幕後主導者」。
1968年，榮休之後，他開始了年輕時錯過的世界講學，在不同的國家都繼續培養了許多外國學生。這種令人艷羨的成功，歸根結底與他所倡導的「理解」思想密不可分。
重要著作
《瓦爾海特與方法》（Wahreit and Methode，1960年；《真理和方法》）被某些人認為是20世紀關於詮釋學理論的主要哲學陳述。
真理和方法分為三個部分，依次由各章和子章組成。
在第一部分中，伽達默爾試圖利用藝術經驗來闡明真理問題。
在第二部分中，問題擴展到對整個人文科學的理解。
在第三部分中，伽達默爾最終以語言為指導、轉向哲學本體論。對於哲學外行來說，前兩個部分特別難以理解。這與伽達默爾的風格沒有多大關係，伽達默爾的風格長期以來都是清晰的，儘管主題寬廣複雜，伽達默爾總是能將重點陳述表達出來。該書的難以理解，不如說是由於解釋學和哲學史文本的密不可分，其範圍從亞里斯多德到康德和黑格爾，再到胡塞爾和海德格爾（更不用說其他眾多鮮為人知的作家了）。這樣一來就涉及到了多重方面，即我們不僅需要對哲學方法論的透徹理解，而且還要求對所引用的哲學家及其理論知識有基本的了解。[1]
在漢語學界，《真理與方法》及自傳性質的《哲學生涯》早已有了中譯本，但與他同時代的人物，尤其海德格爾及列奧·施特勞斯相比，伽達默爾所獲得的關注似乎少得多。
他的人生是一部跨世紀的學術史
伽達默爾選擇投身哲學，一開始便在馬堡這個新康德主義陣地中如魚得水。
此時，他遭遇了另一位真正的精神之父：當時已嶄露頭角，享有德國哲學「秘密國王」（阿倫特語）之譽的海德格爾。這位深得納托普及哈特曼偏愛的弟子，轉投海德格爾門下。不久之後，海德格爾卻對年輕的助手感到失望，並以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件表達自己的看法。伽達默爾氣餒沮喪之餘，並未放棄與海德格爾的親密關係，但轉向了古典語文學研究，以便為哲學前景的黯淡提供另一種選擇，即成為一名古典語文學家。
當然，現實考量的表象之後，也不乏嚴肅的思想動機：哲學問題與語文學問題不可分割，只要哲學反思試圖回到原始經驗，後者則在解釋學中擔綱重新開啟古典文本的契機。隨著伽達默爾在古典語文學領域的成功，海德格爾再度認可了這位弟子，並主動提出擔當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導師。
這是伽達默爾夢寐以求的事情，他由此才真正成為了海德格爾學派中重要的一員。不過，與同窗卡爾·洛維特與格哈德·克呂格先行的批判態度相比，伽達默爾當時還並未顯示出脫離老師影響的獨立性和原創性。實際上直到晚年，伽達默爾才謹慎地在著作中發展對海德格爾的批評。[3]
傳記提及的一段軼事，有力地證明了來自兩位父親的壓力是如何塑造了早期伽達默爾。
當1927年他的父親被癌症擊倒時，這位校長將海德格爾請到病床邊，希望後者向他證明伽達默爾在哲學上有好的未來。海德格爾肯定了伽達默爾的哲學能力，向他的父親做出了擔保。面對父親的自我辯護也許一直是伽達默爾哲學生涯的隱秘動力。尤其面對作為精神父親的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很長一段時間都生活在其思想的滋養和陰影之下，以至於聲稱「我始終有一種該死的感覺，海德格爾在我的背後看著我。」 （《伽達默爾傳》，第148頁。）
其他作品
《Kleine Schriften》，第4卷。
《哲學詮釋學》，（1967–77；選自第1-3卷的論文）；
《對話與辯證法》（1980），包括八篇關於柏拉圖的論文；
《科學時代的理性》（《科學時代的理性》）（1982年），是德語版本的論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