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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沱碼頭(日租界)原圖鏈接來自 微博平台 的圖片

重慶日租界,是近代中國5個日租界之一(另外4個是漢口日租界、蘇州日租界、杭州日租界和天津日租界)。是重慶開埠後帝國主義在重慶建立的第一個租界,也是帝國主義在重慶建立的惟一一個租界。[1]

背景

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本強迫清廷於1896年7月訂立中日《通商行船條約》。該條約第25款規定:「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已經或將來如有給予別國國家或臣民優例、豁除利益,日本國家及臣民亦一律享受」。日本夢寐以求的片面最惠國待遇終於到手,它可以依據這條規定在中國享受西方列強已經奪得的侵略權益,包括在通商口岸設立租界。此約簽訂後兩個月,日本就在杭州建立了租界。

不久,日本又乘勢向清廷提出了在重慶設租界的要求。早在1896年2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珍田舍己就為設租界事到重慶,意欲索取某一地段作為日本租界。

經過與清政府數年的交涉,1901年9月24日,日本「欽命駐紮重慶辦理通商事務領事官山崎桂」與「大清國欽命四川分巡川東兵備道監督重慶關兼辦通商事宜寶棻」在重慶正式簽訂《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二十二條》。這一「約書」得到了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批准。其第一款即明確規定:「重慶府城朝天門外南岸王家沱,設立日本專管租界。」其界址是:「西界自江流、自岩坎接至江流長五十丈之處,劃成直線以為限,幅寬百零五丈二尺;南界沿稅務司基地界線劃成直線,向東至距西界深四百丈為止;北界自水溝注江中心,即距南界百零五丈二尺處,劃成直線與南界直線並行,向東至距西界深四百丈為止;東界從南北線盡處劃成直解線以為限,丈尺與西界相同」。面積約701畝,呈長方形,東西長,南北窄。租借期限為30年。

租界內「警察之權,管理道路之權,及界內一切施政事宜悉歸日本領事館管理」。「租界內所有地基,由中國地方政府向原屬地主購買,交與日本商民永遠承租。」「租界內地基分上中下三等」。日本商民承租時,「上等地每畝圓銀150元,中等地圓銀145元,下等地圓銀140元,永以為率」。「所有地契以三十年為限。限滿後應換契續租。以後永遠照三十年一換之例辦理」。「界內地稅每畝繳納:上等地圓銀二元二角五分,中等地圓銀二元一角七分五厘,下等地圓銀二元一角。不另繳納錢糧捐餉等項」。「界內地基只准日本人民承租執業」。「華人只能居住營業,不能租地」。

約書》還規定,租界內日本人和其他外國僑民發生的案件,中國地方政府無權審理。日本人或其他外國僑民控告中國人的案件,中國法官不能單獨審理,須由中、日兩國法官共同會審。判決後如果日本人或其他外國僑民不滿時,應由日本領事官照會重慶海關監督共同複審。

租界設立以後,日本人先後在租界內開設的工廠、公司、洋行有友鄰火柴公司、大阪洋行、又新絲廠、武林洋行、日清公司等和「海軍集會所」。日本商民大批住進租界,日本軍艦停泊租界外之江面,這樣,王家沱日租界就成了日本控制的「國中之國」,成為日本侵略重慶乃至四川的據點。

不忍國權喪失、國民受辱的重慶人民,在王家沱租界設立後,開展了多次鬥爭。1928年,重慶各界組成重慶市民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重慶市國民廢約促進會、重慶江北巴縣自治促進會等,積極展開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活動。

隨着日本加緊侵華,重慶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鬥爭也進入高潮。1931年9月24日租期屆滿,10月24日,駐重慶的劉湘派軍警接管王家沱日租界。

收回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重慶地方政府於7月30日正式收回王家沱日租界。另有一說是1927年,中國軍隊已經接管日租界防務。到1931年10月24日,日租界已經在從外交程序上,由四川地方政府完整地從法律上收回。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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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