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是魯迅先生寫的一篇文章。 從去年以來一年半之間，凡有對於我們的所謂批評文字中，最使我覺得氣悶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種月刊叫作《長夜》的上面，擺出公正臉孔，說我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的話②（首先從常燕生對作者作品的攻擊說起，常燕生「擺出公正臉孔」來判定作者的作品「至少還有十年生命」）。記得前幾年，《狂飆》停刊時，同時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③發表，大意說《狂飆》攻擊魯迅，現在書店不願出版了，安知（！）不是魯迅運動了書店老闆，加以迫害？於是接着大大地頌揚北洋軍閥度量之寬宏（由上文常燕生對作者的作品的攻擊聯想到其人對作者本人的攻擊）。我還有些記性，所以在這回的公正臉孔上，仍然隱隱看見刺着那一篇鍛煉文字；一面又想起陳源教授的批評法④：先舉一些美點，以顯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許多大罪狀──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狀。將功折罪，歸根結蒂，終於是「學匪」，理應梟首掛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眾（進而聯想到陳西瀅曾經對作者的攻擊，其手段同出一轍）。所以我的經驗是：毀或無妨，譽倒可怕，有時候是極其「汲汲乎殆哉」⑤的。更何況這位常燕生先生滿身五色旗⑥氣味，即令真心許我以作品的不滅，在我也好像宣統皇帝忽然龍心大悅，欽許我死後諡為「文忠」一般。於滿肚氣悶中的滑稽之餘，仍只好誠惶誠恐，特別脫帽鞠躬，敬謝不敏之至了（以上為作者對此的看法和抒發的感想）。（此段主要敘述作者所受到的各種攻擊的情況，也就是作者後文所謂的「四面圍剿」，為後文想到如何避免這種情況作鋪墊。）
原文及賞析
但在同是《長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劉大傑先生的文章⑦──這些文章，似乎《中國的文藝論戰》上都未收載──我卻很感激的讀畢了，這或者就因為正如作者所說，和我素不相知，並無私人恩怨，夾雜其間的緣故。然而尤使我覺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設法，以為在這樣四面圍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筆，暫且出洋；並且給我忠告，說是在一個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幾張白紙，也並無什麼緊要。在僅僅一個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幾張白紙，或者全本都是白紙，或者竟全本塗成黑紙，地球也決不會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處，是三十年來，若有所悟，而還是說不出簡明扼要的綱領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轡頭了。（此段接上文，
有人給作者忠告，提出了避免受到攻擊和遭受「四面圍剿」的方法，就是「留下幾張白紙」，意即中庸守拙、韜光養晦、無所作為，作者卻由此「領悟」到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中的「轡頭」，此處的「轡頭」可理解為核心、要點。）
其口訣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須做了一通，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此段即作者「領悟」出的「做古文，做好人」的「轡頭」，後文即對此進一步闡釋。）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⑧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裡，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麼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請高等批評家梁實秋先生來說，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從俗。（此段敘述古代學作文的經過。）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⑨，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⑩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此段講解做古文如何「立意」，看似觀點鮮明、論證嚴密，實際並無明確的看法和思想傾向，也就是作者所謂的「仍舊等於一張的白紙」。）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話，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麼人去一告密，那可會「滅族」也說不定的，連主張「放諸四裔」也不行，這時他不和你來談什麼孟子孔子了。現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開國之初相仿。（不完）（此段敘述「當下」如何作文立意，作者文章到此並未寫完，想來後面還應有關於如何做人「等於一張的白紙」的論述。後文是作者收錄本文後，對本文的說明性文字。）
這是「夜記」之五的小半篇。「夜記」這東西，是我於一九二七年起，想將偶然的感想，在燈下記出，留為一集的，那年就發表了兩篇⑾。到得上海，有感於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題為《虐殺》，先講些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⑿，俄國皇帝的酷待革命黨之類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⒀，我也就藉此偷懶，不再寫下去，現在連稿子也不見了。（此段敘述作者「夜記」類的文章的創作和發表情況。）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個書店⒁去做雜誌的編輯，來托我做點隨隨便便，看起來不大頭痛的文章。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記」，立了這樣的題目。大意是想說，中國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鈔整篇，而須東拉西扯，補綴得看不出縫，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還是等於沒有做，而批評者則謂之好文章或好人。社會上的一切，什麼也沒有進步的病根就在此。當夜沒有做完，睡覺去了。第二天柔石來訪，將寫下來的給他看，他皺皺眉頭，以為說得太嚕囌一點，且怕過占了篇幅。於是我就約他另譯一篇短文，將這放下了。（此段敘述本文的創作緣由、全文的大體意思和後來沒有寫完和發表的經過。）
現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經一年有餘了，偶然從亂紙里檢出這稿子來，真不勝其悲痛。我想將全文補完，而終於做不到，剛要下筆，又立刻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所謂「人琴俱亡」⒂者，大約也就是這模樣的罷。現在只將這半篇附錄在這裡，以作柔石的記念。（此段敘述始終沒能把這篇文章補寫完的原因和把這沒有寫完的半篇文章收錄進文集的原因。）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記
注釋
①本篇在收入本書前未在報刊上發表過。
②常燕生：他是《長夜》的經常撰稿人，在該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發表的《越過了阿Q的時代以後》中說：「魯迅及其追隨者，都是思想已經落後的人。」又說：「魯迅及其追隨者在此後十年之中自然還應該有他相當的位置。」《長夜》，文藝半月刊，國家主義派分子左舜生等主辦，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創刊，同年五月停刊，共出四期。
③指常燕生的《挽狂飆》一文。參看《三閒集·吊與賀》。
④陳源的批評法：參看本卷第113頁注⑧。
⑤「汲汲乎殆哉」語出《孟子·萬章上》：「天下殆哉，岌岌乎！」
⑥五色旗：參看本卷第58頁注④。
⑦劉大傑的文章題為《吶喊與彷徨與野草》，刊於《長夜》第四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其中說：「魯迅的發表《野草》，看去似乎是到了創作的老年了。作者若不想法變換變換生活，以後恐怕再難有較大的作品罷。我誠懇地希望作者，放下呆板的生活，（不要開書店，也不要作教授）提起皮包，走上國外的旅途去，好在自己的生活史上，留下幾頁空白的地方。」劉大傑（1904～1977），湖南嶽陽人，文學史家。當時是《長夜》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⑧《馬氏文通》：清代馬建忠著，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較有系統的研究漢語語法的書。《文章作法》，夏丐尊、劉薰宇合編，一九二六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⑨「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語見《孟子·梁惠王》，「獨夫」原作「一夫」。
⑩「中庸」：語見《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據宋代朱熹註：「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⑾指收入《三閒集》中的《怎麼寫》和《在鐘樓上》二文。
⑿日本幕府的磔殺耶教徒：十六世紀天主教傳入日本後，迅速傳布全國。當時統治日本的江戶幕府（1603～1867）害怕教徒聯合反抗，於一六一一年下令禁教，並用酷刑殺害教士和教徒。一六三七年島原的天主教徒起義，幕府曾調動十餘萬軍隊進行鎮壓，殺萬餘人。幕府，一一九二年至一八六七年日本封建時代的中央軍事獨裁政權。
⒀大罵人道主義的風潮：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創造社主辦的《文化批判》、《創造月刊》上連續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人道主義者怎樣地防衛着自己？》、《「除掉」魯迅的「除掉」！》、《畢竟是醉眼陶然罷了》等文，將魯迅作為「人道主義者」進行了錯誤的批評。
⒁指上海明日書店。這裡所說的雜誌，後來沒有出版。
⒂「人琴俱亡」：晉代王徽之（字子猷）悼念王獻之（字子敬）的故事，見《世說新語·傷逝》：「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余亦卒。」[1]
魯迅
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著名文學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占最大領土的作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