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五卷5.2那一疊紙條》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那一疊紙條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借我一生。
原文欣賞
1
同濟醫院的太平間離搶救室還有一些距離。放棄搶救的最後努力後，醫院的工人要來推爸爸。我們說不，我們來推。
太平間其實是一個冷庫，排列着很多整齊的大抽屜。爸爸被推進了一個抽屜，孤單單的，冷颼颼的，只剩下了這麼一個小空間，而且這個小空間立即就要關閉。
爸爸最怕冷。一陣秋風就要穿棉襖、戴帽子。他是這座城市裡每年最早發布寒冬警報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曬，而且必須自己動手。他不太信任空調、火爐之類，只相信太陽，要親眼看着太陽的光和熱確確實實地經由被子，抵達他的身體。從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陽了。我敢於肯定，爸爸並不怎麼害怕死亡，卻會非常懼怕這個冰庫抽屜里的狹小空間。
嘭的一聲，悶悶的，抽屜關上了。我們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連自己也不敢正視，趕快回家，籌辦追悼會，以忙碌來掩蓋無奈。
為了追悼會，需要尋找合適的遺像以便懸掛，還需要尋找朋友們的通訊錄以便通知。這些都在他那個整天上鎖的抽屜里，由小弟弟余國雨去翻找。於是，一個神秘的抽屜靜靜地打開了。
說它神秘，是因為爸爸每天都會花費很長時間坐在抽屜前翻弄，而只要知道我們靠近，他總會輕輕合上。而且，次次上鎖，一次不忘。
此刻我們各自都在忙着，但我的目光時時拂動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兒也許會有一些老人的秘密，會有一些疑問的答案。
照片找出來了，誰見了都說好，當即拿到照相館去放大。我問國雨：「通訊錄找到了嗎?」「還沒有。」國雨說。這是我預料中的。二十多年前「文革」災難剛結束時媽媽就對我說：「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開除了。」
我原想，爸爸是一個溫和、謙恭的人，不會把人際交往的事情做得那樣決絕。但是我估計錯了，爸爸在這件事情上恰恰做得非常決絕，他把自己的私密空間打掃得非常乾淨，沒有留下一點有關「友情」的蛛絲馬跡。
這也就是說，在這位八旬老人的追悼會上，將不會出現他個人的任何一個朋友。
得出這個結論後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這真是人生的大手筆!
耳邊傳來國雨低低的聲音：「大哥，過來一下。」
我連忙過去，看到他從抽屜內側幾排藥品下面，找到了一個厚厚的牛皮紙袋。紙袋已經打開。這是一疊泛黃的劣質紙，大大小小，各色各樣，卻被收理得非常整齊。國雨在平靜地翻動，而我，則驀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觸。
這個差異，在於年齡。我相信與我年齡相近的人，見到這樣一疊紙張，不必先問內容，都會產生與我差不多的反應。
那些不勻的油墨，那些套紅的標題，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驚嘆號，那些拘謹的申訴，那些反覆的塗改，組合成了一種恐怖的音響，撲面而來。這就像，僅僅是屋角蜘蛛網上的幾絲白髮，樹梢殘葉間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們帶入那個不敢再想的年代。畢竟還要翻看一下。伸手前，我看到不遠處有一雙眼睛看着我，那是媽媽。悲痛不已的媽媽也看到了國雨從抽屜里翻找出來的這一疊紙，而且也快速地判斷出是什麼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動這些
紙頁，一定會一把搶過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裡，不允許他用過去的傷害再傷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卻不敢走近一步，因為她掂出了事情的重量：一個她最為了解的男人把這疊紙頁保存到死亡之後，那麼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讀的重要遺物。讀解者，是我。
2
第一疊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簡報。
翻開第一眼看到一個大標題：迎頭痛擊右傾翻案風。一看時間，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這讓我一驚，一直記得批判所謂「右傾翻案風」是一九七五年我得肝炎之後的事，怎麼一九六八年我去外地農場勞動前就批判上了?可見這是造反派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只是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運動罷了，而我們，已集體失記。
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從這些油印的大批判簡報中抄錄一些文字下來，至少讓弟弟們看一看，我們的爸爸曾被什麼樣的牙齒咬嚼過：
罪行累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余學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就靠了邊，但他賊心不死，憑他反革命兩面派的嗅覺，表面偽裝老實，企圖蒙蔽群眾，暗地裡卻在窺測方向，伺機反撲。果然，當「二月黑風」颳起之後，這個死不悔改的壞傢伙就跳了出來，公然為劉、鄧及其代理人陳丕顯翻案，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真是狗膽包天，罪上加罪。光看這一段文字，人家都會以為我爸爸是什麼大幹部，因為他居然有資格為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頭指向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又與北京高層的所謂「二月逆流」(文中所說的「二月黑風」)相關……而事實上，他是一個最普通的小職員。所謂為陳丕顯翻案，只是一句隨口閒聊被「朋友」們揭發了。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再翻下去，我實在既想哭又想笑了，造反派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無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當天斗批大會上余學文這個壞傢伙的畫皮被層層剝開了，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面前，原形畢露。但故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他還要伺機反撲，不要以為余學文是「死老虎」，這個老虎還沒有死，還要咬人，我們不要被他裝出一副可憐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繼續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堅決擊退右傾翻案妖風!
打倒劉、鄧、陶!
打倒陳、曹、楊!
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譚震林!
打倒反革命兩面派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余學文!
念念不忘階級鬥爭!
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光芒四射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這十一個口號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實在是匪夷所思。
我們可以依次看看這些口號。第一個口號不必說了，第二個口號中的『『劉、鄧、陶」，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陶鑄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第三個口號中的「陳、曹、楊」，陳即陳丕顯，原上海市委書記;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長;楊是指誰呢，我記不得了，大概是楊西光吧?不管怎麼說，也應該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
第四個口號中的譚震林，是國務院副總理，曾與陳毅、葉劍英等元帥一起在中南海的一個會議上帶頭批評「文革」極左思潮，被稱為「二月逆流」。
第五個口號中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職的將軍，楊成武曾任代理總參謀長，後來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這麼一個名單後面，爸爸一人獨占了第六個口號，真是風光極了。
但是，作為過來人，我不能沉湎於這種風光。因為我知道，簡報上所說的「當天斗批大會」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麼，「畫皮被層層剝開」中的「層層」二字意味着什麼，「這個老虎還沒有死」意味着什麼，「他裝出一副可憐相」意味着什麼，「必須舉起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意味着什麼，『『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麼!
這些，都不是空洞言詞，而是造反派的行動記錄。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當其他所有口號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復原職，天天見報，而位居第六個口號的爸爸，卻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個，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陽光要穿過厚厚的冰層照到他所在的社會底層，時間太長太長。
這就出現了第二疊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藍色複寫紙墊着抄寫的申訴書。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後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這也就是說，在「文革」結束後的四五年時間裡，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在為爸爸起草申訴書。
我越寫越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雖說他「罪行累累」，但是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卻是「為陳丕顯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訴時，陳丕顯先生早已是省委書記，後來又成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但是，又有什麼途徑，能使爸爸的申訴讓陳丕顯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麼能讓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寫得很漂亮，抄寫這些申訴時要一筆一畫地把力氣按到幾層複寫紙的最後一頁，每份申訴長達萬言，真不知花費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寫完一份原稿，他大約要花費三四個夜晚才能抄完，然後寄出。
寄的部門有好幾個，因此要複寫好幾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門的收發室不重視，每份都寄掛號，還把掛號的存根號簽，用大頭針別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頁上。現在，這些大頭針已經發銹，棕黃色的銹跡與紙頁蝕在一起。
3
在大批判簡報和申訴書底稿後面，又有回形針別着一堆紙條。
這些紙條我看第一遍時沒有看懂，再仔細地看第二第三遍，終於，淚滴落到了這些紙條上。這是一些借條。這是爸爸寫給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借條。他知道這些借條基本不會有用，卻會招來批判。批判時必須應答有關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這些借條，從文字看非常平靜，例如：我母要回鄉長居，回鄉的路費、房屋的修理費和日常生活費，共需要大約一百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裡隱藏着我家的一場大悲劇。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在僅存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害、一個被關以後不得不獨自回鄉，卻不知在鄉下何以為生，爸爸在隔離室里毫無辦法。
我沒想到的是，他還是拼將做兒子的最後責任，寫了這張借條。這張借條換來多少次批鬥，多少次毒打，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又如：
我領養的外甥女定於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場結婚。我和妻子商量了，準備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再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們能勉強成家，大約需要一百五十元，請求暫借，望予批准。
這張借條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當年在姑媽的追悼會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過這個周歲嬰兒立誓終身不婚要來養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奪過來交給我媽媽的情景，我已寫過。在爸爸寫這張借條時，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終身未婚，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對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與前去探望的媽媽商定，所送婚禮必須由叔叔留下的那隻箱子來裝載，而且稍稍像樣一點。這是一個善良家庭幾十年來一個共同行為的落腳點，但造反派怎麼會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這些話呢?
追悼會上的奪嬰，終身不婚的許諾，「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語……是他內心深處的默默承載，連我們當時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卻成了一首聖潔的家庭詩篇。還有這張借條：一九七0年度我家五個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約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這句最普通的中國話，需要注釋一下才能顯現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災難年代規定的每個中國人的用布標準，這個標準也包括邊遠地區最貧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凍，我家還沒有用過一寸!這是連當時全國最貧困的家庭也無法想象的了。當時，由於我們幾個子女外出，家裡的戶口剩下了五個人。爸爸借條上的短短一句話，今天讀來還毛骨悚然。
我可斷言，這是爸爸在隔離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襖瑟瑟發抖時寫的借條。當然還是無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溫暖。
4
爸爸寫的這些借條，使我產生一種震動。妻子見我長時間發呆，以為我是過度悲痛，其實，我是在又一次體認爸爸，並向爸爸懺悔。這種懺悔的強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僅沒有與造反派打鬥，反而向造反派借錢。
借錢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麼事業，而只是為了家人衣食。這種姿態，看來很低很俗，卻給了我當頭一擊。
這些事，本來可以由我來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為我畢竟沒有被關押。但是，我卻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人格氣節，連想也沒有想過。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問自己：為什麼當時不與我們學院的造反派頭頭們靠近一點呢?歷史事實已經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好人，我如果與其中一兩個人傾訴我家苦難，他們如果動了惻隱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組織的名義去找我爸爸單位的造反派，爸爸的處境一定會有所改變。我為什麼不可以給造反派一個笑臉，換下爸爸寫給造反派的一張借條?
那麼，接下來，我放棄的機會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說的那樣，當時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這當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確實也概括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態度，我卻為什麼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當然絕對不可能去參與那些傷害他人的大批判，但當時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風之作，我如果放鬆身段，也跟着寫幾篇，那麼，就不必在全家最艱難的歲月里發配到外地農場去了，不必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間老屋裡去了，極有可能換得稍有權勢的人的一點照顧。也就是說，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寫一些，爸爸又何必錐心泣血地寫那麼多?
以前，我一直滿意自己在災難中堅守着一系列人性、人道原則，這當然不錯，但在這個原則之下，應該還有一些活動空間來救助家人，我卻把這些空間堵死了。我錯誤地認為，所有的空間只有黑白分明的兩半，而不知道中間還有不小的灰色地帶。黑白分明?除了人性、人道原則之外，我哪裡分得清還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濁充塞，所謂乾淨也只是一種自我幻覺。我知道一切罪名都是誹謗嗎?我知道中國應該走什麼路嗎?我知道國際的價值標準和人類的終極關懷嗎?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與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別，連自認為在血淚縫隙間的學術寫作，現在一看也愚鈍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後幾步，放低姿態，儘量減少一點爸爸、媽媽和全家的實際痛苦?
大概是教育所致，我一直相信，家庭親情，應該讓位於社會大道。歷盡災難方才明白，家庭親情本是社會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饑寒交迫的時代，更是這樣。
我的新課本，就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他向造反派伸手了，而且只是索要家人溫飽。但顯而易見，他比我崇高。作為他的大兒子，而且是他被關押後家裡最大的男人，我羞愧難言。
突然想起了我們學院的陳汝衡老先生。我在前面寫到過，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裝要槍斃他的時候，一步步走到牆角後突然回身跪下，懇求道：小將，小將，不要開槍!我下有妻兒，上有老娘……
這事我當時聽到後因聯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淚，但還是沒有參透其間深義。陳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時老學究，把槍斃當真了，因此他的「臨終」表現完全出於本能。他沒有喊政治口號，沒有擺學者風度，也沒有發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懇求了，而且把歹徒稱作「小將」。
這種種動作如果被今天的大批判干將和職業誹謗者們知道，一定會上綱上線為「沒有骨氣」、「卑躬屈膝」、「軟骨蟲」、「怕死鬼」、「叛徒」、「漢奸」，就像當年的歹徒們宣布槍斃他的理由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寫詩作文卻不與國民黨鬥爭」一模一樣。但我現在看來，再也沒有別的作為，比陳汝衡先生那些本能動作更能揭示一場災難的恐怖本質的了。
與我爸爸一樣，陳汝衡先生不是英雄，但同樣是一個有家庭責任感的中國男人。[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