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
著名學者，作家，新翻譯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與社會研究所所長，東亞系終身人文講席教授。曾任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跨系教授及講席教授。 單位，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曾多年執教於柏克利加州大學以及密西根大學，擔任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系跨系教授。目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以及終身人文講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學理論、跨文化交流史和新翻譯理論。劉禾為美國學界知名學者，經常在歐亞等多國講學和訪問。她是古根漢大獎得主，曾任美國威勒克(René Wellek)文學理論書獎及列文(Harry Levin)文學史書獎的評委，其英文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產生廣泛的影響。
| 劉禾(Lydia H. Liu) | |
|---|---|
| 國籍 | 中國 |
| 職業 | 著名學者，作家 |
| 知名於 | 她是古根漢大獎得主，曾任美國威勒克(René Wellek)文學理論書獎及列文(Harry Levin)文學史書獎的評委，其英文著作已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產生廣泛的影響。 |
| 知名作品 |
《語際書寫》 《持燈的使者》 《持燈的使者》 |
目錄
個人簡介
劉禾的理論和學術創新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在人文和社會科學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她的主要學術貢獻集中在跨文化交往史、 新翻譯理論、全球史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女性主義理論、以及新媒體理論等領域。劉禾是美國古根海姆 (Guggenheim) 大獎得主，曾獲全美人文研究所(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年度獎，以及柏林高等研究所 (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 年度獎等。
主要著述
劉禾有大量的英文專著和論文。Lydia H.Liu,Translingual Practice《跨語際實踐》，美國斯坦佛大學出版社，1995劉禾《語際書寫：現代思想史寫作批判綱要》香港天地出版社，1997 Lydia H.Liu(編著),Tokens of Exchange《交換的符碼》，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1999劉禾《持燈的使者》（主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書寫與物性在中國》（與Judith Zeitlin合編），美國哈佛大學東亞中心出版，2003 Lydia H.Liu,The Clash of Empires《帝國的碰撞》，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 主要著述英文專著(署名 Lydia H. Liu)主要包括 The Freudian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0年) 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學出版社，2004年), Translingual Practice(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95年), Tokens of Exchange(主編，杜克大學出版社，1999年),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與 Judith Zeitlin 合編，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出版，2003年),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與 Rebecca Karl 和 Dorothy Ko 合譯著，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13年)。 其中部分的英文著作已被譯成包括中文的多種文字。
多年以來，劉禾致力於雙語寫作，中文著作有《語際書寫》(香港天地出版社, 1997年; 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持燈的使者》(主編，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1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和《持燈的使者》(增訂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2007年),《帝國的話語政治》(The Clash of Empires的中譯本，三聯書店，2009年)，《六個字母的解法》(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中信出版社，2014年), 主編《世界秩序與文明等級》(北京三聯書店，2016)以及與萬仕國合編《天義·衡報》校注版(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等。
劉禾現任美國《置位》positions理論學刊編委、"Politics, History, and Culture 叢書"(杜克大學出版社)學術委員會委員、英國理論學刊 Writing Technologies 編委等......。曾任美國比較文學協會理事、美國《現代語言學會學報》PMLA 學術委員會、美國現代語言學會18世紀比較文學研究部理事等。她於2011年創辦清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跨語際文化研究中心，並擔任首屆主任。
從紐約的電影節說起
2015年4月，我在紐約主辦了一個獨立電影節，由哥倫比亞大學與林肯中心合作舉行，共有五部電影參展，還邀請了賈樟柯和國內幾位年輕的電影人到紐約，參加電影節的各種活動。這次活動有相當的影響，讓中國當代電影在紐約這個國際大舞台有了一次很好的展覽機會。說到辦這次獨立電影節的初衷，還和看電影《黃金甲》有點關係。去年《黃金甲》在紐約首映，我看後十分吃驚，因為《黃金甲》無論是在影片名稱上，還是從畫面上得到的詮釋上，都充分展示了拜金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流行。看張藝謀的這樣的影片，會讓美國人誤以為，國內的電影人都像他那樣拜倒在物慾面前，好像中國的導演和觀眾全體都喪失了藝術鑑賞力。我辦這個電影節，就是為了向國外展示中國電影人的真正實力。
今年夏天我從紐約飛回北京，參加了美術界的幾次活動，看了很多展覽，也看了孟京輝的新戲。其實，每次回到北京，我都希望看到一兩場小劇場的新戲，看不到就會很失望，尤其是田沁鑫和孟京輝導演的戲。今年我很慶幸看到了《兩隻狗的生活意見》，覺得兩個演員和導演孟京輝都表現得非常出色，幽默、犀利、智慧，這部戲把舞台的可能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我看來，田沁鑫和孟京輝是真正一流的導演，可以代表當代中國藝術的前衛性和創造力。除了小劇場，還有無數的美術展、音樂會和演出，這就是北京吸引我的地方。當然，全世界目前都在關注中國的變化，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會如此迅速地更新自己，但是，由發展帶來的問題似乎也日漸明顯。
我有近兩年沒有回國了，這次回來，發現北京的新建築和新街道給人以更強烈的壓迫感，而且空氣污染似乎也更加嚴重。飛機降落的時候，整座城市好像包藏在一隻巨大的灰球裡面，讓人捉摸不透。走到大街上，感覺很驚險，還要重新學習過馬路的技術，因為這裡路是給機動車修的，不是給人修的，所以人讓車是天經地義。可是國外正好反過來，車讓人才是天經地義，不然就要罰款。北京的新街道寬大無比，比歐洲和美國城市的廣場都要寬，不信你可以測量一下，肯定是世界第一。
我的書齋世界
很久以前，我下過鄉，是自己跑到河西走廊去的，一點不開玩笑，我跑下去是為了建設新農村。直到現在，還覺得自己有機會接觸鄉土中國是很幸運的，而最大的幸運是我們那一代中學生逃脫了除了考試就是考試的蒼白生活。我們在鄉下吃的苦，並不比當時的農民更苦，因此也沒什麼可抱怨的。說實在的，我寧願到廣闊天地去鍛煉，也不要整天窩在家裡做那些無聊的功課，比賽誰的分數高，多浪費青春呀！看着目前中學生的處境，我真的很同情他們。我們知青群體裡後來出了很多人，一部分留在國內工作，現在占據很重要的崗位，還有一部分人出國留學。我屬於後者，於是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大變革的旁觀者。
為什麼選擇出國？一兩句話說不清，簡單說，就是興趣加機遇。在80年代初期，國內讀外國文學專業的人很少，國內大學所能提供的資源有限，學習的欲望迫使我尋求更廣闊的天地。在山東大學讀碩士期間，我開始鍛煉自己用英文寫作。那時候我就認為只有掌握寫作能力，才算是真正學會了一種語言。後來證明，這些早期培養和鋪墊，為後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下那樣的苦功是做對了。
從性格上，我也許是更適合搞偵探或者破譯密碼，因為我自小就有偵探情結，喜歡刨根問底，對各種符號、密碼和線索都感興趣。這一切都對我後來從事學術研究有幫助,因為做學術就是要刨根問底，把事情搞清楚，但平常過日子刨根問底就可能招人煩了（笑）。
到哈佛大學的文理學院攻讀比較文學的博士學位，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當時不覺得適應美國大學的生活有什麼困難，畢竟學生的起居在全世界都沒什麼區別。使我深感觸動的倒是哈佛的學習氛圍：開放的課程，讓我可以走進任何一間教室；沒有借書門檻的圖書館，使我能自由暢讀，而這是中國大學所不具備的。
簡而言之，我涉足的比較文學領域，在美國是文學理論的前沿，它的研究結果往往是其他學科的理論基礎，包括人類學、歷史學、媒體研究、社會學等。當代的比較文學是跨學科的，研究工作總是和其他學科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很看重與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思維的「邊界」和學科的「邊界」始終是我的興趣點。要知道，從「邊界」出發總能獲得研究理論問題的獨特視角。這是我本人學術研究的特色，也是我的心得。
如果讓我重新再做一次選擇的話，那麼我想我還會選擇在大學裡的生活，一輩子跟年輕人打交道，一輩子跟鮮活的思想打交道，同時讓自己的心態也保持年輕。從1990年開始，我就在柏克利加州大學任教，培養博士生。12年後，我離開柏克利到密西根大學工作了幾年。後來搬到紐約，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主要任務還是培養博士生。在美國培養一名文科博士生，平均要投入6－7年的時間，因為博士生是未來的學者和教授，馬虎不得，這一點跟國內目前對博士學位的理解很不一樣。我的體會是，培養未來的學者要訣是，在打下堅實的知識基礎上把握當代學術研究的動向。所以我總是儘量引導我的博士生關注那些尚未形成定論的問題。事實上，要想真正了解當代理論的精髓，就必須要從那些尚未定論的、有爭議的問題入手，從問題切入是我對教學和培養學生的基本要求。
說到培養學生，由於科研經費優厚，美國每年都吸引大批的各國精英，促使美國學術界成為世界最活躍的地帶。比如說，從美國高校博士生的成分看，外國學生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同樣，外籍教授的比例也是首屈一指。而且這是各研究院、科研單位等整個學術領域的共同特點。
諷刺的是，9?11事件中攻擊世貿中心的恐怖分子中，有幾個人是持着赴美讀研的簽證入境的，為此美國國會曾一度十分恐慌，試圖限制赴美留學的學生人數。當時很多外國留學生儘管拿到了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卻拿不到簽證，中國也不例外，學生簽證的拒簽率極高。但是一年後限制又被解除了，為什麼呢？因為限制令下達後，美國的各科研院所、特別是尖端科研領域，幾乎陷入癱瘓境地，沒有外籍學生和專家的支持，已經影響到美國自身科研的發展。由此可見美國依賴外籍學生和專家的程度之深。
關於比較研究的灰色地帶
有關我的研究和著作，我常有尷尬的經歷，有一次採訪是陳燕妮做的，她對美國學界不夠了解，成稿後也沒有給我核實，弄得那篇文字有很多錯誤。最近，讓我同樣感到尷尬的是《跨語際實踐》中文譯本的勘誤問題，其中錯誤太多，甚至還有漏印現象。還好，新修訂版年內會在國內再版，也算是亡羊補牢吧。
說到《跨語際實踐》，這本書是用英文寫作的，是一本跨文化理論研究著作。書中我所討論的理論問題，既是一個跨文化的問題，也是一個跨學科的問題。這種研究的邊緣很寬泛，關心此書內容的人比較多，沾上邊的讀者就更多，因此就會產生這樣一種狀態：實際讀者是遠大於目標讀者，但是，讀者總是受限於學術領域的，那麼實際讀者就可能對作品的解讀有誤差。
談到國內對《跨語際實踐》的反應，我在這裡主要說一下圍繞「國民性」這個問題展開的辯論，其中還有對我的觀點的某些誤解。我想，有些讀者習慣於19世紀的思維定式，喜歡把人的差異一概都歸於國界和種族，動輒就把「國民性」抬出來解釋歷史和現實，這很難說不是國家主義的無意識在裡面起作用。同時，「國民性」話語也涉及到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的問題，因為從上世紀初開始，知識分子就高高在上地批判中國的老百姓多麼愚昧，似乎他們自己是站在中國之外談論中國的問題，這個姿態很令人懷疑。在我看來，「國民性」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歷史涵義，是一個新近的歷史產物。但它如此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理論，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我們研究嗎？這難道不是我們了解近代中國與外來理論之間如何對接的有趣的切入點嗎？
「國民性」話語的背後，襯托的是人們對比較研究這個灰色地帶的漠然。當研究者將兩種不同文化相比較時，往往以二者之間各自有着孤立的傳統為前提，卻忽略了他們之間從前或者正在發生關係的這個灰色地帶。在比較研究的過程中，當人們試圖在甲文化中尋找跟乙文化對應的概念時，翻譯就已經開始了。與此同時，人們又不得不通過翻譯本身來表述差異。從認識論上說，這種差異是後於翻譯的，而翻譯的不可見或透明化，恰恰是比較研究的灰色地帶形成的原因。如果這種思路形成定式，就勢必造成先入為主的、孤立主義的文化概念。
可是，文化從來就不是孤立的，文化和文化之間永遠是相互浸染和滲透的。看看我們使用的現代漢語吧，到處是外來詞彙和歐式語法，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充分意識到這種滲透呢？當人們使用一種外來化的漢語來強調中國文化的本位的時候，就已經自相矛盾了。我在《跨語際實踐》一書的各章節以及附錄中，就分析了大量的這一類的思維範式。
哈佛大學最近出版我的《帝國的碰撞》，它也是一本英文專著。寫這本書我花了差不多十年時間，因為裡面的研究是我在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和檔案館裡長期「偵察」到的結果。與《跨語際實踐》不同，這本書關注的問題是，19世紀鴉片戰爭前後中英雙方的外交和往來為現代中國留下了怎樣的政治話語和遺產。比如今天已經貫穿到法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體系的主權、公民、君主、權力、治外法權等概念，最早都是從19世紀翻譯國際法、萬國公法的過程中產生的。19世紀是晚清統治者與帝國列強發生政治和軍事衝突的頻繁時期，而這一類的衝突往往是文科研究的灰色地帶，因為衝突一旦結束就會被人遺忘，人們不再關注這些翻譯語彙在衝突中形成的背景。
問題是這些被遺忘的背景是不是應該整理出來？它需不需要我們關注？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特別是我在研究中屢屢發現的線索――帝國之間的禮物往來、傳教的翻譯、聖經、語法書以及殖民攝影――似乎都奇妙地交織在一起。
比如，我在美國聖經協會的圖書館意外地偵察到一本精緻豪華的文言文聖經，全書封面用白銀裝裱，內頁為鍍金紙，幾乎和中國從前裝裱佛經的做法差不多。我看到的這本聖經，與1894年英美新教女傳教士獻給慈禧六十大壽的那本豪華版聖經，有着驚人的相似點。1894年正值慈禧六十慶典，女傳教士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把基督教精神傳達給慈禧太后，於是她們發動全國教徒捐款傾力打造了這件生日禮物。無獨有偶的是，維多利亞女王也有一個固定的習慣，對於外國朝覲她的使臣，她都喜歡送一本新約聖經作為禮物，以炫耀她統治下的大英帝國之所以強盛的奧秘。所以，聖經禮物所帶來的帝國外交，背後還有着19世紀性別、宗教和殖民統治的大背景。這和我的研究有着緊密地聯繫，我把這段有趣的故事引入到對基督教、廢奴運動和女權運動的分析上，特別是這些運動對英美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因為當時的女權運動直接影響到基督教會內部，這是很多研究都忽略的。舉個例子，由於兩次鴉片戰爭簽署了各種有利通關的條約，英美女傳教士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在20世紀初女傳教士的人數甚至已經超過了男性，賽珍珠的父母就是在這個時候作為傳教士被派到中國來的。
《帝國的碰撞》很快會跟國內的讀者見面，中文翻譯工作已接近尾聲，年內將和再版的《跨語際實踐》由三聯書店一齊出版，我希望聽到學界誠懇的意見。
大學出版社就應該被養起來
如果拿中美間的學術出版的狀況做比較，我覺得美國那邊出泡沫的機會要少得多。我感覺國內的情況不太好，儘管國內學術出版的量是猛增的，但是除了個別優秀的學術著作之外，整體上是泡沫化的。這恐怕和學術出版的體制有關。首先，美國有匿名評審制度，評審的標準是非常嚴格的，「粗糙」的學術著作很難流通到市場上。就這個問題，我曾經和國內的學者交流過。他們普遍認為匿名評審在中國難於操作，緣由很多，比如人際關係等等。國內還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出書人經常要自費出版，這不可思議，學術出版如果摻雜上金錢交易，質量怎麼保證？
國內學術出版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重空談輕學術，尤其體現在文科領域。我每年回國淘書，整體感覺就是出版社是哪個人有名，哪個人「紅」，就出哪個人的書，可是那些功底紮實的世界各國當代學術著作，卻往往少有出版和翻譯，其實真正的學術發展不是靠幾個名人，而是靠眾多學者的共同努力和成果。另外，我覺得對國外學術的譯介也是雜亂無章，無論是哪一個學科，很難看到有系統的譯介。
問題還是出在體制上。以我比較熟悉的美國的學術出版來說，那邊出版機構非常龐大，幾乎每個大學和研究機構都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社主要依靠大學或研究機構給予經濟保障，不能完全依賴市場。只有這樣，學術出版才能不受到市場干擾，心平氣和地甄選和出版優秀的著作―――這也是學術出版的基本原則。
儘管近年來隨着全球化的發展，國外的學術出版機構也開始面臨生存的問題，但大多數國家的學術出版，從來沒有「淪落」到要為它的「上級」或主管單位掙錢或者是撈錢的地步。我在國外常常聽到的是學者抱怨大學給出版社的錢太少，到國內反而聽說出版社每年要給大學上交利潤。當學術出版成為產業的時候，學術著作的質量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從作者方面講，大家寫作的動機也發生了變化。近些年，在大學，或者是學術機構，不少人恐怕都是為了滿足職稱和學術成果評定的某種標準，才發表作品的。
如何借鑑國外的學術評審制度
國內目前使用的SSCI作為文科學術研究考查方式，弊病太多了。記得這個方法實行後不久，在2001年8月，《讀書》雜誌就組織幾位國內外學者進行討論，我當時在北京，也參加了。與會諸位都明確指出這樣的制度不可行，認為這不但不能反映出論文的學術價值，而且只能鼓勵浮誇的學風，遭受損失的最終是中國學術本身。不幸的是，這個制度還是強制實行了，更不幸的是，我們當時的擔心今天都成了現實。在國外，學界的學術期刊的地位或權威性，基本要靠學界的共識，從沒有什麼「核心刊物」一說，而且一流學府對學者從來不搞「量化」考查。不是什麼都要和「國際接軌」嗎？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方面就不能和人家接軌，非要有這種貽害無窮的發明？
美國評價教授的成就有三個方面，即研究成果、教學和校內外的服務。在這三個方面，只有教學採用小部分的「量化」。各個系或學院會設計一個表，讓學生來填，評價教授的教學情況，學生還要寫評語，評語在職稱評定時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用產量的概念來衡量學者的水平，在美國大學肯定行不通。一個埋頭做研究的學者，一年中怎麼能有時間來寫那麼多論文呢？我願意再次呼籲，國內高校推廣的通過SSCI索引來衡量學術成果的做法是極為錯誤的，我從未聽說任何一個美國一流大學採用SSCI作為學術成就的衡量標準。因為SSCI這類東西在美國多半是圖書館用來編目和學者自己查閱用的，基本在質量上沒有什麼選擇。總之，將SSCI作為衡量學術水準的尺度，是對美國大學機制不了解所造成的極大誤解，也是學術機構官僚化――外行領導內行的典型表現――當學術機構的領導者無法判斷研究人員的工作質量時，所不得不採取的手段。這種情形很令人擔憂。
毫無疑問，中國飛速的變化非常迷人，這種發展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在中國也是史無前例。對我來說，與生我養我的土地保持經常的聯繫，爭取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也算是一種參與吧。我二十多年前到美國，算是文革後出去的第一代留學生。回想我們當年出去留學的時候，很難和家人團聚，甚至連電話都打不了――當時國內只開通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國際長途，而父母遠在四川，只能靠書信和他們聯繫。那個時候，即便想回國探親，返回簽證也很難辦，因此我差不多8年都沒有回過家。現在回國很容易了，我爭取每年暑期都回來一次。一方面是為了探望母親和家人；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夠保持與國內學者的交往；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儘量地去體驗和參與中國社會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