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遷都北京時,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為何「神秘失蹤」?
明成祖遷都北京時,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為何「神秘失蹤」?有鑑於漢唐宦官專權之禍,朱元璋在皇宮門口樹立了一塊三尺高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用這條鐵打的規矩來警戒後世。明成祖遷都北京,也把這塊鐵牌扛過來了。後來,突然有一天,這塊鐵牌竟然「神秘失蹤」了。[1]
明太祖朱元璋提三尺劍平定天下,有鑑於漢唐宦官專權之禍,在皇宮門口樹立了一塊三尺高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用這條鐵打的規矩來警戒後世。明成祖遷都北京,也把這塊鐵牌扛過來了。後來,突然有一天,這塊鐵牌竟然「神秘失蹤」了。此事調查多年,一無所獲。
目錄
鐵牌是怎麼消失的
現在,讓我們穿越歷史,從故紙堆中尋覓蛛絲馬跡,儘量還原事件場景,如果當年故宮門口安裝了監控設備,事情應該是這樣的。
那是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月光灑在雪地上。此刻已然宵禁,紫禁城里鴉雀無聲,宮門口值夜的侍衛手握畫戟,昏昏欲睡。
這時,牆內突然傳來吟詩之聲,侍衛們猛然清醒,喝問是誰,只見一個黑影踏雪而來,身披一件黑色大氅,侍衛們立刻將其團團圍住。只見此人從袖中掏出摺扇,輕搖了下,扇面上寫着「忠勤體國」字樣,眾人連忙跪倒,齊聲頌道:「請公公恕罪。」
黑影抖落大氅,抬頭笑了笑:「都起來吧,今天誰帶班?」早有一名小校近身跪下,口稱「回公公話,屬下錦衣衛百戶宋五帶班」。「宋五,交你一件差事。去,把你身後那塊鐵牌碎了。」聽此言,宋五趕緊拚命磕頭,台階前的雪頓時一片殷紅:「啟稟公公,鐵牌乃本朝太祖高皇帝御製,屬下不敢擅毀。」黑影冷笑了一下,踱步過去,只見宮門口赫然立着一塊黑色鐵牌,黑影拿袖子拂去上面的雪花,露出幾個大字來,他回頭對身旁的一名小侍衛笑道:「我的兒,你叫什麼?」小侍衛忙回話:「小的李七。」
突然,黑影臉色一變,厲聲叫道:「有旨意。」侍衛們唰得一聲全跪在雪地上。「奉皇上口諭:速將宮門鐵牌碎了,欽此。」侍衛們面面相覷,誰都不敢吭聲。這時,黑影又笑了:「對了,聖上還有一道旨意,速將錦衣衛百戶宋五拿了,鎖送詔獄。錦衣衛李七辦事勤勉,着任百戶,欽此。李七,還愣着幹嘛,辦差去吧。」
第二天清晨,鐵牌消失了,隨之消失的還有在場的全部侍衛。這個黑影到底是誰?膽子如此之大?此人正是大明正統年間的司禮監秉筆太監王振,幾年之前他還是一個地方州學的學官,突然有一天進宮,當上了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的太監。在朱祁鎮即位後,順利成為太監頭目,也成為明朝第一個專權的太監,他每次從宮門進進出出,都覺得朱元璋的鐵牌刺眼,於是矯詔把它毀掉了。而幾年之後,他簇擁朱祁鎮親征瓦剌,親手葬送五十萬明軍於土木堡,提前敲響明朝覆滅的喪鐘。(參見《明英宗實錄》)
明代宦官擅權亂象
其實,即使那塊鐵牌不被王振毀掉,也只不過是廢鐵一塊。這又是為什麼呢?
眾所周知,有明一代宦官專權現象極為嚴重,那塊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根本沒有起到效果。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甚至說:「閹宦之禍,歷漢唐宋相尋無已,然未有若明之為烈也。」認為明代達到了宦官專權的頂峰。
明代宦官集團掌握的權力之大,也是讓人瞠目結舌。擇其要者言之,一是在政治上掌握「批紅」之權,朝廷大事均由內閣用藍筆「票擬」進呈,然後再由皇帝用朱筆「批紅」批准。明朝中後期,皇帝普遍怠政,甚至數十年不上朝,於是宦官趁機攫取了「批紅」大權,使「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二是在軍事上掌握「監軍」之權。在明初還只是臨時派遣宦官到部隊監軍,正統年間,全國軍事重鎮「俱設鎮守太監」。有意思的是,李自成圍攻北京前夕,崇禎皇帝還組織北京4萬名宦官軍訓,號稱「淨軍」,宦官竟然成為皇帝最後的軍事依靠,結果一觸即潰、開門投降。三是在司法上掌握「廠衛」之權。明代宦官控制了東廠、西廠、內行廠、錦衣衛等特務機關,凌駕於三法司之上,直接逮捕、關押、審判朝廷官員,動不動就用廷杖來懲戒大臣,樹立威信。四是在經濟上掌握「監稅監礦」之權。萬曆之後,宦官被派遣到全國各地,「吸髓飲血」,監管稅收、食鹽、採礦、採辦、織造等重要經濟事項,掌握了朝廷經濟命脈。宦官還大規模侵占百姓耕地,且不向朝廷繳納賦稅。武宗時期宦官谷大用一人即侵占京畿良田萬餘頃,其他的大宦官更是可想而知。
規矩是怎麼被打破的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明太祖定下了鐵打的規矩,為什麼事情會搞成這個樣子,究竟發生了什麼,規矩是怎麼被打破的呢?
破壞大規矩往往是從破壞小規矩開始的。除了樹立鐵牌制定「大規矩」之外,明太祖還制定了一些配套的「小規矩」,比如在《欽定皇明祖訓》里規定「不許宦官讀書識字」。到了宣德四年,宮裡卻專門設立了內書房,專門教小太監讀書識字,但竟然沒有大臣對此發表異議,大學士還親自跑去當老師。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正是這類「小規矩」被一點點突破,「大規矩」才終於完全倒塌。
規矩的落實缺乏制度保障。明代政治制度在設計上存在一個巨大的漏洞,那就是缺乏對宦官的權力約束機制。整個宮廷的宦官均由皇帝一人統率,外廷幾百家大小衙門對宦官群體缺乏管轄權和監督權,甚至宦官犯法,都由內廷審判,皇帝裁決。能不能管好宦官,只能依靠皇帝一人。規矩之所以為規矩,就在於違反規矩要承擔後果。明代多次發生宦官嚴重干政的現象,文官集團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皇帝上書,要求皇帝予以懲治,但實際上卻沒多大效果。比如正德年間,戶部尚書韓文上書「請誅亂政內臣馬永成等八人」,皇帝沒有採納,反而更加重用這些宦官,卻將韓文罷免。(《明史·武宗本紀》)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史書上的一段記載,似乎可以作為這段歷史的一個註腳。公元1659年12月,南明永曆小朝廷被清軍追殺,從雲南逃入緬甸境內,在那裡,永曆君臣住在茅草屋,衣衫襤褸,飢餐露宿,連最後幾百名大明禁衛部隊也全部被繳械。吳三桂的追兵隔着幾個山頭虎視眈眈,緬甸貴族也磨拳擦掌,計劃生擒永曆帝獻給清軍。而最讓人吃驚的是,就在這種朝不保夕、勢如危卵的環境下,大明最後的宦官頭目竟然還因為一點小事,在茅草屋外當眾廷杖大臣,作威作福。明代宦官干政真是堅持到了最後時刻。(事見《狩緬紀事》)當然,從本質上講,宦官群體也是封建專制皇權的犧牲品。能夠專權的宦官不過是千分之一,絕大多數都生活在深宮的底層,水深火熱。而正是這千分之一的專權宦官,對國家的歷史走向造成了惡劣影響。
反思這段歷史,似乎可以歸納幾點教訓。鐵打的規矩必須防微杜漸,不能對破壞規矩的「小事」視而不見;鐵打的規矩必須有鐵打的紀律來維護,破壞規矩應該承擔相應的後果,日常監督應有健全的制度體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