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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强占住宅'''

<p style="text-indent:2em;"> 钱端升的故交费正清先生曾指出，"在此后的22个年头(自1957年算)中，他住在北京的旧宅，或旧宅的一部分里，拿着少量的生活津贴，他的才能被湮没。"费正清所指"旧宅的一部分里"属于事实，并不算太唐突，文革开始后，钱端升家即所谓"旧宅"，随即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此时钱端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钱端升一家只能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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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送别学生'''

<p style="text-indent:2em;"> 1982年的时候，钱端升不顾他的身体不好，硬是参加了一个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的，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死的学生。谢泳先生亦在文章提及类似的事情。谢泳转引《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中的材料，提及了一个叫做田保生的人:田保生当年曾和凌其翰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清华大学，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参加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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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tyle="text-indent:2em;"> 但从钱端升前半生的经历和作为来说，无疑从1949年开始钱端升又是极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这二十年时间中，钱端升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术无缘，与政治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不顾知识分子的尊严底线，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对于后人来说，这只不过换得一声叹息，毕竟文革中此类悲剧包括比钱端升还要悲惨千万倍的亦不下千万人。只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来说，这次第，怎一个叹息了得?

== 人物评价 ==

<p style="text-indent:2em;"> 钱端升先生生于上海。191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赴英、美、法等国宣传抗战。他曾撰文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连续担任第一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不顾体衰多病，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各项工作，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法律顾问、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对我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