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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殉難烈士墓紀念碑碑文

《五卅殉難烈士墓紀念碑碑文》是蔡元培寫的一篇文章,內容是什麼,來了解一下吧。   

目錄

原文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口日,五卅殉難烈士墓成,烈士喪葬籌備委員會乞文於余,以告來者①。余當五卅慘案發生之日,方避地歐洲,於舉國人士激昂悲壯之奮鬥,雖未獲躬預其役②,然自五卅慘案發生,中國民族獨立運動震撼世界之偉大影響,則所耳聞目睹。辛亥革命而後,帝國主義者以北洋系軍閥為工具,繼續其宰割蹂躪中國民族之行為,久視中國為次殖民地。吾黨總理孫先生,獨持三民主義,以廣州一隅之力,與全國之軍閥、世界之帝國主義者戰,期完成辛亥革命之使命③。十餘年來,憔悴憂傷,艱苦卓絕,終以黨員之不努力、國民之不覺悟,北伐未成,國民會議之主張復失敗,齎志飲恨④,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病逝於北京行館。孫先生死,帝國主義者與軍閥益肆無忌憚。國民黨員與中國民眾痛導師之喪失,知舍努力國民革命中國無以自存⑤,故當帝國主義者壓迫加甚之日,被壓迫民眾反抗之心亦與之俱增。孫先生逝後七十八日,遂有公共租界工部局英捕屠殺中國愛國民眾之慘劇。先是上海某日商紗廠⑥,因壓制罷工,殘殺工人顧正紅,工會與公正之中國人士訴之英人主持之公共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置之不理,同時為壓迫租界中國人民計,工部局復於是年公共租界納稅人年會提出印刷附律、交易所條律等,剝奪中國居民之出版自由,侵犯中國政府之經濟主權,中國民眾忍無可忍,遂群起為和平之呼籲。國民黨員與青年學子,均自動集隊講演,以激勵國人之愛國心。工部局竟悍然不顧,命令街捕遇講演者無論男女悉加逮捕。一小時內,被捕達百餘人,老閘捕房獄為之滿,後至者尚踵相接⑦。時講演者前仆後繼,不稍退卻,聽講之群眾亦愈聚愈眾,南京路途為之塞。群眾雖義憤填膺,然皆徒手,無暴動之行為。工部局總辦魯和,競縱任英捕頭愛活生開槍示威,群眾聞槍聲紛向後退,而途塞,急亂不得出路,愛活生乃續令各捕向徒手圖退之群眾開實彈之槍,至四十四響之多。是役也,前後殉難者,計: 何秉彝、陳虞卿、顧正紅、尹景伊、王紀福、鄔金華、唐良生、石松盛、金念七、楊連發、蔡阿根、談金福、徐桂生、魏國平、羅文照、談海根、詹仲炳、陳兆常、朱和尚、傅芳貴、王奎寶、陳興發、徐洛逢、王芸生、姚順慶等二十五烈士⑧,傷者不計其數,彈皆由背入,足證死傷之群眾均於退讓後受創。嗚呼慘矣! 英帝國主義者在華殘酷兇惡,至是悉暴露無遺。慘耗所播,海內外之國人與列國主張公道之人士,莫不群起斥英帝國主義者之暴行,願為上海被壓迫民眾之聲援。各地排英舉動風起雲湧,不約而遍於全國。上海公共租界商店罷業者二十七日,工人罷工者三十餘萬人,罷工期間延長至兩閱月⑨。廣州民眾因響應上海民眾之排英,復演六月二十三日之慘劇,殉難者數十餘人⑩。自此而後,英人在華之商業一蹶不振,中國被壓迫群眾與帝國主義者之肉搏,亦由此開始。本黨總理孫先生喚起民眾共同奮鬥之遺囑,乃見諸事實。中國民族在國際上之獨立運動,五卅烈士實開其端,諸烈士之死,豈尋常哉! 繼諸烈士之後,奮鬥犧牲,以達完成中國國民革命、實現總理三民主義之目的,是則後死者之責也已(11)。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五日蔡元培撰。

鑑賞

蔡元培應命撰寫的《五卅殉難烈士墓紀念碑碑文》,用愛憎分明的筆觸記敘了中國人民在五卅慘案中反帝愛國的英勇鬥爭,高度評價五卅運動是「中國民族在國際上之獨立運動」 的開端,強調後來者應「繼諸烈士之後」,努力完成國民革命的責任。文章首敘寫作碑文的緣由。次敘作者遊學歐洲,雖未親自參加五卅鬥爭,但「中國民族獨立運動震撼世界之偉大影響」,則已 「耳聞目睹」,為後文先伏一筆。然後敘述五卅運動所由產生的社會政治背景。作者用史家之筆公正地指出,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局勢的發展十分曲折,令人憂慮。1911年雖然趕跑了清皇帝,但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仍以北洋軍閥為工具,「繼續」「宰割蹂躪中國民族」,「辛亥革命之使命」實際上並未完成。這十多年來孫中山先生領導大家進行 「艱苦卓絕」 的鬥爭,可是,一是「黨員之不努力」,一是「國民之不覺悟」,北伐還是失敗了,他自己也飲恨而逝。在作者看來,孫中山先生的去世,作為一個契機,激化了中國人民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遂有五卅慘案的發生。蔡元培以國民黨元老和「學界泰斗」的身份而如是云云,應該承認是公允的、誠懇的,從而加大了碑文的歷史含量。接下來,翔實地記敘了五卅運動的導火線,慘案發生的具體情狀,上海殉難烈士姓名,以及全國反帝熱潮的迅猛高漲等全過程,並指明它的歷史意義在於標誌着中國人民從此開始了獨立的反對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末了,點明後死者的責任及碑文撰述者以呼應開頭,收束全篇。通讀全文,我們分明感到作者文筆老健、結撰嚴謹,通體自有莊肅之氣流溢而出。從文體講,這是一篇碑文。碑文的「正體」「主於敘事」,「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日變而不失其正」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碑文」條)。換句話說,一篇碑文的好壞往往在某種意義上取決於作者「敘事」 的本領怎麼樣。本文把重點設計在五卅慘案的全過程上,正是作者匠心之所在。作者非常明確,事理的權威性寓於敘述的客觀真實性,只有把五卅慘案準確地敘述清晰了,才能收到謳歌民眾、揭露敵人的效果。試看從「群眾雖義憤填膺」至「嗚呼慘矣」這段敘寫。用 「皆徒手」,「四十四響」,一一列出的犧牲者姓名來表明群眾「無暴動行為」,是被害者,是正義一方; 用直揭敵酋的筆法點出魯和令愛活生開槍示警,「續令各捕向徒手圖退之群眾開實彈之槍,至四十四響之多」來坐實帝國主義分子是蓄意,是兇手,是非正義一方。然後一語扣牢: 「彈皆由背入,足證死傷之群眾均於退讓後受創。」真是字無虛設,力逾千鈞。行文至此,「嗚呼慘矣」這個呼嘆句的出現便順理成章了。這等功夫,便是我國傳統史家所講求的 「寓論斷於敘事」 的筆法,你看,蔡元培運用得多麼高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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