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隱喻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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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活的隱喻》是法國著名哲學家保羅·利科繼《意志哲學》和《歷史與真理》之後的第三部主要著作，是關於隱喻的專著。全書由八篇論文組成，分別闡述了隱喻與符號學、修辭學、語義學、詩學和詮釋學的關係與理論。作者系統介紹了從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以及西方近代哲學家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一直到現代語言學家對隱喻的看法，並從詞彙、句子等不同角度對隱喻這一千古之謎作了深入細緻的探討。
作者簡介
保羅·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是享譽世界的當代法國著名哲學家、文藝理論家、詮釋學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不僅在哲學和文藝理論領域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對宗教學、語言學、倫理學、美學、修辭學和政治學領域正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書評
很多年前讀過英譯本，再讀中譯本，差不多算是他鄉遇故知吧。 在西方，修辭學和博物學一樣，都是早已滅絕了的學術物種，最近卻都有起死復生的苗頭。 博物學和修辭學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大師是這兩門學科毋庸置疑的教父，亞里斯多德著有第一部《修辭學》教科書，也著有第一部《動物志》和第一部《動物學》。 修辭學和博物學，一是人文科學，一是自然科學，乍看風馬牛不相及，實際上卻血脈相連，共生共榮，兩者都致力於對各自領域豐富多彩、參差多端的現象和事物的收集和分類，都試圖透過紛繁錯雜的表象揭示其背後的秩序和等級。可以說，修辭學是語言領域的博物學，博物學是生物領域的修辭學。（熱奈特就稱法國修辭學家豐塔尼埃為」修辭學的林奈「。）博物學發展為生物分類學，博物學完成了，博物學也就完蛋了；修辭學發展成為辭格分類學，修辭學玩熟了，修辭學也玩完了。十八世紀，修辭學和博物學同時走到了其生命的盡頭。 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沉寂之後，這兩棵老樹樁上卻又相繼開出了新芽。 博物學和修辭學的起死回生，又都與法國結構主義有關。 利科的這本《活的隱喻》，是為古典修辭學招魂的力作。 福科的《詞與物》，則打開了古老的博物匣子裡的魔咒。 而從福科的書里我們可以了解，博物學和修辭學之所以如此休戚與共，是因為詞與物從來就不是邊界分明的兩個平面，它們毋寧是兩個從來就難分難解地重疊、纏繞、穿越、交叉在一起的曲面，物的出現，有賴於詞的命名和演說，詞的成形和勾連，有待於物的引導和鋪墊，詞與物，就像男人和女人，主人與奴隸，S和M，從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糾結，相互穿越。博物學或者物的分類，離不開詞的秩序，而修辭學或者詞的分類，也同樣離不開物的關係。 利科和福科兩個博學的法國「科」告訴我們，博物學和修辭學按照同樣的原則建立物和詞的秩序，即相似性原則：詞與詞的相似，就是隱喻，就是修辭；物與物的相似，就是種和屬，就是分類。隱喻把詞聚合在一起（聚合軸），分類把鳥獸蟲魚聚合在一起。——分類和修辭，都是為了建立秩序，都是為了化生為熟，其手段都是用日常熟稔之物（相似性）引入和命名陌生和新穎之物，讓千姿百態、千差萬別的事物在井井有條的秩序和表格中各就各位、各安本分，因此，秩序建立之日，也就是修辭學和博物學完結之時。 但是，在秩序之前，在秩序之外，卻是被秩序所掩蓋和排斥的陌生之域，那是怪物的叢林，也是詩歌的原野，那裡遍布恐怖，那裡也充滿誘惑，利科和福科，之所以能夠讓博物學和修辭學的枯樹開出新花，除了因為他們的博學之外，還是因為他們擁有一雙在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煉丹室中練出來的魔眼，能夠看到秩序背後的無序、結構背後的混亂，能夠透過城市整潔的櫥窗和安寧的街景，窺見它背後潛藏的不安和危險。 這本書應該和《詞與物》放在一起讀。 至於隱喻學對於民俗學和神話學的意義，俺就不說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