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鵜鶘與魚》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鵜鶘與魚》是鄭振鐸寫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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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的柔紅光,照在周圍十餘里的一個湖澤上,沒有什麼風,湖面上綠油油得像一面鏡似的平滑。一望無垠的稻田。垂柳松杉,到處點綴着安靜的景物。有幾隻漁舟,在湖上淀泊着。漁人安閒地坐在舵尾,悠然地在吸着板煙。船頭上站立着一排士兵似的鵜鶘,灰黑色的,喉下有一大囊鼓突出來。漁人不知怎樣地發了一個命令,這些水鳥們便都撲撲地鑽沒入水面以下去了。
湖面被沖盪成一圈圈的粼粼小波。夕陽光跟隨着這些小波浪在跳躍。
鵜鶘們陸續地鑽出水來,上了船。漁人忙着把鵜鶘們喉囊里吞裝着的魚,一隻只地用手捏壓出來。
鵜鶘們睜着眼睛望着。
平野上炊煙四起,裊裊地升上晚天。
漁人揀着若干尾小魚,逐一地拋給鵜鶘們吃,一口便咽了下去。
提起了槳,漁人劃着小舟歸去。湖面上刺着一條水痕。鵜鶘們士兵似的齊整地站立在船頭。
天色逐漸暗了下去。湖面上又平靜如恆。
這是一幅很靜美的畫面,富於詩意;詩人和畫家都要想捉住的題材。
但隱藏在這靜美的畫面之下的,卻是一個殘酷可怖的爭鬥,生與死的爭鬥。
在湖水裡生活着的大魚小魚們看來,漁人和鵜鶘們都是敵人,都是蹂躪它們、置它們於死的敵人。
但在鵜鶘們看來,究竟有什麼感想呢?
鵜鶘們為漁人所餵養,發揮着它們捕捉魚兒的天性,為漁人干着這種可怖的殺魚的事業。它們自己所得的卻是那麼微小的酬報!
當它們興高采烈地鑽沒入水面以下時,它們只知道捕捉、吞食,越多越好。它們曾經想到過:鑽出水面,上了船頭時,它們所捕捉、所吞食的魚兒們依然要給漁人所逐一捏壓出來,自己絲毫不能享用的麼?
它們要是想到過,只是作為漁人的捕魚的工具,而自己不能享用時,恐怕它們便不會那麼興高采烈地在捕捉再吞食吧。
漁人卻悠然地坐在船艄,安閒地抽着板煙,等待着鵜鶘們為他捕捉魚兒。一切的擺布,結果,都是他事前所預計着的。難道是「運命」在撥弄着的麼,漁人總是在「收着漁人之利」的;鵜鶘們天生的要為漁人而捕捉、吞食魚兒;魚兒們呢,仿佛只有被捕捉、被吞食的份兒,不管享用的是鵜鶘們或是漁人。
在人間,在淪陷區里,也正演奏着鵜鶘們的「為他人作嫁衣裳」的把戲。
當上海在暮影籠罩下,蝙蝠們開始在亂飛,狐兔們漸漸地由洞穴里爬了出來時,敵人的特工人員(後來是「七十六號」里的東西),便像夏天的臭蟲似的,從板縫裡鑽出來找「血」喝。
他們先揀肥的、有油的、多血的人來吮、來咬、來吃。手法很簡單:捉了去,先是敲打一頓,亂踢一頓,——掌頰更是極平常的事——或者吊打一頓,然後對方的家屬託人出來說情。破費了若干千萬,餵得他們滿意了,然後才有被釋放的可能。其間也有清寒的志士們只好挺身犧牲。但不花錢的人恐怕很少。
某君為了私事從香港到上海來,被他們捕捉住,作為重慶的間諜看待。囚禁了好久才放了出來。他對我說:先要用皮鞭抽打,那尖長的鞭梢,內里藏的是鋼絲,抽一下,便深陷在肉里;抽了開去時,留下的是一條鮮血痕。稍不小心,便得受一掌、一拳、一腳。說時,他拉開褲腳管給我看,大腿上一大塊傷痕,那是敵人用皮靴狠踢的結果。他不說明如何得釋,但恐怕不會是很容易的。
那些敵人的爪牙們,把志士們乃至無數無辜的老百姓們捕捉着、吞食着。且偷、且騙、且搶、且奪的,把他們的血吮着、吸着、喝着。
爪牙們被餵得飽飽的,肥頭肥腦的,享受着有生以來未曾享受過的「好福好祿」。所有出沒於燈紅酒綠的場所,坐着汽車疾馳過街的,大都是這些東西。
有一個壞蛋中的最壞的東西,名為吳世寶的,出身於保鏢或汽車夫之流,從不名一錢的一個街頭無賴,不到幾時,洋房子有了,而且不止一所;汽車有了,而且也不止一輛;美妾也有了,而且也不止一個。有一個傳說,說他的洗澡盆是用銀子打成的,金子熔鑄的食具以及其他用具,不知有多少。
他享受着較桀紂還要舒適奢靡的生活。
金子和其他的財貨一天天地多了,更多了,堆積得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其數。都是從無辜無告的人那裡榨取偷奪而來的。
怨毒之氣一天天地深;有無數的流言怪語在傳播着。
群眾們側目而視,重足而立;吳世寶這三個字,成為最恐怖的「毒物」的代名詞。
他的主人(敵人),覺察到民怨沸騰到無可壓制的時候,便一舉手地把他逮捕了,送到監獄裡去。他的財產一件件地被吐了出來。——不知到底吐出了多少。等到敵人,他的主人覺得滿意了,而且說情人也漸漸多了,才把他釋放出來。但在臨釋的時候,卻唆使狾狗咬斷了他的咽喉。他被護送到蘇州養傷,在受盡了痛苦之後,方才死去。
這是一個最可怖的鵜鶘的下場。
敵人博得了「懲」惡的好名,平息了一部分無知的民眾的怨毒的怒火,同時卻獲得了吳世寶積惡所得的無數擄獲物,不必自己去搜括。
這樣的效法餵養鵜鶘的漁人的辦法,最為惡毒不過。安享着無數的資產,自己卻不必動一手,舉一足。
鵜鶘們一個個地上場,一個個地下台。一時意氣昂昂,一時卻又垂頭喪氣。
然而沒有一個狐兔或臭蟲視此為前車之鑑的。他們依然地在搜括、在捕捉、在吞食,不是為了他們自己,卻是為了他們的主人。
他們和鵜鶘們同樣的沒有頭腦,沒有靈魂,沒有思想。他們一個個走上了同樣的沒落的路,陷落在同一的悲慘的命運里。然而一個個卻都踴躍地向墳墓走去,不徘徊,不停步,也不回頭。[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