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我四五年來未到這邊，對於這邊情形，不甚熟悉：我在上海的情形，也非諸君所知。所以今天還是講幫閒文學與幫忙文學。
這當怎麼講?從五四運動後，新文學家很提倡小說，其故由當時提倡新文學的人看見西洋文學中小說地位甚高，和詩歌相仿佛;所以弄得像不看小說就不是人似的。但依我們中國的老眼睛看起來，小說是給人消閒的，是為酒余茶後之用。因為飯吃得飽飽的，茶喝得飽飽的，閒起來也實在是苦極的事，那時候又沒有跳舞場： 明末清初的時候，一份人家必有幫閒的東西存在的。那些會念書會下棋會畫畫的人，陪主人念念書，下下棋，畫幾筆畫，這叫做幫閒，也就是篾片!所以幫閒文學又名篾片文學。小說就做着篾片的職務。漢武帝時候，只有司馬相如不高興這樣，常常裝病不出去。至於究竟為什麼裝病，我可不知道。倘說他反對皇帝是為了盧布，我想大概是不會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盧布。大凡要亡國的時候，皇帝無事，臣子談談女人，談談酒，像六朝的南朝，開國的時候，這些人便做詔令，做敕，做宣言，做電報，——做所謂皇皇大文。主人一到第二代就不忙了，於是臣子就幫閒。所以幫閒文學實在就是幫忙文學。
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廊廟文學，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非幫主人的忙，就得幫主人的閒;與這相對的是(二)山林文學。唐詩即有此二種。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是 「在朝」和 「下野」。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無閒可幫，但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如果既不能幫忙，又不能幫閒，那麼，心裡就甚是悲哀了。
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那時很有被聘的希望，一被聘，即謂之徵君;開當鋪，賣糖葫蘆是不會被征的。我曾經聽說有人做世界文學史，稱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看起來實在也不錯。一方面固然由於文字難，一般人受教育少，不能做文章，但在另一方面看起來，中國文學和官僚也實在接近。
現在大概也如此。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於看不出來。今日文學最巧妙的有所謂為藝術而藝術派。這一派在五四運動時代，確是革命的，因為當時是向「文以載道」說進攻的，但是現在卻連反抗性都沒有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生。對社會不敢批評，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說對不起藝術。故也變成幫忙柏勒思(plus)幫閒。為藝術而藝術派對俗事是不問的，但對於俗事如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人是反對的，則如現代評論派，他們反對罵人，但有人罵他們，他們也是要罵的。他們罵罵人的人，正如殺殺人的一樣——他們是劊子手。
這種幫忙和幫閒的情形是長久的。我並不勸人立刻把中國的文物都拋棄了，因為不看這些，就沒有東西看;不幫忙也不幫閒的文學真也太不多。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閒幫忙的人物。有人說文學家是很高尚的，我卻不相信與吃飯問題無關，不過我又以為文學與吃飯問題有關也不打緊，只要能比較的不幫忙不幫閒就好。
賞析
1932年冬魯迅由上海北上，抵達北平後，在各大學作了多次講演，這裡便是在北京大學的講演詞。據開頭所述，因對於「這邊情形不甚熟悉」，所以還是講「幫忙文學」與 「幫閒文學」。又，在北平輔仁大學演講《今春的兩種感想》中說，因「沒豫備什麼」，所以「就隨便談談」。雖然這樣說，卻仍然在北平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固然是因為他所論述的問題，在當時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氣候中，具有揭露蒙蔽青年的種種流行論調的意義; 還因為這篇演講稿具有魯迅雜文特有的藝術風格。
發端從五四運動後新文學中小說的興起開始。小說，其實在五四前資產階級改良派如梁啓超等人的眼裡，地位便很崇高。因而，整個社會對小說都刮目相看。然而，魯迅在此敘述小說發展的新氣象，主要是為了引出後文，並使以下所述狀況和小說地位的提高成一對比。「依我們當時中國的老眼睛看起來」，是對歷史的回溯，實際上是指明，舊的傳統，承襲至今，那些御用的或如僕人一般的文人，仍然使小說起着「給人消閒」的作用，臣子給皇帝與奴才給主子消閒如出一轍。每個時代，延及民國時期，都是如此。這樣，所謂 「幫閒文學」便逐漸在敘述中現出它的真相來，從而為下面更深的剖析做了準備。
把中國文學分成兩大類，廊廟文學與山林文學，如果從文學史中某一個特定的視角來觀察，並無不可。但是魯迅如此區分，還有着強烈的嘲諷意味。廊廟文學既幫忙又幫閒，山林文學儘管是「下野」的，但不少隱士確實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幫忙幫閒的願望未嘗泯滅。如果不能，「心裡就甚是悲哀了」。緊接着的是進一步把這「兩種文學」——官僚和隱士的領地之間的相近之點點出，「中國是隱士和官僚最接近的」，「中國文學為官僚文學」，這正是中國文學的特質之一。茫茫上下數千年文學史，或近或遠地附着於這一特質。所謂兩大類實在不過是一大類而已，作者先「分」再「合」，然而使二者間的「分」變得不重要，也即先造成一種不同的印象，然後再撕去掩蓋在它們表面的差別。這樣，「幫閒文學」 的特點及其在歷史上的位置便呼之欲出了。
如果說，以上，作者還只是將自己的用意暗藏在對歷史的追敘中，那麼，「現在大概也如此」，才使文章真正切入當時，或者切入正題。引古喻今，在魯迅雜文中是常用的藝術手法，不僅表明先生有極淵博的學識，還使讀者從作者提示的歷史類比中，去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認識現實的問題。「方法巧妙多了」 是一種 「進化」，但如果只是為了 「幫閒」，或 「幫忙」，那也夠令人悲哀的了，這是一種多巧妙的譏諷。
對於「為藝術而藝術派」，魯迅不輕易下斷語一筆抹殺，在「文以載道」說統治文壇千萬年的歷史河流中，「為藝術而藝術」與其他新學說一起，阻斷了它的繼續流淌。但是，問題的重心是當今，歷史江河再度向前涌流，而這一派擔當的角色卻轉換了。「不但沒有反抗性，而且壓制新文學的發生。」這一派以為「藝術至上」，藝術不能為了人生，不能反抗不能批評社會，否則便背離了為藝術的藝術。那麼，這一派的實際作用也就暴露無疑了。幫忙加幫閒，從漢武帝時代起，一直到現代的為藝術而藝術派，儘管面目各異，卻是共具的特徵。對其的揭露，也貫穿了魯迅本篇文章的前後。「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在文壇上頗具存活能力，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魯迅花了不少精力與此進行論爭，如最後一段所言：「現在做文章的人們，幾乎都是幫忙幫閒的人物。」至此，我們也同樣可以明白，魯迅文中為什麼要引中國古代的例證進行論述。[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