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之中國回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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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丘旁，我正低頭留心腳下的路，耳邊傳來一個招呼聲：「你好飛」一聽就是外國人講的中文，卻講得相當好，不是好在發音，而是好在語調。一切語言，發音使人理解，語調給人親切。我連忙抬起頭，只見一位皮膚棕褐油亮、眼睛微凹有神的埃及青年站在眼前。
他叫哈姆迪，有一個中文名字叫王大力，在開羅學的中文，又到中國進修過。聽說我們在這兒，趕來幫着做翻譯，已經在門口等了一個多小時。
「你在中國哪個大學進修的?」我間。
「安徽師範大學，不在省會合肥，在蕪湖。」他回答。這便我興奮起來，說：「我是安徽的女婿，知道嗎?
明天，我的妻一子就從安徽趕到這裡。
「知道，你的妻子非常有名。」他說，「我也差一點成了安徽女婿，女友是馬鞍山的，後來由於宗教原因，她家裡不同意。」
就這麼幾句，他的手已經搭在我的肩上了。
此後幾天，我們都有點離不開他了。本來，每到一個參觀點都會有導遊講解，土大力謙遜地躲在一邊，不聲不響。我們提出一些問題，導遊多次回答仍不得要領，王大力忍不住輕聲解釋幾句，誰料這幾句解釋既痛快又幽默，我們漸漸向他匯攏了，使得講一口流利英語的埃及女導遊漸漸被冷落在一邊，非常難過，說要控訴旅遊公司，既然派出了她，為什麼還要派來一個更強的。其實，王大力根本沒受誰的支派，是自願來的。
他非常熱愛埃及文物，說小時候老師帶他們到各地旅遊，還見到不少橫七豎八地雜陳在田野中的文物，誰也不重視，小學同學甚至還會拿起一塊石頭去砸一尊塑像的鼻子，不知道這尊塑像很可能已經三四千歲。普遍重視文物，是後來外國學者和遊客帶來的眼光。而他自己，則是在讀了很多書，走了很多路之後，才明白過來。
他盼望有更多的中國旅行者到埃及來。從最近幾年看，台灣的有一些，人陸的很少。在亞洲旅行者中，日本和韓國的最多，但他好像不太喜歡他們。說這番話時他正領着我們參觀薩拉丁古堡清真寺，入寺要脫鞋，每個人把鞋提在自己手上，坐在地毯上時要把那雙鞋子底對底側放，而不應把鞋底直接壓在地毯上，因為這等於沒有脫鞋。王大力遠遠瞟見一批韓國旅行者沒有按這個規矩做，立即虎着臉站起身來，輕聲又小我們說，「我又要教他們了。」然後用一串英語喝令他們改過來。
「我，能夠對剛剛出現在這裡的中國大陸來的旅遊者有點微詞嗎?」他想了半天才說、心翼翼地這麼問，還十分講究地用了「微詞」這個詞。經鼓勵，他一二三四脫口而出，像是憋了才良久。
「一、很少有人聽導遊講解文物，只想購物、拍照;二、每天晚上精神十足，喝酒、打牌，第二天旅遊時一臉睏倦……」
他覺得一個國家的具體形象，體現在零散的旅行者身上。現在中國遊客很少，影響還不大，今後多了，倒是一件大事。兩種古老文明見面，不獻封上年輕的國家笑話。說完，他輕鬆了，指了指薩拉丁古堡教堂一座小小的鐵製鐘樓，說：「這是法國人送的，我們埃及送給他們一個漂亮的方尖碑，樹立在他們的協和廣場，他們算是還禮，送來這麼一個不像樣子的東西，多么小氣!我們後悔了，那個方尖碑應該送給中國。中國不會那么小氣，也有接受的資格。」他說德綺良認真。
巴黎的協和廣場我曾留戀多時，頂尖鍍金的埃及方尖碑印象尤深。當時曾想，發生了那麼多大悲大喜的協和廣場幸虧有了這座埃及古碑，把歷史功過交付給了曠遠的神秘，今天才知，此間還存在着對古碑故鄉的不公平。
如果埃及當時真想把古碑送給同齡的中國，我們該回送什麼呢?[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