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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五首·其三》

作品名稱: 《放言五首·其三》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放言五首·其三》[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詩。它以極通俗的語言說出了一個道理:對人、對事要得到全面的認識,都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從整個歷史去衡量、去判斷,而不能只根據一時一事的現象下結論,否則就會把周公當成篡權者,把王莽當成謙恭的君子了。詩人表示像他自己以及友人元稹這樣受誣陷的人,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因而應當多加保重,等待「試玉」、「辨材」期滿,自然會澄清事實,辨明事偽。這是用詩的形式對他自身遭遇進行的總結。

在表現手法上,雖以議論為主,但行文卻極為曲折,富有情味。「贈君一法決狐疑」,詩一開頭就說要告訴人一個決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鄭重,用了一個「贈」字,強調這個方法的寶貴,說明是經驗之談。這就緊緊抓住了讀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斷的事是很多的,大家當然希望知道是怎樣的一種方法。「不用鑽龜與祝蓍」。先說不用什麼,而該用什麼,卻不徑直說出。這就使詩歌有曲折、有波瀾,對讀者也更有吸引力。詩的第二、三句才把這個方法委婉地介紹出來:「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很簡單,要知道事物的真偽優劣只有讓時間去考驗。經過一定時間的觀察比較,事物的本來面目終會呈現出來的。

以上是從正面說明這個方法的正確性,然後掉轉筆鋒,再從反面說明:「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如果不用這種方法去識別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對周公和王莽的評價,就是例子。周公在鋪佐成王的時期,某些人曾經懷疑他有篡權的野心,但歷史證明他對成王一片赤誠,他忠心耿耿是真,說他篡權則是假。王莽在未取代漢朝政權時,假裝謙恭,曾經迷惑了一些人;《漢書》說他「爵位愈尊,節操愈謙」。但歷史證明他的「謙恭」是偽,代漢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這是全篇的關鍵句。「決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偽。真偽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沒有了。如果過早地下結論,不用時間來考驗,就容易為一時表面現象所蒙蔽,不辨真偽,冤屈好人。

詩的意思極為明確,出語卻曲折委婉。從正面、反面敘說「決狐疑」之「法」,都沒有徑直點破。前者舉出「試玉」、「辨材」兩個例子,後者舉出周公、王莽兩個例子,讓讀者思而得之。這些例子,既是論點,又是論據。寓哲理於形象之中,以具體事物表現普遍規律,小中見大,耐人尋思。其以七言律詩的形式,表達一種深刻的哲理,令讀者思之有理,讀之有味。

詩詞正文

譯文

我送給你一種解決疑問的辦法,這個辦法不需龜甲,蓍草莖來占卜吉凶。

檢驗玉真假還需要燒滿三天,辨別木材還要等七年以後。

周公害怕流言蜚語的日子,王莽篡位之前畢恭畢敬。

假使這人當初就死去了,一生的真假又有誰知道呢?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6]

視頻

百家講壇.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

讀《放言五首·其五》作者白居易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