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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3日：三星堆又有重大发现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是古蜀文明的重要组成，三星堆沉睡千年，一醒惊天下，如今三星堆又有新发现。2022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进行阶段性成果发布。[1]
三星堆新发现
一、确认三星堆与祭祀活动有关
2020年至2022年，祭祀区共计开展发掘面积1834平方米，基本确认了祭祀区大致呈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分布范围，与北侧紧邻的三星堆城墙平行，面积将近13000平方米。
祭祀区内分布的商代遗存均与祭祀活动有关，包括1986年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以及本次新发现的6座坑，在8座坑的周边分布着矩形沟槽、小型圆形或矩形祭祀坑，以及南侧的灰沟、西北部的建筑。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坑出土有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石琮、石璧、玉凿、绿松石和象牙等珍贵文物。在现有祭祀区表面堆积之下还分布着埋藏整根象牙或相对完整玉石器的祭祀坑，表明该祭祀区延续使用时间较长，目前发掘的6座新坑为代表的祭祀遗存为该祭祀区偏晚阶段遗存。
从氨基酸残留含量和微生物活跃程度看，各坑内有机物质存在严重降解，但仍然能检测到丰富的有机物质。其中，脂肪酸分析说明祭祀坑存在明显指向动物脂肪的有机物证据。蛋白质组学检测到黄牛、野猪蛋白质成分，结合商周时期祭祀特点，黄牛、野猪很可能被用作祭品。
二、发现三星堆祭祀坑年代
本轮发掘确认了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在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后发现，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出土的陶尖底盏、陶高领罐、陶敛口瓮等与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可知除了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其余几座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为研究几座坑的年代关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新出土文物
截至2022年5月，K3、K4、K5、K6已经结束野外发掘，其中K3、K4进入整理阶段，K5、K6正在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K7、K8正在进行埋藏文物提取阶段。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文物3155件。
K3出土1293件：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件、其他15件；K4出土79件：铜器21件、玉器9件、陶器2件、象牙47件；K5提取23件：铜器2件、金器19件、玉器2件；K6只出土两件玉器；K7出土706件：铜器383件、金器52件、玉器140件、石器1件、象牙62件、其他68件；K8出土1052件：铜器68件、金器368件、玉器205件、石器34件、象牙377件。
较为典型的文物有K3的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顶坛人像、铜顶尊人头像、铜戴尖帽小立人像、戴立冠铜头像、铜爬龙器盖、铜盘龙器盖、铜大面具、铜圆口方尊、铜兽首衔鸟圆尊、铜小神兽、神树纹玉琮、刻纹玉器座，K4的铜扭头跪坐人像，K5的金面具、鸟形金饰、象牙雕刻，K6的玉刀、木箱，K7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铜顶璋龙形饰、三孔玉璧形器，K8的金面罩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神坛、铜巨型神兽、铜龙、铜着裙立人像、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
本次发掘发现了青铜大面具、扭头跪坐人像、神坛、玉刀等之前未见的器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铜器铸造工艺为范铸法和分铸法相结合，采用了铆接、芯骨等技术；通过显微观察和丝蛋白分析在多个坑中发现了丝绸，填补了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
四号坑通过植物考古明确坑内灰烬主要以竹为主，另有楠属、阔叶树材、棕榈科、芦苇、禾本科、甘蓝、大豆、菊叶香藜等，表明古蜀国的气候温暖湿润，祭祀区紧邻河边且植被茂密；残留物分析显示祭祀用牲有黄牛、野猪等，诸多新发现呈现出更加完整、丰富的三星堆遗存种类和文化内涵。
四、实证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三号坑、八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三号坑、四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三号坑、七号坑、八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
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