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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蒜薹之歌

內容簡介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1988年創作的一部體現中國作家良知、反映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長篇小說。小說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真實事件:數千農民響應縣政府的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果蒜薹全部滯銷,縣政府官員卻不聞不問,憂心如焚的農民自發聚集起來,釀成了震驚一時的「蒜薹事件」。'

農民受到鄉政府的鼓勵種了大量的蒜薹,希望賣個好價錢,但是鄉政府各個衙門對外地收購者雁過拔毛,任意對農民徵稅,阻止農民把他們過剩的蒜薹賣給外鄉收購者,又壓低收購價格,拒絕收購更多的蒜薹。鄉黨委書記拒絕和農民對話,農民們憤怒了,砸毀、焚燒鄉政府辦公室。高馬自願參加暴動,他急需賣掉蒜薹把新娘從她狠心的父親那裡買回來;而高羊和方四嬸只是被隨大流捲入了暴動,並不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幹什麼。莫言以「蒜薹事件」為經,以高羊、高馬、金菊、方四叔、方四嬸的生活經歷為緯,深刻地、多角度多側面地描寫了農民這一弱勢群體當時當下的生存狀態以及由此引發的悲劇故事。 小說以「蒜薹事件」為經,以高羊、高馬、金菊、方四叔、方四嬸的生活經歷為緯,深刻地、多角度多側面地描寫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當時當下的生存狀態,以及由此引發的悲劇故事。並剖析了農村文化的落後、思想的貧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導致「方四叔車輪下慘死」、「金菊上吊自殺」種種悲劇發生的原因。

小說並未按讀者習慣的模式來進行敘述,而是從「蒜薹事件」發生後,警察抓捕高羊與高馬開始,把高馬與金菊的戀愛故事與現實中的高羊被抓、高馬逃亡交叉敘述。當讀者在撲朔迷離而又生動具體的描寫中感受着警察的卑鄙無恥、鄉助理的以私循法、縣長的瀆職害民、稅務與工商的營私舞弊的場景中,整個情節的面紗也被逐漸揭開。 警察抓捕的馬臉青年被扣在馬路邊的樹上,又被過路的車撞死;蒜薹未賣出,四叔卻在歸家路上被鄉委書記的車撞死;看守所里的所謂的死囚不過是因不公待遇而打人一棍,卻被判死刑而且上訴未果最後被執行槍斃;金菊在高馬被捕後來到高馬四壁空空的家中,帶着即將臨盆的孩子吊死在高馬家的門框上;四嬸因老伴橫死且未得到公正判決而在衝擊縣府時放火泄憤,在牢里犯病也未得到相應醫治,雖然最後保外就醫卻因換婚親家掘了金菊的墳而上吊自殺。只有高羊因為膽小怯懦、逆來順受的個性而得以在勞改中苟且偷生。其他的蒜農也遭受着法律的「公正判決」。雖然在小說的結尾,上級黨組織發現並糾正了天堂縣的官僚主義作風,相關人員也受到了處分,但農民們的窮困與不幸卻還是未見到曙光。作者以一位知識分子的良知站在農民的立場,毫不留情地用筆把農民們的辛酸與屈辱描述得淋漓盡致,讓讀者在驚心動魄的畫面中感到到現實的殘酷與可悲。 值得稱道的是,在作品中,作者雖然寫出了有着阿Q式個性的高羊、循私枉法的鄉助理、害民擾民的稅務工商等各色人等以及讓人痛恨的披着共產黨外衣而不顧人民死活的縣長和縣委書記等人,讓人感到了時代的沉重,同時也塑造了具有反抗精神的高馬,同時,雖然用墨不多,但那個軍人出身的鄭老漢的兒子在法庭上的辯護,也閃耀着真理的光輝。其實,那個軍人的形象,正是作者的良心,也是千百萬在社會底層苦苦掙扎的群眾的心聲。而對那些窮困的百姓,作者也並未一味地肯定,而是寫出了他們的愚昧與自私。因此,作者是在批判着現實的黑暗的同時,也在批判着人性的醜陋。作者以他犀利的筆鋒,撕開了現實與人性的雙重表皮,並把真相赤裸裸地坦露在讀者的面前,令人振聾發聵。

作者簡介

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2月17日生,山東高密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着懷鄉的複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 他的《紅高粱》是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的里程碑之作,已經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在全世界發行。2011年莫言榮獲茅盾文學獎。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通過幻覺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1981年 開始創作生涯。迄今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說集《透明的紅蘿蔔》、《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雙月刊《蓮池》第5期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蓮池》第二期發表短篇小說《丑兵》、第五期發表短篇小說《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蓮池》二期發表短篇小說《售棉大路》並被 《小說月報》轉載。秋,在 當代著名作家莫言參加文學活動發言照片 《蓮池》五期發表短篇小說《民間音樂》,此文得到老作家孫犁賞識。孫在一篇短文中說這篇小說有一種空靈之感 。 1984年春,在《長城》雙月刊二期發表小說

內容預覽

莫言 十九年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數千農民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自發地聚集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創作着的家族小說,用了三十五天的時間,寫出了這部義憤填膺的長篇小說。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經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語錄: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小說發表後,許多人問我:這段話,是斯大林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的?為什麼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處? 我的回答是:這段話是斯大林在我的夢中、用煙斗指點着我的額頭、語重心長地單獨對我說的,還沒來得及往他的全集裡收,因此您查不到—— …… [1]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