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思考5：面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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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天，也是我們在國外的最後一天。
車隊從加德滿都向邊境小鎮樟木進發。
在車上我想，尼泊爾作為我們國外行程的終點，留給我一個重要話題，一定要在結束前說一說。
那就是：沒有多少文化積累的尼泊爾，沒有自己獨立文明的尼泊爾，為什麼能夠帶給我們這麼多的愉快?我們不是在進行文化考察嗎了為什麼偏偏鍾愛這個文化濃度不高的地方?
設想一下，如果我們的國外行程結束在巴基斯坦的莫亨朱達羅，或印度的恆河岸邊，將會何等沮喪!這個問題，實際是對人類文明的整體責問。而且可以說是世紀的責問。
世界各國的文明人都喜歡來尼泊爾，不是來尋訪古蹟，而是來沉浸自然。這裡的自然，無論是喜馬拉雅山還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種人類文明要早得多。沒想到人類苦苦折騰了幾千年，最喜歡的並不是自己的創造物。外來旅行者也喜歡這裡的生活氣氛，喜歡淳真、忠厚、慢節奏，喜歡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環境潔淨、空氣新鮮、飲水清澈。其實說來說去，這一切也就是更貝占近自然，一種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現代文明的重鎮，除了工作需要，人們倒反而不願去了。那裡人潮洶湧、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離就逃離，逃離到尼泊爾或類似的地方。
這裡就出現了一個深刻的悖論。本來，人類是為了擺脫粗拆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對立面是荒昧和野蠻，那時的自然似乎與荒昧和野蠻緊緊相連。但是漸漸發現，事情發生了倒轉，擁擠的鬧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蠻。
現代派藝術寫盡了這種倒轉，人們終於承認，寧肯接受荒昧和野蠻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蠻化的所謂文明世界。
如果願意給文明以新的定位，那麼它已經靠向自然一邊。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對手一一自然。現在我們已經不可能抹去或改寫人類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權利總結教訓。重要的教訓是：.人類不可以對同類太囂張，更不可以對自然太囂張、這種囂張也包括文明的創造在內，如果這種創造沒有與自然保持和諧，與人性保持和諧。
文明的非人性化有多種表現。繁衍過度、消費過度、排放過度、競爭過度、占據空間過度、繁文褥節過度、知識炫示過度、雕蟲小技過度、心理曲折過度、口舌是非過度、文字垃圾過度、無效構建過度?，?…對這一切災難的爆發式反抗，就是同歸自然。
我們正在慶幸中華文明延綿千年而未曾斷絕，但也應看到，正是這個優勢帶來了更沉重的累贊。好事在這裡變成了壞事，榮耀在這.里走向了負面。
因此，新世紀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是卸去重負，輕鬆地去面對自然，哪怕這些重負有歷史的榮譽、文明的光澤。
即使珍珠寶貝壓得人透不過氣來的時候也應該捨得卸下，因為當人力難以承擔的時候它已經是一種非人性的存在。
與貧困和混亂相比，我們一定會擁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麗的安適，也就是哲人們嚮往的「詩意地居息」。我預計，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比賽，也將在這一點上展開。
我突然設想，如果我們在世紀門檻前稍稍停步，大聲詢問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哲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那麼我相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只有楊朱說不準)不會有太大分歧。對於文明堆積過度而傷害自然生態的現象，都會反對。
孔子會說，我歷來主張有節制的愉悅，與天和諧;墨子會說，我的主張比你更簡單，反對任何無謂的耗費和無用的積累;荀子則說，人的自私會破壞世界的簡單，因此一定要用嚴厲的懲罰把它扭轉過來，微笑不語的是老子和莊子，他們似乎早就預見一切，最後終於開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們只選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賽什麼?要講文明之道.惟一的道就是自然。這就是說，中國文化在最高層面上是一種做減法的文化，是一種嚮往簡單和自然的文化。正是這個本質，使它節省了很多靡費，保存了生命。[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