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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並不純厚》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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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並不純厚》是魯迅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老輩往往說:古人比今人純厚,心好,壽長。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現在這信仰可是動搖了。達賴啦嘛總該比平常人心好,雖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廣州開的耆英會,卻明明收集過一大批壽翁壽媼,活了一百零六歲的老太太還能穿針,有照片為證。

古今的心的好壞,較為難以比較,只好求教於詩文。古之詩人,是有名的「溫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你看夠多麼惡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閱」之後,竟沒有刪,還說什麼「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哩,好像聖人也並不以為可惡。

還有現存的最通行的《文選》,聽說如果青年作家要豐富語彙,或描寫建築,是總得看它的,但我們倘一調查裡面的作家,卻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當然,就因為心不好。經昭明太子一挑選,固然好像變成語彙祖師了,但在那時,恐怕還有個人的主張,偏激的文字。否則,這人是不傳的,試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傳,大抵是稟承意旨,草檄作頌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傳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來,翻印整部的古書,也就不無危險了。近來偶爾看見一部石印的《平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謂之不古,但其詩就不可為訓。如詠 《狐鼠》 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論天有眼,但管地無皮……。」又詠《荊公》云:「養就禍胎身始去,依然鍾阜向人青」。那指斥當路的口氣,就為今人所看不慣。「八大家」中的歐陽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學家的罷,然而那《讀李翱文》中卻有云:「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經後人一番選擇,卻就純厚起來了。後人能使古人純厚,則比古人更為純厚也可見。清朝曾有欽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詩醇》,便是由皇帝將古人做得純厚的好標本,不久也許會有人翻印,以「挽狂瀾於既倒」 的。

四月十五日。

賞析

初讀之後,這似乎是一篇說古道今的小品文。話題是 「古人並不純厚」,作者引證不少資料,娓娓動聽地向我們證明着這一個看法。確確實實的具有說服力。你看,「有名的 『溫柔敦厚』 的」「古之詩人」,而有的竟說出 「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麼「惡毒」的詛咒;而為當時一些人奉為經典的《文選》中,就有不少「個人的主張,偏激的文字」; 而《平齋文集》的「詩就不可為訓」;「八大家」中的歐陽修也曾為李翱的遭遇而悻悻不平,由此可見,古人確實何嘗純厚了?但他們又是怎樣「純厚」 了呢?魯迅進一步說:「經後人一番選擇,卻就純厚起來了。」原來,古人並不純厚,所謂 「古人純厚」 云云,只不過是 「後人」 的 「一番選擇」 的結果。

古人並不純厚。魯迅又為何要在文章中去特地加以辯別的呢? 魯迅的這番議論又是何所為而發的呢?

如果我們對魯迅當時所處的環境有進一步的了解,就知道,在這年的5月,魯迅的《南腔北調集》被當局查禁,罪名是「攻擊黨政當局」,「詆毀黨國」,而當時社會上的復古思潮又在當局的推行下,甚囂塵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古人並不純厚」以說古為由,實質上是在「論今」,批判儒家所謂「溫柔敦厚」的詩教,實際上針對當局借宣傳儒教、屠殺革命文藝以官方欽定為尊的行徑。魯迅指出: 「後人能使古人純厚,則比古人更為純厚也可見。清朝曾有欽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詩醇》,便是由皇帝將古人做得純厚的好標本,不久也許會有人翻印,以『挽狂瀾於既倒』 的。」這就從歷史的角度,指出了當局行徑的真正用心所在。

作為一篇借談古而論今的雜文,作者的觀點是鮮明的。一開始就說:「老輩往往說:古人比今人純厚,心好,壽長。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現在這信仰可是動搖了」,表明了對於前人的古人純厚說的一種懷疑和否定的態度。接着以今人古事為例來印證自己的觀點,並用含蓄的暗示,影射的手法,揭出「後人」宣揚古人純厚說的用心,在於以欽定的「溫柔敦厚」的文藝對抗革命文藝,以圖 「挽狂瀾於既倒」 的真正用心所在。

在揭露「古人敦厚」說的時候,作者沒有採取冷嘲熱諷和理論論辯的方式,而是採用擺出古今事實以「泄底」的「釜底抽薪」的方式,這種雜文的筆法,雖不顯辛辣、激烈,卻是很有力量的,讀者一讀文字,對於「古人純厚」論的底蘊,就更看得清楚了。那麼,當局借「古人純厚」論欲達到的目的,也就昭然若揭,其欺騙性也就暴露無遺了。[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