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的罪》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沉櫻譯《同情的罪》跋,今天六十歲以下的人,很少知道活躍在1930年左右,具有獨特風格的女小說家沉櫻的了。可是當時是引起不少人注意的。今天六十歲以上的人,也很少知道沉櫻1947年去台灣教書後,三十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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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六十歲以下的人,很少知道活躍在1930年左右,具有獨特風格的女小說家沉櫻的了。可是當時是引起不少人注意的。今天六十歲以上的人,也很少知道沉櫻1947年去台灣教書後,三十來年,除寫了很少的幾篇散文外,——少到連出個集子都湊不足,她卻譯了不少散文和小說,大概有十幾種以上,近二十種罷。值得注意的更是不在譯數的多少,而是她有了她的讀者群。象她自己說的,她的「翻譯都是閱讀的副產品」,她對世界文學「是個多年興趣不變的讀者,愛讀散文也愛讀短篇小說,讀到特別喜愛的便順手譯出」,這是由於「唯有遇到心愛的名作加以翻譯時。才能細讀深思地得到真正讀書之樂」。她似乎特別喜愛褚威格和毛姆的小說和赫曼·赫塞的散文。她比較起來更愛褚威格的小說些,她引羅曼·羅蘭的話稱褚威格為「靈魂的獵者」。「他從事心靈的探討,人性的發掘,是出自宗教家一般的悲天憫人的動機。他那不動聲色的描寫,有着使人同聲一哭的感動力,和時下一般作品中殘忍離奇的分析,冷酷無情的暴露,截然不同,這是我們應該注意分辨的。」 「他的每一本書都好象一首交響樂,有一個選擇的音質,並且有幾個段落。他的全部作品可分為幾組,每組好象一座多摺的屏風,每本書好象那屏風的一摺,獨立而又接連。」她又借了她的寫散文的女友羅蘭的話說: 「美好的小說,可能做到文字方面如詩,布局方面如畫;而其進行的節奏如音樂之順暢,其內在的意義如宗教之虔誠。」
沉櫻喜歡讀外國文學,喜歡教書之餘譯幾篇外國小說或散文,她以及她的友人,特別喜歡某作家或某幾個作家,都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在那個彈丸之地,她譯的一本《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竟一月印一次,在一年之中印了十版,以至使這位平日怕事,什麼多餘的事都不願做,沒有興致做的,使她「在一年內又印了其他九種小書」,自己譯起《蒲公英譯叢》,而且自己印刷,自己發行,居然辦起一個家庭譯文出版社來了。這樣的出版社,自然,就象我們今天說的「皮包公司」,實際什麼都是一個人干。歲數大點的人都還可以記得,在七·七事變以前的上海,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之類的地方,是不難找到的。但多半是辛辛苦苦積累下的一點錢,或是幾個窮朋友好容易湊得一點錢,幾本書出過,錢賠光後,所謂出版社也就無形消失了,至多是積壓一批賣不出的發黃髮霉的書。沉櫻卻完全不是那樣,她得到了廣大讀者群的信賴和支持,因出書而使她的接觸面廣了,「好象自己的交遊忽然廣泛」 ,如果再在劃拔單的通訊欄內看到幾句稱讚的話,「便象遇到知己,樂不可支了」 ,使她獲得 「同好」 的感覺。
靠自己印行自己的翻譯,象沉櫻這樣成功的,是我一生見到的唯一的一個人,好象她這麼輕而易舉地,毫不費力地就成功了。她的《蒲公英譯叢》共約二十幾本全是她翻譯的書,幾年的時間,不僅她未曾賠累,破產,而且獲得極廣大的讀者的聲譽,更積累了一部分足以使她渡過晚年的生活費,於是十年前她六十五歲時到美國定居。如今,她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也都成家立業,分居在美國幾個城市,可說她在渡着一個愉快的晚年。遺憾的是她既患高血壓又患柏金遜病,手腳打顫,執着握筆均感困難,寫一封信都要費幾天工夫。因為我們是親戚,經過三十多年的音訊隔絕,忽然又取得聯繫,即便一時難以謀面,也該盡情筆談才是,可是她寫字成了一種痛苦,每次來信總象打電話似的了了幾句話。大概她也覺得難以盡意吧,就將她譯的書陸續寄來了十幾本,以補書信的不足。我翻閱了幾冊,才驚嘆沉櫻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別林斯基的話的確不錯,「讀者群是文學的最高法庭,最高裁判。」 沉櫻所譯的作品可以說都是名家的名作,而她的譯文又是一筆不苟煞費苦心的。她來信中曾有這樣的話: 「老來一切更為看淡,好在無意中養成的寫作興趣竟伴我至今,成了唯一的生趣,雖然近來已不能從事,也還是盼着晚年定型的舊作的流傳。我這種心情分析起來也帶點贖罪意味。因為早年喜讀翻譯,愛慕新奇,自己提筆竟以摹仿劣譯生硬筆調為能事,在文壇上混得虛名。直到中年之後,改習翻譯,才知文字的藝術價值,痛悔前非。竭力要把中國文言的精華,溶入白話文之內。我認為文學只應推動演變,而不應實行革命。如果白話文開始便走《紅樓夢》、《儒林外史》……的路線,一定不止今天的成就。至於世界文學的介紹,只應在技巧思想方面作觀摩,絕不應作文體的摹仿。可惜我們正做了相反的事。我晚年無論是寫是譯,都儘量利用文言的簡潔豐富之美。遇到別人喜讀我的文章,便沾沾自喜,覺得暗中努力不曾白費。」對於文學革命的看法,容或值得商榷,但她譯文的精煉和流暢,的確使人讀了舒暢,據說在台灣已建了口碑。這樣說來,真可說是名作名譯了。 雜文《沉櫻譯《同情的罪》跋》原文及鑑賞 褚威格生於維也納猶太籍資產階級家庭。他的小說和傳記文學以出色的心理描寫着稱,而進入世界第一流作家的行列,被公認為藝術大師。三十年代初期,希特勒法西斯勢力在歐洲猖獗,1934年他流亡國外,1942年在絕望中與妻子一起自殺於巴西。褚威格於1922年寫的《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曾得到高爾基「由衷的讚賞」: 「我不知道有哪一位作家,能用這麼一種對於女人無限尊重而且體貼入微的態度來描寫女人……他真誠、明睿而又心地單純,不愧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高爾基稱讚的話是毫不過分的,儘管我由衷地不欣賞這位不幸的女子的那麼過分的自輕自賤,而天才作者驚人的細膩心理描寫手法,深刻地刻劃的她感情的痛苦的經歷,這個為熱情所驅使的具有純潔感情和真美的品質的高尚的女性的悲劇仍吸引着我一直讀完,而印象久久不能忘記。在這裡作者有力地控訴了畸形的資本主義社會對真正的美和真的戕害,揭露了反面人物靈魂的醜惡。我更喜愛的是《同情的罪》、《蠱》、《一個女人的二十四小時》等篇章,寫得實在太好了,他不愧被稱為靈魂的獵者。人類的形形色色的心靈,都活生生被他獵取了,然而他獨特的性格是充滿同情心地從事心靈的探討和人性的發掘,他一點也不喜歡作無情地揭露和冷酷鞭笞,這就使人產生不同的感覺。
出版社的編輯同志看見其中褚威格的三本書,提議合為一巨冊印出來,徵詢我的意見。我想,沉櫻的譯書或着作已三十多年未和國內的讀者見面了,將在台灣千萬讀者喜愛的書,印送給國內的讀者,使兩處同胞得到同樣精神上的享受,這對溝通思想,統一祖國,豈不是極有意義的事麼? 因此,我就代為作主,將書交給出版社並寫了以上的話。
(1981年8月3日於泉城)
賞析
雜文,是個很寬泛的文體概念,經魯迅親手培育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雜文,不但以其內容的充實尖銳以及鮮明的現實意義有別於古代雜文,而且在文體形式上,因物因事興感,形式豐富多采。序跋這種古老的文章樣式,便於興感立意,自然也可歸入雜文之區。 雜文《沉櫻譯《同情的罪》跋》原文及鑑賞 序跋一般都簡短精要,寫好並不容易。如毛晉在《汲古閣書跋·容齋題跋》所說: 「題跋似屬小品,非具翻才、射鵰手,莫敢道隻字。」原因是人不能掩有眾長,而寫好序跋文作者必須對所跋書籍有所研究、有所了解、還要有感情。這篇《沉櫻譯〈同情的罪〉跋》確是很有代表性的。原着者奧地利着名作家褚威格。譯書由山東文藝出版社1982年出版。
首先是,內容貼切充實,有益於讀者。序跋文寫法比較靈活,可以側重敘述作者、作品情形,也可重點議論某個問題,還可借事抒發某種見解、情懷等等。本文採取綜合介紹的方式,不但比較具體地介紹了譯者的身世、經歷和翻譯方面的成就、經驗,而且還對原着作者及其作品特點作了介紹,並予以恰當評價。對譯者,跋文強調「靠自己印行自己的翻譯」取得成功的事例; 對譯文的風格特點跋語讚賞「竭力要把中國文言的精華,溶入白話文之內」,使之達到「簡潔豐富之美」; 對原着的評價,跋文在適當指出其思想境界的不足的同時,突出強調了這位曾經得到高爾基讚賞的奧地利偉大作家褚威格,「不愧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他那驚人的細膩心理描寫手法,「不愧是靈魂的獵者」。這樣,為讀者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鑰匙。
另外,筆調親切,感情深摯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為人作序跋,要緊的是懷有深厚的感情, 正象魯迅在為殷夫的詩集《孩兒塔》寫序文時說過的如同「捏着一團火」,為了使所序詩文流布四海,感到寫序跋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義務。這篇跋文是為至親要友而寫,又是遠離祖國大陸「三十多年音訊隔絕」,靠書翰取得聯繫,而一直沒有見面的親朋寫序跋,內中情懷是可想而知的。更為重要的是沉櫻這位在三、四十年代已嶄露頭角的女小說家,經過三十多年的隔絕,重新將其譯書和着作介紹給國內的讀者,「使兩處同胞得到同樣精神上的享受,這對溝通思想,統一祖國」,其意義更為重大。因此,跋文作者「代為作主」,將沉櫻的譯着交給出版社並親為寫跋,自然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一位嚴肅的着名現代文學家,文藝批評家、雜文家的耿耿之情。
最後,還應指出的是,這篇跋語文字凝鍊,文筆流暢,內涵豐富。序跋文不宜作繁文褥節的鋪張,要求要言點精,本文善於鈎玄提要而又旁徵博引,十分中肯而令人信服地表達內容,的確是雜文筆調的重要體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