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失意與藝術的得意(郭向明)
作品欣賞
政治的失意與藝術的得意
——淺析蘇軾遭貶文化心理及謫居時期的藝術成就之關係
人生命運的多舛，體悟最深的莫過於司馬遷。「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擲地有聲的話仍如在耳側。仿此我們可繼續推演太史公受辱而作《史記》，杜甫流落乃成《三吏》《三別》，吳敬梓落第方有《儒林外史》，曹雪芹困頓而著《紅樓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歷史上不少輝煌燦爛的文明成果，多孕育誕生在作者飽受「磨難」之時。若使這些先賢聖哲春風得意，仕途順利，恐難有錚錚鐵骨、遺世獨立之精神傳世，也不會有吞日吸月，傳誦千古之文化精品誕生。從某種意義上說，「磨難」是上帝饋贈給人類最好的禮物，一個個不屈者走向了生命的涅槃之境。
蘇軾，這位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偉人即為突出的代表。
自古文人多疏狂。孔子的「狷者有所不為」，莊子鄙棄功名富貴，楚狂接與之風歌傲法，屈原之露才揚己，司馬相如之文採風流，竹林名士之漠視名教，陶淵明之委運任真，以至於「狂士」李白，「四明狂客」賀知章、杜甫、白居易、杜牧。到了宋時，他們心儀唐代才子風流倜儻、瀟灑任性，儘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尋求、創造享受生活的詩意與自由，用審美的追求與獲得來沖淡仕途功名的得失，他們比前人多了兒分曠達。「搔首賦歸歟，自覺功名懶更疏」，蘇軾之疏狂即堪稱典型。
有人統計，蘇詞中疏字出現次，狂字次，疏狂合用次。對蘇軾來說「與世疏闊」並非他主動的選擇，而是在不能自主的失落面前對自我價值的重新追尋。在蘇軾的時代，一方面文人們面對本朝積貧積弱的不景氣局面，緬懷漢唐帝國的赫赫聲名，記取歷代王朝滅亡的教訓，關注現實社會的內憂外患，心頭的責任感比以住任何時代都要深重。另一方面，經濟進步和文化發達又培養了他們對自己學問、見識和能力的自信，使他們對政治躍躍欲試，希望「兼濟天下」，但宋王朝的政治胸襟如其版圖一樣，遠不及漢唐帝國恢宏雄闊。最高統治者的民族社稷意識逐漸被皇室宗族意識所取代君臨一切的情形愈演愈烈，致使黨派紛爭迭起。
隨着「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的失敗，宋王朝對文人的利用和迫害越來越反覆無常。這一切都使敏感的文人在心理上形成了濃重的危機感、失望感和退避感。如升沉不定、「憂讒畏譏」的范仲淹，由坎坷到顯達終至光榮致仕的歐陽修，歷行新法不免意冷心寒的王安石。當然，蘇軾也不例外，進和退的矛盾像個頑固的幽靈困住了他的一生。早在他剛剛金榜題名，走入仕途時，便發出「人生木無事，苦為世味誘」「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的感慨。他的政治熱情產生之時，便透出必然冷卻的勢頭。「烏台詩案」徹底打碎了蘇軾心中的理想。舒亶、李定、王圭、沈括，這些「文化群小」極力彈劾蘇軾，欲置其為死地。於是黃州、惠州、儋州，讓蘇軾閱盡人間悽苦。從此，疏離了官場，卻更加接近了自然。山水、林泉、田園茅舍成了蘇軾自由生活的樂土，獨立精神的家園，文化藝術的搖籃。
黃州是東坡先生命運坎坷的起始也是最困頓不堪的驛道口，當然也是其藝術才華如萬斛噴泉汩汩流出的時刻。蘇軾在黃州備受煎熬，從他給李端叔的一封信我們便可看得十分清楚。「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屬，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於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兒免矣。」這是一種真正精神上的孤獨無告，但正是這種難言的孤獨，使他徹底洗去了一生的喧鬧，奏響了心靈的跳動之弦，去尋找「千古風流人物」，追懷「明月清風」……。「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這首千百年來被世人公認的豪放派經典傑作即誕生在居黃期間。
蘇軾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一邊承擔着理想破滅的悲哀，一邊又豪邁高歌，曠達自遣。「空庖食寒艾，破灶燒濕葦」，這篇詩書俱佳，被後人譽為「天下第三行書」的《黃州寒食詩貼》同樣誕生在這一人生的低谷時期。特殊的人生際遇促成人類佳作的誕生。黃州，這個神奇的地方，害苦了蘇軾，也成全了蘇軾。正如余秋雨所言，「黃州是蘇東坡貶謫之外，更是他涅槃之地，正是經歷了這一磨難，使得東坡先生突破重圍，使得他的藝術才情獲得了一次蒸餾和升華，他開始回歸自然、回歸清純，真正成熟了……與古往今來的許多大家一樣，成熟於一場災難之後，成熟於滅寂後的再生，成熟於貧窮困頓，成熟於孤獨寂寞。」
蘇軾是中國文人的典型，真正使三教思想的靈魂圓融地統一起來的文士非他莫屬。可以說時代造就了蘇軾，歷史造就了蘇軾。古代文人要麼以儒家思想為精神支柱，要麼以道家或佛家思想為意念本源。三者之間亦每每參融互補，平衡調劑，到了宋代儒、道、釋才真正合流歸一。《宋史》本傳寫道「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蘇軾在《自題金山畫像》一詩中，自嘲道「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實際上是詩人一再遭貶，歷盡艱危困苦，甚至在「烏台詩案」中差點送了性命，然為了堅持原則，義無反顧，絕不「稍自韜戢」。
蘇軾一生坎坷，儘管少時「奮歷有當世志」，嚮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盛世，有志於「尊主澤民」、「致君堯舜」，他立志改革北宋的積弊，但由於改革思想與王安石不同，因此熙寧年間，他上書反對變法，與變法派發生矛盾。元祐年間，舊黨執政，司馬光「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蘇軾又加以反對，遂於舊派發生抵鋙。這樣「他既不見容於元豐，又不得志於元祐」，但事實可證，蘇軾一生屢遭挫折，但均超脫，兩次自請外任，在力所能及的範圍里儘可能濟世便民。任職密州時他從官倉中移用糧米「專以收養棄兒」，他還關心生產，與百姓一起捕蝗抗災，直到晚年遠放嶺南還拳拳不休地詠嘆「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
像蘇軾這樣心懷濟世之心，卻有志不能獲聘，不能見容於當世的文人很多，屈原、賈誼、陶潛、李白……自古以來，中國文人都不能避免地要面對窮與達的基本矛盾。坐廟堂之上可騁濟世之才，但伴君如伴虎，隨時有被貶謫或殺戮的危險處江湖之遠，可自足自適，但不免有心懷魏闕、惋惜滿腹經綸卻懷才不遇。這樣，歷代文人的心態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仕隱原型隨着歷史長河的變遷不斷積澱，至蘇軾便不可避免的呈現其共性。但蘇軾不同於屈原的一腔忠貞，憤而投江，更不同於李白的出入神仙道化的浪漫幻想。蘇軾「能在如夢如醉的人生歷程中保持清醒的主體意識，堅持淑世惠民的品格，成為一種光耀的'主動』人格的表現，而與陶淵明的'被動』人格異其趣」，朱靖華《蘇軾論》，《水調歌頭》中，詞人勾勒出一幅明月當空，孤高曠遠的境界中，雜用道家的觀念，俯仰古今，抒發了出世與入世矛盾的儒家心理，同進又以佛禪的感悟，揭示了睿智的人生理念。詞中貌似出世的內容實質上是入世思想的反撥，是其「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的儒家精神的寫照。
蘇軾的超曠達觀，是一個執着於現實人生者的超曠達觀，其立身處事的心理準則，主要還是儒家的精神。而釋、道精神對他的深刻影響，最終體現於他的思維理性一思考問題的方法和邏輯。如他建議神宗的政治綱領是「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這完全是儒家以修德為證、以人為本的思想，而建議神宗的施政方法，則是「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換言之，就是順應自然，以求水到渠成之功，這不分明有點道家無為而治的意味嗎？兩者相結合，似乎就是以儒家為本，而以道家為用了。當然，把他的政治思想與生活態度結合起來看待時，又未必盡然。元豐初，被貶黃州時，其身份是「罪發」，其生活是以「債負山積恐年載間遂有饑寒之憂」，值此之際，他先在給章惇的信中說「然俗所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安能預為之愁煎乎」，後又在給秦觀的信中說「至時必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顯而易見，這仍是「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的態度。這種無為而為，順應自然的[[[人生]]態度，自然易使人們把他看作是以道家精神統攝其心的人物。
可以說，蘇軾的人生哲學理念，是儒、道、釋兼容而因時變通的，兼容則寬厚通達，因時變通則超曠而又務實。蘇軾接受了儒家積極進取、熱愛生活的生命精神，但比正統儒家通達曠放。他接受道家哲學尚自然、貴自由、重獨立的精神，但並不像莊子那樣憤世嫉俗所以雖然終生仕途坎坷卻並不像陶淵明那樣辭官歸隱。他深諳佛門隨緣之理，以此來解釋並坦然面對各種不幸，但並不接受佛門厭世苦行的人生觀，他對道教養生術也感興趣，但並不接受其神仙荒誕之意。蘇軾在精深地理解諸家之說的基礎上打通壁壘，博採眾長，形成了兼容有度，雜糅而有體，因時變通而不失本真，超曠通達又切實有用的人生哲學。[1]
作者簡介
郭向明，山西呂梁人，文學愛好者，《我的民工兄弟》《遇見呂梁》《文峪河水庫賦》等多篇文章散見於《中國文化報》《雜文月刊》《呂梁文學》《呂梁日報》《中國作家在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